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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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范式人回答那个在我心里憋了十六年的问题：“你为什么1938年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长江局，说我和任铁锋是从闽东逃跑出来的呢？” 范式人说：“十九路军‘闽变’后释放政治犯，我才从福州监狱出来回到闽东，在红军独立团第16连任指导员，特委上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你们怎么离开闽东我也不太清楚。1935年后不见你们的踪影，就猜想可能是从闽东逃跑走了。1938年听说你在湖北工作，所以向长江局发了那份电报。” 我说：“好家伙，你这一猜想差点没开除我的党籍！” ……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 …… 省、市委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做出正式结论，指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对此结论，1957年1月21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 第三次受审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离开闽东这段历史，又被原中央专案组“一办”陶铸专案组列为“有关案犯”，进行了长时间的所谓“审查”。 ……1979年10月10日中央组织部复查意见认为：调查材料证明，……曾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我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七个字，不禁百感交集、泪如泉涌…… (查看原文)

  censored dump 7赞 2026-04-15 18:31:26

• 1932年1月，我随蔡协民一同回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我原打算稍作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儿子送回老家。 一到厦门在旅馆里住下，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就来看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起我的打算，请他们批准我的假期。王海萍则百般劝说，又是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啦；又是路程遥远，车船转换麻烦啦；又是担心大人小孩晕车晕船，弄不好会病倒在路上啦；又是来回要两个多月，耽误工作啦…… …… 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的同志。叶延环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他结婚四年未有生育，很想领养个孩子。党组织已预收了100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我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这哪是送？这是卖！ …… 我无可奈何地对王海萍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 其实，我也是舍不得将小铁牛送人的。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送掉亲生骨肉宛如从娘心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小铁牛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如今要送人了，今生今世难说再见到，我的心情也是难以言喻的。 (查看原文)

  censored dump 1 回复 6赞 2026-04-13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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