《江户时代（岩波日本史 第六卷）》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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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上有一个称为“近世”的时代。某家广泛研究近世社会的交流及其结构的英文期刊，把一三〇〇年前后至一八〇〇年前后的大约五百年间称为近世，这是源自欧洲的观点。一三〇〇年，东方的蒙古帝国土崩瓦解；而一八〇〇年，西方工业化开始。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形成了向外扩张的新态势，经历了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接触。 根据这种看法，近世的五百年，是欧洲无视来自亚洲各国反抗的压力向世界扩张的时代，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奴隶贸易、重商主义的时代。这有别于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强行向世界其他各国推行工业化的时期。世界受到来自近世欧洲光与影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受到强烈震荡，有的国家甚至被迫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开始反思对方的接受及抗拒情况，同时也孕育出自身的整体性意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近世社会也出现在东亚。中国视十四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的明清时代为近世，也有人将朱子学出现的南宋视为中国近世的开端。日本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进入群雄割据、经营领国、以称霸天下为目标的战国时期，一直到幕藩体制一命呜呼的十九世纪中叶，都可以称为日本的近世；其中，从十七世纪初德川家族开设幕府，直至放弃政权的时期，便称为“江户时代”。 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即日本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又远超外来文化。在江户时代，算盘这种十六世纪从中国传进日本的计算器，支撑着跨越各行业的经济活动。由中国经琉球传入的乐器，后来演变成三味线，奠定了江户时代乐曲的根基。在赴日朝鲜陶瓷工匠的苦心经营下，日本制作出了国产瓷器。 江户时代的日本，吸收东亚和欧洲文化，形成了被称为幕藩体制的政治架构。从封建领主的分权性和小农村落等角度来看，幕藩体制与中国、朝鲜相去甚远，接近欧洲。然而，面向“百姓”[3]这一群体，在儒家思想、佛教的影响下，举国上下又都以“太平”“平均”为目标，用汉字制作文件、档案等。可见，日本立足于东亚的共同基础之上，同时又彰显出自身的个性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 -
明朝崩溃伊始，许多明人纷纷逃到日本，为通商活动充当翻译。郑芝龙带动全族人继续展开复明的运动，在平户与日本的下级武士田川氏的女儿生下了福松（即郑成功）。由于明朝的海禁规条日渐松动，沿海的海上商主成为复明运动的主导，他们向日本请求援兵，希望得到物资及资金。家光的幕府政权对可行性作了一番分析，但观察事态的发展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援助。 郑成功七岁时独自一人回到中国福建省泉州安平镇，到南京的国子监求学，因蒙明朝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父亲芝龙投降清朝，母亲在安平城自杀后，郑成功依然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福州被攻破后，隆武帝被俘，郑成功逃到海上。他曾派使者前往日本请求援兵，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郑成功占领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与南洋开展贸易，积累实力，每年都派“国姓爷船”至长崎。可郑成功仍遭到穷追不舍的打击。他攻陷了荷兰人的热兰遮城，占领台湾，并遂决定以台湾为基地。 (查看原文) -
