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 · · · · ·

陈乐民　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述举要；《戴高乐》、《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撒切尔夫人》、《东欧巨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主编）、《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译者）、《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合著）、《陈乐民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散文集：《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与资中筠合集）、《书巢漫笔》、《临窗碎墨》。

周弘　1952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曾任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编著有：《福利的解析》、《国外社会福利制度》（主编）、《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主编）、《欧洲发展报告》（1997～2001）（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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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来的欧洲精神状态，就是以“人”为本位、以世俗的观念为推动的“人”的本位，在曲折地但顽强地表现出来，一点一点地在摆脱旧的精神枷锁。笛卡儿的“新方法”只能在宗教革命以后、在自然哲学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出现。如果环境更宽松、宽容一些，没有“宗教裁判所”之类对伽利略等的迫害，也许笛卡儿的大胆怀疑精神会走得更远些。但无论如何，人的思想已开始发酵，这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培根和笛卡儿未必自觉地意识到他们已经为通向新的觉醒开启了一条必定要延伸下去的通道。顺着这条思路寻思下来，会清晰地发现近代欧洲精神领域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走向、就是一步一步地摆脱神的束缚。这个进程当然是不自觉地，而且不能说这个进程确切地始于何时，因为任何思维的运动只有笼统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思想状况必是以前的思想活动积累推进而成的。从“人”从“神”的束缚下获得解放，或从人性的解放的社会意义来看，17世纪的哲人们的确起了为新时期报晓的作用。 17世纪也可以说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前此的形而上学关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本体论问题，几乎不存在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17世纪则开始由论证神的存在问题入手进入了认识的领域。黑格尔说，世纪在方法论上有两大流派，一是英国的经验派，一是大陆的从思维、从内心出发的理性思辨派。这两派都各有自己久远的历史渊源，到17世纪而形成气候。一般说来，经验主义重感官知觉、重亲身经验；理性思辨重心智推理。然而在发展过程当中并不是相互没有影响，只是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明显的区别。重要的在于，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对经院哲学来说，都意味着方法论的觉醒和革命；就是说，不再是以“神”为本位、用“神”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的体验、人的独立思维为本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人”的眼光去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查看原文)

杨晔 2020-10-11 16:22:33

—— 引自第166页
因此，不妨把认识和信仰的关系的变化，分成以下四段：第一段中世纪的时候，认识是完全服从于信仰的，上帝决定一切，认识没有独立于信仰的功能。到中世纪后期，开始了第二段，渐渐地，认识脱离了信仰；起先是不自觉地脱离，这个过程很长，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这类科学家都是不自觉地使认识脱离信仰。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大步，是第三段。在这一段里，物理学和神学实际上分开了，马克思说笛卡几搞物理学时是唯物的，讲神学时又是唯心的。列宁说菜布尼茨是通过神学接近了物质和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这样说，都是要说明，笛卡儿和他的继承人比哥白尼等更进一步使认识脱离了信仰。不过，他们也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比较自觉地把认识和信仰分开的，是启蒙运动时期才有的事。这是认识历程的第四段，就像康德所建议的，在大学里把宗教教育交给神学系，而另立哲学系“作为神学系的反对派”。康德因此受到了官方的遣责，不许他再议论“神学”。 (查看原文)

杨晔 2020-10-11 16:38:06

—— 引自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