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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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力。并将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如有人所说，在美国“卓尔不群是不得体的事情“，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其野蛮特征一览无余。
就好像冰山在安达鲁西亚平原炎热如火的背景之映衬下漂流而过一样。
速度是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它并不比构成要素更有意义，但它可以使时间和空间归于无效，一种荒谬只有通过另一种荒谬来克服。对人类而言，征服毫无意义的宇宙时空是一个事关荣誉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代人沉溺于纯粹的速度，聊以消除空间，湮灭时间，并从中获得童稚般乐趣的时候，委实不必大惊小怪。
就让我们顺着另一个侧面，一个更加危险的坡面侧滑而下吧。
生活并不能选择自己的世界，从一开始它就只能在一个既定的、无法改变的世界中发现自己：这个世界亦即当下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即将降临于我们的命运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命运的定数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装置：我们被抛入存在，不像一颗子弹从枪管中射出那样，它的弹道已经被绝对地限定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当下的、实际的世界——所承受的命运，与子弹的这种定数恰恰相反：我们被强加的并不只一条轨道，而是多条轨道，因此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大众新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一览无遗：他们没有治理的能力，却决意要统治这个社会。……其关键在于我们所说的“智识上的冥顽与封闭。“大众的头脑中满是一些奇思怪想，但他们却缺乏理论化的能力。
一场闹剧的狂飙目前正以各种形式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人们所采取的一切立场与姿态都是错误的；人类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我们真实的命运，对其显著的迹象视而不见，对其深切的呼声充耳不闻，避免直接面对“我们不得不成为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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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说起“少数精英”时，不怀好意者通常会歪曲这一称呼的含义，而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少数精英并不是指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而是指那些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最基本的划分，即把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后一种类型的人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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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明天这个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窃喜，因为正是这种前途的不确定性，这种视界对一切偶然性的开放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峰回路转的戏剧效应，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圆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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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一种状态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各种各样的前进，因为它们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的存在获得了可能性的特征，我们必须对这些可能性做出选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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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或者说我们可能的存在总是远远大于我们的命运或我们实际的存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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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众的形成往往意味着构成其个人的欲望、想法、生活方式等的不谋而合。
在那些并不以人数众多或群集为特征的群体里，成员之间默契的形成依靠的是愿望、观念或理想的契合等，其在本质上就已经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为了形成一个精英群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每一位成员要以特殊且相对个性化的原因将自己与大多数区分开来。在精英群体中，成员们彼此之间关系的缔结，次要于并让位于他们首先各自建立起的独具个性的态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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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能够清楚地判断出他是否属于“大众人”。大众人毫不在意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价值——无论好还是不好，而是通过自己“是否与其他人一样”来做出判断，对此他非但不会感到任何困扰，事实上，反而会因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而倍感欣慰。
大众中的“每个人”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每个人”，正常情况下，“每个人”中包含着群众以及各种相异的存在，尤其是少数派群体。而如今，“每个人”是仅针对大众而存在的概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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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自信具有惊人的创造力，哪怕根本不知道该去创造些什么。人们将自己视为万物之主，却又不能左右自己的人生，从而迷失于坐享的丰盛之中。现在可供使用的方法、知识以及技术均远远多于过去，但事实却证明，如今的世界与过去最糟糕的时代如出一辙，一切仍只是无根的漂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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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统治者的角色由大众扮演，于是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大众。并不能将此简单等同于民主政治或者普选时期出现的情况。在普选时代，大众并没有决定权，他们的作用无非是去支持某一或另一少数派所做出的决定。正是少数派提出了他们的“规划”。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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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历史无法被预言显然是错误的，它已经无数次为人们所预言。如果未来连被预测的机会都不予存在的话，那么其趋势无论是满足于当下还是回到过去都无法被理解。所谓历史学家不过是先知的另一种说法。
让我们在对当今大众所作的心理学分析量表中记录如下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生命愿望和由此连带的人格不受控制地膨胀，二是对使其生活的安逸享乐成为可能的付出之彻底的忘恩负义。将以上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便勾勒出被宠坏的孩子那众所周知的心理状态。