清朝是继明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王朝，清政府强迫人们留辫子，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恢复明朝末年已被废除的海禁政策。然而，反清的中国人以“唐人”自称，仍继续前来日本进行贸易，不久贸易额还超过了荷兰人。此外，流亡到日本的明朝遗民中，有人把高水准的中国文化传到了日本。其中一位便是朱舜水，他得到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任用，建造了后乐园，并在水户藩的重点项目彰考馆编纂的《大日本史》中指导整理有关礼仪的书籍与资料。 (查看原文) -
直至十七世纪中叶，标新立异的“倾奇者”盛行一时，显现出了兵农分离而导致的社会变迁。武士与农工商的分化，同时，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这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的反抗情绪爆发出来形成的现象。在旗本的喽啰与市井侠客集团的最底层中，有一群被排挤在社会秩序以外，没有主君的浪人、流浪者、异乡人、武士仆人，其中出现了一些爱打扮、追求时髦的男子，这些标奇立异者在江户、大坂的闹市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也出现在地方的城下町的市井之中，受到了藩的限制。 武士们不习惯于有秩序的社会，是因为他们是靠着战绩而获得功名的，由于忠义节操的奉献而得到恩赏。武士们的夙愿就是要得到自己的封地，将财富留给子孙。他们即便不属于标奇立异者，大多数人也经历过元龟天正时代，都对偃武秩序及个人处境怀有不满，落后于时代潮流。 (查看原文) -
“庆安事件”之后，为了防止大名无嗣家族灭绝，而造成浪人的增加，幕府便放松了禁止武士在临终前收养子的法令。大名分家，也可创建支藩，想方设法防止大名因无嗣而家族灭绝。 从武断到文治的变化，是从武力、武威的统治转换为法律、制度、礼仪、教化的统治，但这必须将中世武士改造成近世武士，为实现这一目标严惩不可缺少。一六六三年（宽文三年），幕府禁止在主君逝世后切腹殉死——殉死是以深厚的人格依附关系为依据的，比幕藩体制所依靠的身份制度更为落后于时代，容易动摇幕藩体制，使其难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合议制以及由专人负责的制度，让社会转变成了运用规则来推行的官僚制统治。在这背后，社会从畏惧神威的风气转变为了选择法威，即法治力量的精神。但是，这种法治仍是与身份制及世袭制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在民生政治之中锤炼出来的。 这个时期，也正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宽文至延宝年间。绕行东西航道的商品流通网也已经完备起来，作为社会经济基石的近世乡村的实力也更加雄厚。在幕府统治下，推行放弃基督教、皈依佛门的制度，除了在自己的直辖领地内，也在全国大名的领地内得到推行，目的是要铲除被断定为扰乱秩序的民众信仰与集团活动。 (查看原文) -
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必须将武士从“战士”改造为“役人”。直至战国时期，武士都只是结束战乱、维持自律、侍奉主君的集团，但此时必须将其变成支撑主君的行政组织。光政留下了关于近世政治的理念、明君风范的名言，他巧妙地说明了将军与大名、家臣，以及平民的关系。如：“将军拜受上天之委托，管理日本全国民众。藩主则受将军之命来管理一国之民。家老和武士则协助其主君，使人民安居乐业。”光政以严厉的言辞不断对他们进行教诲，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应转变态度，要从“乱世之忠”转变为守护平民百姓的“太平之忠”。这样一番苦心，是以藩法为立足点的大名们必须推行的，它便成为一种维持藩和国家性格的力量。 (查看原文) -
“云武士道者，当面对死亡之事”，这句批评儒教政治的武士道论，蕴含了梦幻、无常观为根本的舍身，表里如一地执行职务的理想。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池田光政提出“太平之忠”的近世的“士”，却没有使用“武士”一词——他从正面去应对这一艰难的事业。尽管武士们内心还留存着矛盾，但他们的变化也在与日俱增。贯穿着近乎极端的尚武意识的《叶隐》一书，在佐贺藩被视为禁书，不得公开。 (查看原文) -
池田光政以备前国的大洪水为契机，开始热心推行两项政策。其一是救济当前面临饥饿的众人，为复兴领地内的经济力量，强化百姓的耕作经营、年贡缴纳，为有效地实行救济奠定基础。其二是设置进谏箱，士农工商不论何种身份，皆可提出“直诉状”，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农民百姓的成长”为目标。同时，这不单为了发展经济，也是为了培养出理想的“领民”——光政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不遗余力。他主要以儒家的道德为中心，表彰善男信女，对年长者给予恩惠，创建学校，推行领民的教化。同时，对于领民的信仰，管制得比幕府更偏激且狭隘，以此来控制民心。 各地的大名要培养出“强有力的农户”，使他们心满意足，以促成藩的稳定。但是，百姓作为“循规蹈矩的农民”，组成小家庭，传宗接代，以容易到手的富裕与高贵的社会地位作为幸福的目标。大名与百姓的愿望虽然背道而驰，但从维持农户生计的角度来看，两者利害得失又是一致的。 (查看原文) -
