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幻觉》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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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在主流媒体中，对于爱国主义假设的潜在质疑基本不可能存在。即使被允许公开表述，且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一一在这种情况下这并非难事一这种质疑也会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和荒谬遭到驳回。 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安东尼·刘易斯在他为新闻界自由的辩护中引用了这些话——"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自己获得理智地履行政治责任所需的信息……通过为公众提供途径，使其能够对政治进程施加有意义的控制，新闻界在实现第一修正法案（Fist Amendment）的社会目标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农民起义的失败揭示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原来的方法行不通了”，而且，“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卑躬屈膝，哀求那些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统治者的原谅”。这种情况从此延续了下来。因此，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人民的代表不是来自劳动领域，也不会返回劳动领域而是来自负责照管商业利益的律师事务所、权力部门和其他特权阶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遏制敌人 -
审查完全被放弃了，“不是出于激进分子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因为审査已没有必要”，因为“观点的创造者”现在已能够“自我审查”，“威胁到当权人土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被发表出来”在同一年，约輸・洛克写道，“打零工的工人和小商人、纺纱妇女和奶场女工”必须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但是至少”，希尔评论说，“洛克的意思并不是神父应该做这个教导工作一这事归上帝自己管”。随着现代宗教权威的衰落，这项任务已堕入“世俗的僧侣”手中，他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职责，就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如果私人集团，即新兴媒体，能够有效地保证对媒体信息的限制，那么约束政府的权力来保障言论自由没什么用只有“这些媒体能够将情感呈现给大众；是他们而不是政能够通过减少某一观点被大众接受的机会来最有效地剥夺言论自由”。当媒体被私人权力严格控制时，“采取放任政策作为一条思想传播的法制理论，显然是行不通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争论无法被平息，而且，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宣传机制中争论确实不应该被平息，因为如果被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的话争论具有强化机制的特点。因此最重要的是严格设定争论的界限。只要坚持以精英共识为前提，争论就可以澎湃地发展，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得到进一步鼓励，从而有助于把这些信条确立为唯一标准，成为检验一种思想是否被允许的前提，而同时又强化了自由在掌握权力这样一种信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言论的界限 -
在民主制度下，必要的幻觉不能通过武力强加给人民。反，应该用更隐蔽的手段把它们悄无声息地灌输到大众思想中一个极权国家可能会满足于对所需真相更低的忠诚度。人民从就足够了：他们想什么是次要的。但是在一个民主政治秩中，始终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独立的思想可能会发展为政治行因此把威胁扼杀在萌芽期至关重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言论的界限 -
为其自身利益着想，人民必须被保持在无知的状态就像宗教大法官动用奇迹、神迹和权威的力量，“为使其幸福，征服并永远俘获那些软弱的反抗者的意识”，拿走令他们恐惧和唾弃的选择的自由。因此，“冷静的旁观者”必须制造“必要的幻觉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极简道理”，来保证无知盲目的大众的顺从和满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让我们从最普遍的主张入手，研究一下思想自由市场的运行。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 Ginsberg）在其关于利用大众观点推动政府权力的研究中强调： 西方政府一直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范大众的观点和见解。建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市场”有效地传播了上层阶级的信仰和观点，同时颠覆了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独立性。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西方政府打造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持久有力的联系，从而使上层阶级能够利用其中一个强化另一个…尤其在美国，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控制思想市场的能力使得这些阶层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对政治现实的看法，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可能性的范围。西方人通常把市场等同于观念的自由，而事实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与政府的铁腕一样，都是有力的控制工具。 对于一个没有特别争议、有导向的自由市场的运作，金斯伯格的论断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些能够触及大量受众的媒体机构都是重要的大公司，而且它们与更大的集团融为一体。像其他商业一样，它们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它们的市场是广告商，“产品”则是受众，尤其是那些够提高广告费率的有钱受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与权力对抗无比艰辛、代价沉重，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和有力的辩论。而批判性的分析，显然不会被那些处于竭力反击的位置、有权决定奖惩名单的权力集团所接受。相反，遵从一个“爱国议程”则无需这样的代价。指控官方的敌人几乎不需要证据；而且，这些指控还免受指摘 ——那些指摘会被当作对敌人的辩护或见木不见林的短浅见识而遭到驳回。我们的制度用义愤保护自己，从而在服务于权势时不受到对其欺诈权利的挑战。让意识形态体系受到理性的质询这个想法本身就引发了不解和愤怒，尽管这个想法经常改头换面以其他名目出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发现，顺从是最容易的方法，是通往特权和声誉的途径；持有异议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甚至在一个没有诸如暗杀小组、精神病监狱或灭绝营这些控制手段的社会当中也是如此。媒体结构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诱导对既定观念的顺从。在广告之间三分钟的间隙，或在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而顺从地重复那些受欢迎的老生常谈则容易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
