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惯的心灵》的原文摘录
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米索博乃思是这么说的，这一人生格言听起来似曾相识，饱含智慧。可以想见，从充斥市面的言情小说、流行心理学快餐读物那里，你听到过它的诸多版本。但是，作为我们在本章中所说的重大谬误，也就是关于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违逆了我们所知的古典智慧。在本章开篇，我们引用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的话，不费吹灰之力，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文明传统中找到所见略同的引语，比如佛陀（“境由心生”），或者莎士比亚（“世间本无善或恶，全凭个人怎样的想法而定”），或者弥尔顿（“心灵是个自主的地方念起，地狱天堂，一念灭，天堂地狱”）。
许多文明传统中的圣贤，在这里都所见略同，他们洞察到，情绪总是难以抗拒的，但却往往不可靠。情绪一上来，经常会扭曲现实，蒙蔽心灵，毫无必要地破坏我们的关系。要活得幸福、成熟，即便只是不闭塞，也要求我们抛弃情感推论的谬误，学会挑战我们的感觉。感觉是真实的：有些时候们指引我们，洞察到理智不曾察觉的真相，但有些时候，跟着感觉走，就会误人歧途。 (查看原文 )
这么多家长守在孩子身边，眼睛不眨地监督着他们，并不只是为了人身安全，还要确保孩子们做好功课，认真准备考试。有些父母可能会认为，不计代价，让他们的孩子竭尽所能，在进阶课程中取得成功，这么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坚毅”（grit）。但是，人们常常会误解坚毅，把它当作无需热情的耐性，这是可悲的”，《坚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思告诉我们， “坚持不懈，却没有热情，这纯粹是在服苦役。”这位心理学教授期待年轻人“全身心投入，追求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内在满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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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十来岁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出全国平均数据的4倍。“
但正是这些富裕的、充满高度竞争的精英学区，给美国顶尖大学输送了最大部分的生源。“学生在学业上准备好了，但如何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压根没有做好准备，”格雷如是说，“这种状况要归因于他们缺乏处理日常问题的机会。”一个悖论发生在美国中上阶层的生活之中：为了帮助子女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家长和学校必须去做一些事，而一旦孩子们开始读大学，这些事却反过来变成制约他们成长的因素。 (查看原文 )
“关于脆弱的谬误” - 凡是不能毁灭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但问题是，教育孩子们，失败、受辱的经验会造成无法摆脱的伤害，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有害的。
人类需要身体和心智上的挑战和刺激，否则我们就会退化。
例如：四体不勤会导致肌肉萎缩，使关节讲话，心肺功能衰减，血液凝结成块。没有地标整理所带来的的挑战，宇航员就会出现肌肉和关节退化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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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们，如同许多复杂系统，是反脆弱的。他们的电脑需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输入，才能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如免疫系统，孩子们必需面对挑战和压力（当然要考虑到年龄，循序渐进，不能超限度），否则他们就没办法成长，长成为坚强的成年人，游刃有余地同身边的人和观念打交道，即便这会挑战他们的信念和道德观。
安全主义把安全请上了神坛——着迷于消除威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最终发展到不可做任何妥协的地步，即便有其他实用和道德因素的要求，大人们也不愿做合理的取舍。安全注意是对年轻人的一种剥夺，他们因此失去的，恰是反脆弱的心灵所需要的经验。越保护，越脆弱，越焦虑，动辄视自己自己为受害者。 (查看原文 )
真正让我们恐惧并焦虑的，并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我们思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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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却表明，后果很严重。研究者后来终于发现，花生过症近年来之所以激增，愿因正在1年代开始，美国的父母和老师开始保护儿童，让他们不与花生有任何接触。2015年2月，一项权威的研究发布。这项研究名为“花生过敏早知道”（LEAP， Learning Early About PeanutAlg），基于如下假定，“自婴儿期起若经常食用花生制品，身体就会形成一种保护性的免疫反应，而不是过敏式的免疫反应”。研究团队招募了640名婴儿（从4个月到11个月大）的父母。 (查看原文 )