只能称其为“前市民社会”的阶段。其特征是： 第一，以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为主，努力继承祖业。从这一点来看，从统治者身份到被鄙视者的身份都与农工商的身份相似。 第二，以精细的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各个行业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从而产生了以创建“天下第一”为目标的风气，演艺界还出现了名家表演艺术流派、机关布景装置等。 第三，祖传职业、家业与社会身份相结合，各种不同身份的成员组成了共同体、共同组织，各自聚居。每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祭祀的神，生活文化的模式日渐成熟。尽管如此，却培育出了涵盖所有身份、职业的日式衣食住的形态与性质，对美丑好恶的感觉和共通的喜好。 第四，学问、艺术、艺能的专家，例如学者、画师等开始深入民间生活。出现了许多专属贵族与武士的御用学术、艺能专家，也创造出了学者、演员、画家可以在市井之中生存的条件。民众的读写能力提高，这成为出版、演艺行业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作为广泛地区的通信、资讯机构，不单有领主的传信运货的从业者“飞脚”（官方信差），市民的邮递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不光是在江户、京都及大坂三个大都市，其余的地方城市也开展了这样的业务。由于商业利益及个人兴趣而收集最新的信息，支撑着信息共享的逐渐平等。 第六，在统治中民政范畴提高了独立性。统治发生质变，演变为管理或是行政。于是，必须标榜东亚的共通政治理念“仁政”。拥有民政技术的“地方能吏”不履行统治的实际事务，而是由官僚式的地方官出面处理。他们会提出满是批判现状意见的“献言书”，为治理地方写出清晰详尽的说明。 第七，民间上层承包的开垦与建设项目增多，甚至出现了承包传递领主指令的情况。由此，民间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另外，接受订单的竞争、有利可图的项目的私下授受，引发了官员与从业人员双方滥用特权，官民不分，相互勾结的腐败现象。 第八，要求各藩经济自负盈亏，培养各藩领地内管理生产、物流的人才，还催生出了多样化的各... (查看原文) -
德川家纲政权将统治者、武士的世界从武断转向文治。其后的德川纲吉政权，利用儒家的仁、佛教的慈对被统治者（农民、百姓）进行正面教谕、教化。然而，由于手法独断专行，反而给幕府的威望蒙上阴影。 然而，德川纲吉在堀田正俊于江户城中被刺杀后，便开始倾向于独裁。柳泽吉保等身边重臣的权力日益增大。纲吉在全国竖立奖励忠孝的公告板，以表彰孝子，立下基准颁布哀悼死者的服丧令。并且，他还亲自讲授儒学。在纲吉的周围，出现了迎合他的人群，他们强行推进动物保护政策“生类怜悯令”，压制武士、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猎户、渔夫的营生；他们关注被遗弃的儿童，其中一些人得到将军的恩泽而得到善待。追随纲吉的大名还禁止猎鹰，改变城镇、桥梁的名称，检查乡村用作驱逐野兽的猎枪是否会被用作杀害动物，即便是偶然违反了动物保护法，也能构成大罪。奉命协助建筑狗舍的藩被迫拿出大量资金，强行征用领地内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暗地里称德川纲吉为“犬公方”。 (查看原文) -
在从战国军团转变为政治机构的过程中，只有一位当权者能攀上大名的地位，他会受到整个家族以及有势力的部下的反抗而地位不稳，因此，每当要推行某项政策、涉及领地及继承权问题时，都会使家臣集团一分为二，进而发展成政治斗争。 幕府否定浪人以讨伐仇敌重归社会的复仇行动，却无法对将为主公复仇视作义举的世态人心熟视无睹，即人们推崇家臣的献身性忠义，以及为主君雪耻、为名誉而死的武士道精神。这种呼声与对德川纲吉草率处置大名的批评相互交织，当局企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以保全幕府的威信。 (查看原文) -
