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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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民党的政客、官僚还不至于像蒋经国描绘的那样腐朽堕落。例如，像翁文灏和王云五这样的官僚在心里就很明白，只要国民党政府坚持以财政赤字来对付打共产党的军费，通货膨胀就不可能得到制止。因此他们不愿意和小蒋合作，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想通过道德说教和政治高压的办法来创造一个经济奇迹无疑是荒唐的。在金圆券改革的前前后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恶棍人物，因为在这次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参加者似乎更像悲剧中的牺牲品，而不像在扮演故事片中的英雄和歹徒。在这段历史中，如果还可以说是有罪犯的话，也是10年或20年前的人，那时他们没有能够制定出一套政府体制，来避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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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把政治问题、行为问题甚至经济方面的问题都视为实质上的道德问题。他不懂得，他所设立的政治机构及他所制定的政策正是其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他也不懂得，他的官僚的腐败无能，是因为在他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官僚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评和压力的影响。他不明白士兵不愿打仗，农民抵制纳税和拒不当兵，是因为他未曾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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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央已经积弱不堪，因为它掌握的资本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好采取了一种被称之为虚弱平衡的战略。意思是说，他是在保持其他各派政治势力一样虚弱的基础之上，来支撑他和他政府的权威。因此，蒋介石不向地方杂牌军提供装备；他压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脑子里藏着对他不利的念头；他甚至用平衡的办法让他的部下互斗，从而保持他们谁也不比谁强的局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个战略是成功的，它维护了蒋介石的权力地位。但是，实质上它是失败的，因为当各方力量都萎靡不振时，蒋介石也就阻碍了整个国家的强盛。因此，中国被丢失了，同样，从长远来看，蒋介石也被抛弃了。
对蒋介石来说，如果他既想绝对拥有权力，又想使中国强盛，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扩大支持自己的政治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建立群众基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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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6年3月，革新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並且由於擁護者數量的增多而大大加強了它們的地位。當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於3月1日至17日在重慶召開時，革新集團居然叫會議陷入了混亂狀態。在會議上，他們一方面要求改革，並對黨和政府活動的各個方面給予了猛烈抨擊…另一方面，他們又攻擊政協決議。
二中全會是戰後國共兩黨關係上的轉折點。也許這兩個權力的角逐者永遠不可能調解他們的爭端，但是，現在實際上是由革新運動這個國民黨內強有力的派別，成功地破壞了防止內戰的努力，而這一努力看起來一直是很鼓舞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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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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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中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可是它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全国领土、人口以及资源的控制。有这一个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1944年，国民党政府能够支配调拨的用于维持政府运作的产品，只占全国产品总值的3%。相比之下，在美国则占到47%。更有甚者，即使在国民党控制比较严实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权的底层，地方乡绅们把持着权柄的各个段落。
蒋介石能不能再和地方实力派分享权力和武力的基础之上，把国家建设一起来呢？这一点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像龙云、刘文辉和李济深等并不是什么开明人物，或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似乎也迫不及待地想掌握权力，就像蒋介石嫉恨别人操纵权力一样。
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不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这套方式。在他的经历中，对这种分权政治的组织系统还毫无思想准备。这种开放、灵活的系统只能使他感到别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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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安徽的农民——战时的情形想必也是如此——去征集站有时需要五天的行程，到了那儿，他们还必须呆上四天至两个星期，以完成纳税手续。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