结果令人吃惊。首先看那些“被保护起来”远离花生的孩子们，产生对花生过敏的比例竟高达17%。反观另外一组有意安排接触花生食品的孩子，同比数据只有3%。正如其中一位研究者在访谈中所言，“这么些年来，过敏症专家总在建议，为了防止食物过敏，婴幼儿应当避免食用如花生这样的过敏源食物。可我们的研究发现，此类建议恰恰是错误的，反而加了花生和其他食品过敏症的蔓延”。合情合理！免疫系统可以说是人体进化工程的奇迹。这个系统自身无法预见到幼童可能遭遇到的所有病原体和寄生物一尤其是对于我们人类这一个流动并且杂食的物种来说，更是如此一一所以（通过自然选择），就其“设计”而言，免疫系统可以从幼年期经验中迅速学习。人体免疫组织是一种复杂的调适系统，作为一种动态的系统，它有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并进化。（免疫系统之要，恰恰是接触各种各样的食物、细菌，甚至是寄生虫，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形成能力，一方面对付真正的威胁（如感染性咽喉炎的细菌），形成免疫反应；另一方面则忽略虚假的威胁（如花生蛋白）。疫苗所用的就是相同的逻辑。幼年时接种疫苗让我们更健康，原因并不是减少现实世界的威胁（“在校园内禁止微生物！），而是让孩童们接触到以小剂量形式存在的此类威胁，从而使他们的免疫系统有机会去学习，如何在未来防范诸如此类的威胁。
这就是所谓卫生假设（ hygene ）ype thesis9的根据，至此为止，它为下述现象提供了最充分的解释，为什么国家越富裕，环境越清洁，过敏人口的比例反而越高一前述进步导致问题的又一例证。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对此假设有如下精准的解释，使我们可以将此假设同本书之任务联系起来。
多亏了卫生、抗生素以及几乎消失的户外玩耍，现如今的儿童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生活中随处可见细菌类微生物。也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免疫系统在发育时就会对实际上没有威胁的物质产生过度反应一一... (查看原文 )
This is the way to win hearts, minds, and votes: you must appeal to the elephant (intuitive and emotional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rider (reasoning). (查看原文 )
孩童们，如同许多复杂系统，是反脆弱的。他们的大脑需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各种输入，才能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 (查看原文 )
接下来出现的是”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搜索引擎和YouTube从算法上就已经过设计，会给你推送更多看起来你感兴趣的内容，结果就是，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落入都同外界隔绝起来的道德矩阵之中，支撑起它们的，是彼此对立的信息世界。对于那些我们无法苟同的人们，可以同他们永不相见，无论在物理世界还是电子空间。这就让确证偏差、团体思维和部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将我们进一步驱散开来。 (查看原文 )
然而，在尊严文化中，决斗看起来荒诞可笑。在奋斗于人生道路上时，人们应当有足够的自控力，心无旁骛，将挑衅轻慢、龃龉不快都置之度外。深陷严重的冲突或者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我们应当信赖法律或行政的救济，但若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寻求这种帮助，则有失体面，因为我们本应自行解决这些小问题。明察事理，是尊严文化的一项关键要素；面对异见分歧、无心之轻慢，甚或直接的冒犯，人们不应视之为对自身尊严的威胁，以至于非要做成回应不可。 (查看原文 )
我们所目睹的大学校园那些事，例证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研究的一种情境。进入这一状态后，共同体就一门心思地追求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坚信它必须挖出内部的敌人，施以应有的惩罚，这样才能让自身团结起来。 (查看原文 )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群体，还是社群，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有机体的存在一一作为社会实体，它们都有一种内生的慢性需求，不仅要增强它们内部的凝聚，还要提升共同的道德秩序感。在涂尔干的笔下，人具有“双重性”(homo duplex)或者说“两个层面”(two-level man)。