德川吉宗是纪州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得赐越前国（今福井县）的三万石所领，由于三位兄长相继逝世，他便继承了纪州藩五十五万石的领地，当了十二年藩主，其间曾致力于解决财政困难。他位居将军之位长达三十年之久，主导了享保年间的改革。德川吉宗主导着政治、行政、财政改革，但他本人却并非有教养之人。他为实行系统的法治而开始整顿，目标是普及教化来控制民心。他热衷于节俭和米价对策，而被冠以“野暮[8]将军”“米将军”的绰号。这一切与其说是得益于吉宗的才智，倒不如说是缘于他的政治意图。德川吉宗企图缓解日积月累的内部矛盾和民间社会越来越复杂的对立情绪。 《公事方御定书》是第一部幕府编纂的诉讼判例集，也称《御定书百条》。《御定书百条》并非制定出了新法律，但大多反映了具有改革意愿的享保年间的法令。其中，包含促进判决、限制流放刑罚、缓和酷刑、限制连坐及拷问、制定诉讼时效等，可见司法领域也在迈向文治。还有许多关于田地的永久买卖、土地抵押、信贷等的规定。社会上的金融、信用交易变得日益频繁而复杂，获得抵押土地的人增多，变成地主的人在不断增加，由此推动了土地兼并与农田状况的变化。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些都是回应民间社会活力的政治表现。 (查看原文) -
日本的土地制度自元禄年间开始，得到大量抵押土地的地主人数在不断增长，到此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按照惯例，一旦过了贷款证明书上规定的期限，只要能够全额归还本息便可赎回自己的土地。虽然这种习惯根深蒂固，却不能阻止土地兼并的势头愈演愈烈。 (查看原文) -
田中休愚在献言书中反复批评那些一心只顾自己一本万利的买卖、拼命炫富的商人。他们的生意导致一切事物都被严重的商品化，从而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与此同时，凭借品类的丰富、消费水平的提高，商业活动推进了全国的均等，统治者及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依赖商业活动。商业是牵动民间社会的火车头。 正如井原西鹤在小说《日本永代藏》中警告的那样：商人早起如多得五两银、凭借家业可赚得二十两、夜里加班又赚八两、节俭开销如多赚十两、身体健康又如得七两，把这些欲望混在一起，应像按照药方一般早晚饮用。社会上出现了追求利润、贪得无厌，自己却像佛教修行般过着朴素生活的商人，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凭借勤奋，去实现家传祖业世代不衰的理想。 (查看原文) -
针对拉库斯曼乘坐军舰来到日本的举动，松平定信制定出强化海防及虾夷地区的防守策略，并亲自巡视海岸。松平定信心里明白，俄罗斯前来通商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但在表面上，他仍强调要坚守锁国的祖法，此时，比起海禁而言，日本更倾向于实行锁国政策。 他取缔违法的地方官，为了将年贡米作为幕府财政的基础，以增加农户及复耕荒废土地为目标。松平定信鼓励农民重新回到农村，借给他们农具及种子，在各地设置稻仓以防发生饥荒。由于松平定信在中央政权所在的都市江户经历过平民暴乱，因此，防止骚乱再次发生成了他的都市政策的课题。松平定信设立了石川岛流民收容所，为他们介绍工作。松平定信颁布了“七分积金令”救济贫民，命令江户各街区设立町会所，给自愿归还农村者发放经费，降低因紧急情况而瞬间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定信准确认识到，时局正处于“下层势力将自然而然地凌驾于上层社会”的危机之中（《愚意之觉》）。 在流通领域，除了调节米价之外，松平定信还努力提高与京都、大坂相对的关东经济圈的地位。为了对抗来自京都、大坂酿造的酒类，他命令当地的富豪农户试酿上等酒。在金融方面，实行低息的官方贷款，试图降低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为了缓解将军手下直参武士的财政困难，发布了“免债令”，为此江户富商的损失高达百万两白银之多。在文教方面，加强对出版的控制，同时又将八千六百余名行善者的事迹编成《孝义录》，禁止传播异端邪说，振兴朱子学，以培养幕府的官僚。 这些改革的措施及法制的施行，为明治维新准备了必要条件。“大政委任论”等经过了被称为“宽政遗老”的幕府政务的高官时代，其中的许多内容一直持续到了幕府末期。松平定信在一七九三年（宽政五年）被罢免，原因除“大御所问题”外，还有当与朝廷关系紧张的德川家齐打算把父亲德川治济迎进江户城内的“西之丸”城堡时，松平定信提出了劝谏；此外，还有公仪的上上下下都以“水至清则无鱼”的理由，来反抗松平定信的清廉政治。 (查看原文) -