新一代的平民已经被身处其中的世界给宠坏了。所谓溺爱就是对他们的种种任性均不予限制，让他们产生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到许可、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义务的印象。在这种政体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不曾体会过任何对自身的限制。由于一切外部限制、一切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碰撞都被移除了，他们竟逐渐真的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存在，并且习惯于凡事不为他者着想，尤其不会想到还能有人较自己更为优秀卓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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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特权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让步或恩惠，恰恰相反，那是靠他们的征服得来的。从原则上来讲，特权的维持在于享有特权之人对此再次征服的能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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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人类天性的暴力倾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意味着对理性和公正的最大贡献。因为被激怒的理性正是让人陷入暴怒的原因，实际上，暴力才是理性的终极。习惯上对这一表述持有的讽刺态度其实相当愚蠢，因为它恰恰清楚地指出了从前对力量的服从正是理性的方法。文明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提高达到理性终极的阈值。
文明的首要前提，就是共同生活的愿望。一个人对他人有多视而不见，决定了他的不开化及野蛮的程度。野蛮实际上就是一种分裂的倾向。相应地，每一段野蛮时期中人类都分散而居，都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小群体，并且彼此间抱以敌对态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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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将共同生活作为最崇高事业的政治形式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它将为他人着想的决心发挥到了极致，并且是“间接行动”的典型。自由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公共权力尽管拥有无上力量，却仍需自我限制，即使以其自身为代价，也要尽量在其所统治的国家里，为那些思考与感受均不同于强者——也就是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同——之人留出足够的空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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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并非“恰如其分地就在那里”，它从来不是自生自灭的。文明是人造的产物并且需要艺术家或工匠给予不断的支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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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公共事务秩序良好的环境中，大众都不该作为独立行动的部分，安守本分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诞生到世界上，正是为了被指导、被影响、被代表以及被组织的，甚至也是为了不再成为大众——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渴望如此。但这一切都不是靠其自身就可以完成的，他们需要将生命托付给由优秀的少数精英所构成的更高权威。对于究竟优秀的精英为何许人也的问题可以随意地展开讨论，但无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人类就会难以保持其本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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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国家是文明最显而易见，也最具声势的产物。而如果对大众人于国家一事上所采取的态度稍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大众人仰慕、钦佩国家，了解它就在那里保护着自己的安全；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国家同样是一件由特定人群发明创造出来的人工产物，需要由人类的美德与基本品质去支撑维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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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是没有自己的观点的，需要从外界将一切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就像给机器部件加润滑油一样。因此，权威极有必要由某种精神力量所掌握并施行，以便没有想法的人——亦即人群中的大多数——能够开始拥有观点。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世界的日常生活将会乱作一团，甚至陷入一派历史的虚空之中，有机的组织结构全面缺失。因此，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缺乏掌权之人，并且按照这个缺少的比例来看，混乱将会统治整个人类。而与此相似的，任何权力的取代、权威的改变，都意味着观点的变化，因而无疑都会带来历史重心的移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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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自己孑然一身后，生命就彻底迷失了。纯粹的利己主义是一个迷宫，这并不难理解。真正的生活是被指引着去实现些什么，去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这个目标不是个人的动机，也不是个人的生命本身，而是个人将生命付诸其中并最终从中解脱出来、实现超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任性地决定独自埋首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么他就会停滞不前，困守原地，绕着同一个原点不断打转。这就像一座迷宫，像一条不会指引我们抵达任何地方的死路，它的自我本就已经迷失，内在的所有一切不过都是不停地打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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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认为：群体只有低下的推理能力，但却有高超的想象能力，并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所以真正理性的东西并不能吸引群众，高深的观念往往要经过一番生动、形象的造，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以，影响和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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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本文开头对精英与普通人所做的对比：前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后者对自己放松懈怠，仅仅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样子，甚至还有些自鸣得意。（能够摆脱通常观念之束缚的是优异卓绝之士，而非实质上生活在奴役状态中的平庸之辈。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除非能够致力于一项超越的事业，否则生活断无意味可言。因此，他不会把自己为之服务的必然性看作是一种压迫，相反，当这种必然性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缺失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焦虑不安，并竭力寻求更为苛严的新的准则加诸己身。这是把存在当作一条纪律的生活，亦是高贵的生活，高贵的定义标准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义务，而不是权利。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