生而为人，我们作为个体，都很擅于追逐日常的目标［涂尔干将这一层称为“世俗的”（profane）或者平常的］。但是，我们也有能力短暂地进入一个更高的集体层面，涂尔干称之为“神圣的”（sacred）的层面。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类还可以进入一类不同的情感，但只有在我们作为集体之一部分时才会体验到如“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感觉。在涂尔干笔下，只有当一个群体聚集在一处，达到某种合众为一的状态时，才会产生这样的社会“电流”（electricity）。（当你投身于团体竞技运动、在唱诗班合唱或者参加宗教礼拜时，你可能会找到这样的感觉。）一日之中，人们可能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往返几个回合，而宗教仪式功能之所在，就是要将人们拉升到更高的集体层面，让他们和群体同呼吸，而在他们的群体身份和忠诚得到强化后，再让他们重返日常的世俗生活。人们在一起唱歌跳舞，或者齐声吟诵，这样的仪式具有格外强大的感召力。
涂尔干的理论是非常锋利的分析工具，人类历史上有时会发生突如其来的道德主义暴力，局外人如雾里看花，而涂尔干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中的端倪。如柏格森所言，大多数的政治猎巫都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来势汹汹；它们所指控的,是以集体为对象的罪行；追究起来，罪行经常只是琐碎小事,甚至无中生有。 (查看原文 )
左派学生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了，我们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错误。但我们确实要呼吁，对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而言，立场的多样性必不可少，反过来说，立场的同质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会让某个共同体容易陷入群体思维和正统化的误区。既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师生群体中就是温和派缩水，而自由派扩容的进程，再加上自2012年起，学生群体内的左转趋势加速推进，那么我们大可以期待，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文化和社会互动会发生某些变化，在2012年后尤其如此。
当年3月15日，校园的紧张局势已经在不断升级了，也在这一天，生物学教授布雷特，温斯坦(Bret Weinstein),其在政治谱系上属于自由派，向长青学院全体教员群发了电子邮件，谈及即将在4月举行的本年度“缺席日”(Day of Absence)活动，对其具体安排表达了深切的担忧。329“缺席日”之灵感，来自于道格拉斯•特纳·沃德的一出同名戏剧，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长青学院，每年都会设定某一天做“缺席日”，到了这一天，有色种族的教职员工(后来学生也一道加入)都要离开校园——通过缺席来传达出他们的存在感，显示他们对校园所做贡献的意义。然而，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2017年“缺席日”活动的组织者却决定要搞点新意：这一年的缺席日，不再是有色种族的师生自愿离开校园的日子，而是白人的学生和教职员接到要求，在这一天要远离校园。
温斯坦教授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在电邮里写道，“一个群体或联盟，为了彰显他们总是被低估的关键角色，而自发决定，在某个共同的空间让他们自己缺席一下”，同“鼓动另一个群体离开此空间”，两种做法“存在着天壤之别”。
“缺席日”到来那天，尽管并非全部白人成员都听从指挥，从校园撤离，但“基本上波澜不惊”。但到了5月23日这天，“缺席日”早已过去一个多月，在经历另外几起校园骚乱后，一大群学生，肤色各异，但都怒气冲冲，一路游行来到温斯坦的教... (查看原文 )
凡是为温斯坦教授辩护的学生，现在都遭到跟踪，抗议者还在网上大放厥词，将矛头对准他们，几乎不加任何掩饰。校警负责人布朗告知温斯坦，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考虑，他最好要离开校园。 (查看原文 )
一旦大白于天下，长青学院当即便成为政治右翼关注的焦点，“新右翼”也马上将手伸到校园里，其中的故事，容我们在下一章再深入讨论。6月1日，一个周四，新泽西州有一名男子拨打了瑟斯顿县的急救热线，告诉接线的调度员，他正在去往长青学院的路上，“一到校园，能找到多少人，我就杀多少”。执法部门告知学校，目前还未收到真刀实枪的威胁,但为防患于未然，长青学院要关闭校园，一直到6月3日星期六。周末两日，学生成群结党，开始在校园里游荡，他们手持棒球棍和电击枪，搜捕“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在校园内肆意打砸，还动手袭击了好几名学生。至于新泽西的那名男子，一个月后被逮捕。 (查看原文 )
还有一名学生示范了什么叫情感推理的谬论（永远相信你的感觉），当时正在市政厅的大型集会上，这名女生以她自己的焦虑作为证据，一口咬定长青学院出了大问题：“我想哭，你根本想不到，我心怦怦跳得有多快。这双腿也直哆嗦。” (查看原文 )
整部大戏也向世人上演了什么是“我们vs他们”的谬论（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在学生抗议者及其教工支持者眼中，这所政治上属进步派的学校，连同它的领导层和教职员，都成为了示范，显示出白人至上仍在高校内为祸。通过这种解读，抗议群体投身于一场身份政治的大戏，寻找他们的共同敌人。有一名学生事发时曾拒绝加入抗议阵营,事后在学院理事会前作证，曾这样说：“如果你提出任何不一样的观点，那你就是’敌人’。” (查看原文 )
