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佞佛与废教事初探》的原文摘录

  • 建德六年元月,周武帝吞并北齐,进而将废佛道二教的政策推行到原北齐境内。按照周武帝的个人爱好,在废教的同时要听听当事人的意见,于是将五百位北齐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招到宫廷,但是除了慧远之外,竟然无人对废教提出抗议,法上甚至对慧远讲出“非汝咎也”这样颇有责怪的话来。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并不是北齐佛教界缺乏以身殉法的高僧,而是反映了北齐佛教高层对于北齐佛教发展现状的极度不满,所以将周武废教看作一次休克疗法。在这之后,原北齐佛教界高僧策划了两次直接面对北周皇帝,要求复兴佛法的行动。这两个行动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一定程度上促使佛教的复兴。从任道林的对答和王明广的上书可以看到,僧侣对于三教关系、政教关系、佛教自身的问题的反思,佛教在废教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缺陷,与中国世俗社会的相处更加融洽。 (查看原文)
    简方竹 2024-04-23 10:50:05
    —— 引自章节:第三节 废教背景下的原北齐高僧的行为探析
  • 本书讨论了南北朝时期帝制国家和佛教的互动关系。在南朝,佛教的生存空间相对比较宽松,佛教按照般若学、涅槃学、成实学这样的理路逐步演进,最终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这样的汉传佛教的教派。帝制国家之所以可以给佛教提供这样的空间,是因为南朝的皇权并不稳定,帝王在制度和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上需要佛教界的援手,所以僧官制度、谶语、祥瑞、神僧等政治文化现象被制作出来,梁武帝更是希望借助般若学重铸建康地区士林文化。北朝是移民融合形成稳定社会的过渡时代,皇权被“小人集团”间接把持,佛教的发展生态并不是特别健康,游移在废教与不正常的扩张之间。隋统一之后,道俗之间回环的余地逐渐变得狭小,在合法性的营造、移风易俗方面,皇权仍然需要高僧的援手,但是整个佛教界在人力、物力获得方面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大一统下不仅仅是政府控制力的增加,科举制形成的新文化类型也是佛教将要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东晋南朝以来,佛教赖以生存的门阀士族以及士林文化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势下,无论是南朝模式还是北朝模式施展的空间都比较受限,中国化的佛教派别也是前途黯淡。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面向民间的净土法门在社会的巨变中逐渐壮大。 (查看原文)
    简方竹 2024-04-24 09:29:03
    —— 引自章节:结语 昙鸾的启发
  • 所谓“小人集团”,就是北魏征服各政权之后,迁徙到平城的民众。这些人身份低贱,大概是奴婢的性质,在平城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服务业,服务的对象包括宫廷在内的征服阶层。低贱的身份使得这批人更容易放弃血缘和地域的歧视,同仇敌忾,为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而团结在一起。这批人虽然出身低贱,但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十六国诸政权中的中上层的人,在政治、文化上的能力甚至要超过征服者拓跋贵族。从某种程度上说,平城控制在“小人集团”手中并不过分。 (查看原文)
    简方竹 2024-04-24 09:33:29
    —— 引自章节:引论 佞佛与废教
  • 南朝和北朝,其帝制形态表现为皇权相对受限。在这种形态下,皇权很难作为国家的代表对佛教进行限制,所以佛教总体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在南朝,皇权对于佛教有依赖,但是佛教的发展危害到皇权的时候,皇权也会以国家的名义加以限制,所以南朝的佛教发展并未失去控制。北魏皇权被“小人集团”控制,皇帝不可能动用国家名义来限制佛教,而“小人集团”中的权力人士并不会为了国家利益而限制自己的信仰,因此佛教会发展到伤害整个社会正常再生产的进行。 (查看原文)
    简方竹 2024-04-24 09:35:54
    —— 引自章节:引论 佞佛与废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