对美国而言，很有必要消灭那些“为保卫最基本的人权而战的人民组织”（罗梅罗大主教），消除一切“新兴民主”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至于尼加拉瓜，如果暴力无法使其回归镇压和剥削的“中美洲模式”，那么至少美国必须实施据报道是1981年国务院一个内部人士夸下的海口：“把尼加拉瓜变为中美洲的阿尔巴尼亚’，即贫穷、孤立和极端。”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尼加拉瓜成为“某种拉丁美洲的阿尔巴尼亚”，这样“桑解阵为拉丁美洲创建一个新的、典范式的政治样板的梦想就完全泡汤了”[ 英翰・林（John Carlin）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政府的帮手 -
弥尔顿写道，“除了上帝本身”，虚伪，是“唯一的四处行走却无影无形的邪恶”。然而，确保“既没有人也没有天使能够辨认出”邪恶，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帕斯卡在若干年前叙述“诡辩家如何调和他们的观点与教皇的决定、宗教会议及圣经之间的矛盾”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诡辩家谈话者这样解释：“我们调解这些冲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阐释某些词语。”这样一来，如果福音说，“把你多余的施舍出去”，而我们的任务是“免除那些最富有的人施舍的义务”，那么“轻松解决这个间题的方法就是，给‘多余的’这个词一个新的解释，让任何人都永远或几乎不会受这个词困扰”。博学多才的学者们证明，“这个世界上人们积蓄起来用于改善他们自己或亲属的生活状况的东西，都不能被定义为多余的；相应的，世上也几乎找不到这样一种多余的东西，即便是在国王那儿也不例外”一 现在，我们称之为税收改革。因此，我们可以虔诚地遵从福音的训诚“富人应该施舍他们多余的东西…（尽管）事实上这永远不会成为义务”。他总结说：“这就是解释的功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那些希望进入这个体系的人必须明白源于巴解组织、卡扎菲，或是霍梅尼的恐怖活动制造了有价值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值得同情和关心，而那些被美国及其盟国当作攻击目标的人不在此列。有责任感的记者必须了解，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对以色列新兵及其家庭的手榴弹袭击值得登上头版，还要配上受害者的照片和详细的报道，而之前一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袭击一辆客运巴士，造成两人死亡、两人被绑架和多人受伤的事件却不值一个字的报道。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我提到自由知识分子建议，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应该采用“微妙”、“优雅”的社会控制手段，避免“粗暴、露骨和直接的方法”；同时，我讨论了民主社会中发展出的一些思想控制的形态。最有效的策略是限定思考的界限，这个策略可以通过容忍，甚至鼓励争论来实现，尽管这些争论只能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民主制度也求助于更粗暴的手段，“阐释某些词语”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如此一来，在第三世界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就变成了“捍卫民主和人权”；当政府安全地掌握在“安详地居于他们的住所”的富人手中时，“民主”就成功实现了，就如温斯顿·丘吉尔对世界秩序的规定中描述的那样。 在国内，必须保证特权阶层的统治，迫使大众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同时在附庸国，要动用严厉手段消除一切对现有统治者的挑战。在合适的阐释下，千真万确地，“渴望看到美国式的民主在全世界复制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主题”，就如《时报》记者丹尼尔·刘易斯宣称的那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朝向更有意义的民主的重大发展举措将致力于分散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在我们的社会，这种决策权主要掌控在国家-集团的联合体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解释的功效 -
布利策关于“现行消极种族主义”的观点被广为接受，“我们正是以此为据试图忽视那些被杀害的第三世界的人民”，然而一尽管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一一这个观点正符合媒体对以色列数十年来的暴行做出的反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附录一 -
让我们从最普遍的主张入手，研究一下思想自由市场的运行。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 Ginsberg）在其关于利用大众观点推动政府权力的研究中强调： 西方政府一直使用市场机制来规范大众的观点和见解。建立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思想市场"有效地传播了上层阶级的信仰和观点，同时颠覆了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独立性。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西方政府打造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持久有力的联系，从而使上层阶级能够利用其中一个强化另一个。尤其在美国，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控制思想市场的能力使得这些阶层可以塑造整个社会对政治现实的看法，以及现实的政治、社会可能性的范围。西方人通常把市场等同于观念的自 由，而事实上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与政府的铁腕一样，都是有力的控制工具。 对于一个没有特别争议、有导向的自由市场的运作，金斯伯格的论断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些能够触及大量受众的媒体机构都是重要的大公司，而且它们与更大的集团融为一体。像其他商业一样，它们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它们的市场是广告商，"产品"则是受众，尤其是那些够提高广告费率的有钱受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民主和媒体
作者: 【美】诺姆·乔姆斯基
副标题: 民主社会中的思想控制
原作名: Necessary Illusions :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isbn: 7305238732
书名: 必要的幻觉
页数: 438
译者: 王燕
定价: 65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