关于大学左翼力量所推动的身份政治，近期一个例子引起了广泛关注。2017年12月，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一名拉美裔学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由学生运营的独立报纸上，大标题赫然写着“你的DNA令人厌恶”。整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每当我想起我曾经遇到过的所有白人——不论他们是教授、同龄人、恋人、朋友、警察，或者其他行当——我认为尚且“正派的”，大概只有十来个吧。
接下来，这名学生写道，“白人”，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概念，被用来永恒维系一种种族主义的权力体制”，他于是主张，“通过一场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解构掉，白人’以及依附于此概念的一切，我们终将赢得胜利”。该文章结尾如下：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白人之灭亡就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在那一天到来前，也请记住：我恨你们，因为你们就不应该存在。你们既是这个星球上的支配者，又是死亡黑洞，所有其他的文化，只要同你们照面，就难免凋零。
作者摊上了大事。该学生报纸收到了校外的恐吓邮件，要求学生编辑下台，甚至有死亡威胁。超过2000人在请愿信上签名，呼吁停止对该学生报纸的资助。（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即由本书作者之一格雷格所领导的公益组织，基于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为该报纸做了辩护。）重压之下，学生编辑部迅速道歉，撤回文章，且解聘了作者。该校校长也站了出来，声称此文是一篇“种族主义的专栏文”，且对学生编辑部提出期望，“在决定他们将要印刷的内容时，行使良好的判断力”。
在呼吁瓦解权力结构时，学生作者所用的一整套术语和概念，在某些学科的学院派论争中，也属司空见惯；就其论证的主要思路来说，也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社会和政治分析方法。这一套方法，是主要从权力角度来分析事物。群体为权力而斗争。根据这一范式，当权力被认为由某个凌驾性的群体所掌握时，道德上的两极就出现了：哪个群体看起来手握强权，就是坏的；而哪些群体被认为受到压迫，则是好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引用了萨克... (查看原文 )
《压迫的宽容》发表后数十年来，在大学里的人文和社科院系，各种理论和方法百花齐放，提供了从群体间权力关系的视角分析社会的种种方法。（例子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其中一种理论我们不得不说，因为它的观点和术语早已成为挂在今日校园活动家嘴边的话语，信口即来。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法学教授，曾提出所谓的交叉性（interssectionahty）学说。
她分析了一则法律案例，将自己的观点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在这个案例中，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黑人女性是歧视的受害者，即便公司可以证明，它既雇用了大量的黑人（在由男性工人所主导的工厂岗位），也雇用了大量的女性（在白人所主导的文员岗位）。这么说，虽然通用汽车公司并没有表现出对黑人或女性的歧视，但从结果来看，它所雇佣的黑人女性却屈指可数。克伦肖的学说让我们警醒，在判断歧视时，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歧视的若干重大“主要影响”；我们还必须要看交叠之处，或者说“交叉点”。概而言之，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和西尔玛•比尔奇在最近一本书中曾如此解释：
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交叉性学说所考察的，指向权力关系是如何交叠的，如何相互建构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残疾与否、民族、国家、宗教和年龄都是要分析的范畴，都是指涉重要社会区分的术语。而它们作为范畴，也从种族偏见、性别歧视、异性恋规范，以及阶级剥削这样的权力关系中获得其意义。
交叉性理论之确立，根据在于若干我们认为有效且有用的洞察：权力是紧要事，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群体成员有时会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条件下，若某个人同时归属若干不同的身份群体，处在交叉点上，她就会身陷他人通常看不到的种种困境。
人类心智生来就带有部落主义的回路，而某些交叉性的学理解读就有可能大大强化部落主义。
图例上的中心点，代表着一个具体的人，她生活在许多权力和特权维度的“交叉点”上；在其中任...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