幕府登台时，就承诺要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但两百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天下太平的承诺被外国商船、军舰前来迫使通商，强行开展港湾探测的“外患”给击碎了。虽然这是世界时势所迫，但民众对幕府的认可与归顺，是基于天下由乱到治的回天功绩，赞同幕府提高军事力量来确保太平无事。但是，事到如今，外患使民众对幕府的感激和信赖急速减退。在国内，幕府虽极力钳制大名的反叛，大盐之乱还是演变成了一场市区的巷战。幕府起初对百姓一揆不诉诸武力，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宣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大开杀戒，开始使用实弹射击来对付一揆势力。幕府不再是具有包容力的民众保护者了。 安住（安民）的另一个含义，是保证农民能够在社会立足，然而幕府的这项机能已经耗损殆尽。与起初的幕藩体制对照来看，社会并非一成不变，法制、规则、制度、机构，随着官府与官员的统治不同也会发生变化，治理民众的政治手段也在进步。然而，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已经脱离了当局的控制，臃肿不堪，急速发生变化。其中善恶并存，充满活力，这种力量是依靠身份制与世袭制，由将军、大名构成的幕府，以及有高度自律性的藩组织都无法控制的。幕府与藩更是无力管理上层富豪的经济活动。农工商阶级生活安定，日益成熟，他们的文化水准虽然提高了，然而他们的爱好、伦理却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于是出现了下层贫民、游民、居无定所者、恶棍，使社会不断流动变化，而无法稳定下来。 本来，统治者也想改弦更张，重整旗鼓。不光对中下级武士的提拔现象有增无减，还有藩开始出售武士身份（“卖禄”“金上侍”）。商人还会承担幕府与藩在财政困难时摊派下来的临时赋税、捐款等，以此来换得“称姓带刀”的士族资格，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于是，虽然从中也曾出现过超越原有身份发挥自己才华的人才，但要重建藩统治的社会却不可能了，为政者的无能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强行将家臣的俸禄变成借款而收归己有，有的藩还奖励家臣去兼职开发... (查看原文) -
从佩里来航开始，政局紧迫起来，以变革国家为目标的尊王攘夷运动、公武合体运动、倒幕运动的领导者，或是提出各种政权构想的领导者，他们大多都来自“武士世界”，虽有上级武士与下级武士之区别，但都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以上的领导者历练。在幕末即便是民众也已经全部政治化了。然而民众的政治化并非会朝着天下国家论的方向发展，一般都会止步于村町社会的地方政治范围之内。 (查看原文) -
决定历史发展起跳台的高度与方向的，是近世社会已经准备好的先决条件，还有从近世社会的矛盾之中所萌生的历史趋势，一切社会因素都会使二者相互结合起来。尽管有人才能超凡脱俗，但被历史选中的人物必须为三千万日本人所能接受，而并非仅仅因为某人能解决与列强对峙的历史性课题，他就能够决定日本发展的方向。江户时代在开始之际便做出了“太平盛世”与“百姓安居”的历史性承诺，在这个承诺破灭的过程中，民众对以德川氏为核心的幕府的感恩心和依赖感都大大减弱，与幕府背离的趋势日趋明显。对于当时尚未成形却已经呼之欲出的“新政府”而言，依赖幕藩体制陈旧的身份制度或职能分配来维持统治已不可行，建立一种基于“万民平等论”（东亚常见普遍存在的缺乏民众主权论的民本思想）的不同政治形态众望所归，这种政治形态正是社会上下所渴求的。 (查看原文) -
关于政治形态的细节，只能委托给统治阶层和领导者们去思考。谈论政治构想之人，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都必须将以下两点作为立论的基础，即实现民间社会目标的“万民平等论”，拆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古老壁垒。这样一来，选拔人才、实现公议公论等，多种多样的想法就会相互碰撞。万民平等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尽管这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仅仅是一种与站在君主立场上的观点混合而成的思想。即便如此，作为明治国家基础的“华族”与“臣民”的形成，也并非源自民众改变世道的愿望，而是明治国家按照自己“御一新”的意志，去创造“国民”的结果。明治新政府阶段的“平民”一词，体现了打破“士农工商”壁垒的时代思潮。 (查看原文)
作者: [日] 深谷克己
原作名: 江戸時代: 日本の歴史【6】
isbn: 751333885X
书名: 江户时代（岩波日本史 第六卷）
页数: 276
译者: 梁安玉
定价: 62.00元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20-8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