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家庭?》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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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是，几乎所有受访妇女都提到，印象中没有和丈夫或伴侣好好探讨自己的辞职决定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妇女只是想象她们最终会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但从未开启话题去明确表达自己的需要，讨论自己的愿望。而她们的丈夫似乎也无法挑起话头谈论自己的感受，尤其是他们对男人养家 / 女人持家模式的看法。他们不断冒出的挖苦，诸如前几章妇女在讲述中提到的“今天放假过得怎么样？”或“今天和谁去喝咖啡啦？”之类，流露出很多丈夫对想象中妻子的安逸生活的怨怼。这些愤怒和怨怼的情绪，至少部分是高度紧张、严苛的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有部分是独自承担养家重担导致的焦虑——尽管他们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中受益不少，尤其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然而，丈夫们很少直接向妻子表露或谈论这些感受。和妻子一样，他们也回避正面表达自己的焦虑、不平、不满，以及作为唯一挣钱养家一方所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6页 -
然而，这种掩饰会时不时地突然崩塌，暴露出平等主义理想和不平等的生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利兹曾是一名学者，嫁给了一名律师，八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中断了事业。她讲了一个短暂打破平等主义家庭迷思的小插曲。她 9 岁的儿子从学校带回来一份问卷，问他帮忙做过多少家务。他勾选了“我经常去采购，我经常打扫浴室”。利兹恼怒地质问他 ：“好像不对吧！我没见你经常干这些！”儿子坚持说他经常干。这时，利兹的丈夫插嘴 ：“不是啦，我去买东西时，他确实常跟我一起 去。”“但我一个礼拜采购三次，你俩从没帮过忙啊！”利兹生气地说。利兹的愤怒暴露了平等型夫妻不过是她悉心营造的家庭迷思。然而，像这样短暂地颠覆迷思，几乎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就像利兹的话暗示的，她的愤怒是针对儿子没能分担重任，而不是丈夫。最终，她压下了在这一事件中浮出水面的矛盾。“好吧，”她笑着总结道，“每人干多干少总归各有各的看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1页 -
以前工作的时候，有几回需要我丈夫多照顾家里一点。也碰到过难堪的场面，因为，呣，要知道……他收入高……而我，作为记者，赚得不多。有时候，他会很恶心地说什么 ：“要是你怎么折腾都挣不到多少，还拼个什么劲儿？！”……而且［他］也会用相当大男子主义的口气……你知道，说 ：“要是我被炒了，你怎么办？……［辞职］那是你的选择。”呣……糟透了。 于是我们狠狠吵了几架，因为我反击了。我反击了，说：“听好了，不准你这样跟我说话！我的位置不是窝在厨房里！做饭是很开心，但我更想工作！我是大材小用了。我喜欢当妈妈，但我不是……这不是我的全部。我也是有过辉煌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5页 -
全书women都翻译为“妇女”，而不能与“女性”这个修辞混用，因为women蕴含着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妇女，不是生理上的female女性性别，这个区分对社会性别研究是基本的常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五年前，奥加德教授首先从为什么要研究家庭主妇和劳工形象的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讲起，她认为媒介内容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这进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接着，她勾勒了20世纪60—90年代媒介再现的母亲与劳工的历史脉络。在20世纪6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媒介再现的妇女的主要形象，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妇女放弃她们自己的事业和梦想。20世纪70—80年代，“快乐的家庭主妇”这一形象逐渐在媒介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头发飞扬的妇女形象”，也就是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这种形象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妇女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也不能缺席和卸责。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所促使的。所以，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需求，但是这种再现忽视了“事业型母亲”背后的困难和挣扎。例如，这些母亲无暇照料孩子，往往需要请保姆，而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困难重重，且费用极高，诸多困境都在媒介再现中被掩藏了。一方面，媒介再现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其实，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而媒介再现的文本和现实很有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表现出“选择辞职”，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而返回到家庭的私领域。问题在于，这种再现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但现实生活的情况是，妇女被资本的力量所操控。在这一再现中，妇女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是被媒介文本所遮蔽的。奥加德最后总结道，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妇女争取权利，选择走上社会，却被男权社会否定，但她们只能自认倒霉，因为这看似是她们“自己的选择”。故而，需要转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奥加德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的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是文本的社会意义的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值得借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与高学历离职妈妈近距离地倾心相谈，奥加德教授要去追问：当代英国媒体与国家政策中关于社会性别、工作与母职的再现关联与鸿沟在哪里？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的结构性压抑、矛盾与再次踏入职场的困扰等等问题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勾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对丈夫而言，的确要坚持主妇赞美论，他们觉得家庭是全职妈妈远离资本主义压制的港湾。但奥加德教授批判这一观点乃错误的幻想，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不相关领域，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关联并不因为不可见就令全职妈妈们获得自由与解放。异性恋家庭内部男女二元关系中的婚姻生活，最终的平等必须是夫妻关系的平等，既然是在一种关系内的平等，那么妇女单方面的解放或是男士单方面的解放都不能导致二元关系内的平等。女性主义长期致力于启蒙与鼓舞妇女自强不息地去获得法律、教育、经济的独立地位，而对男女二元关系内部的协调与尊重的强调与努力却相当匮乏。奥加德教授的论著展现了特权阶级妇女在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抑与沮丧，根源就是妇女牺牲事业的前景而回归家庭履行高强度母职，成全了丈夫追求事业的雄心壮志与市场捞金。国家顺理成章地都没有任何减轻养育子女负担的政策举措，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合谋塑造了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的劳动结构。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妇女被压抑的核心在于家庭结构中的劳动是不被市场经济计算的，属于为爱付出的免费劳动。免费劳动是母职实践的核心环节，爱丈夫、爱孩子是母性的卓越光辉，不可计较的爱的付出乃人伦之美与母职所必须。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正是由全职妈妈无工资的倾情劳动、子嗣再生产与奉献奠定的，核心就是男人支配女人的劳动力。全职妈妈已经从市场经济体系中被排斥，履行母职是她们的核心课业，依附男人的经济来捍卫家庭的良性运转成为回归家庭后唯一的出路。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作为最正当的托词，遮蔽了分工不公平的矛盾，母职的担当就势必成为全职妈妈们最不可告假的责任，而丈夫则以奔波养家的职场竞争优胜者的姿态豁免家务劳役。如果全职妈妈对家庭的日常照料与孩子的文化启蒙没有达到丈夫的要求，那么责任就在于全职妈妈的不到位。体力的付出与精神的重担是全职妈妈不可推卸的差事，家庭仍然是特权阶级的全职妈妈们离职后另一个为爱受累、隐性、不可休假的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如果要改善婚姻内的男女平等关系，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是保证夫妻双方获得尊重与平等的保障路径之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中国学者已有男人妥协的论述出版，如蔡玉萍、彭铟旖（2019）出版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还有笔者正在研究的都市医院护工的案例，都从一个侧面看到最前沿的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开始，而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族。在都市经济高压环境之中，进城打工的丈夫们因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商品房市场体系的劣势导致其支配权力被削弱，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地位的一切优越性转变为与打工妻子同甘苦、共患难。女护工们一再表示，如果回到乡村，丈夫的父权制本性又将暴露无遗，那是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北欧国家倡导执行良久的“亲子假”，倒是让特权丈夫回归家庭体验照护家庭、参与家务劳动的切实政策实践。唯有如此，才能让优越的丈夫履行家庭父职，分担家务劳役，感同身受地理解母职的重担和辛苦，从家庭内部营建平等与尊重的夫妻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None -
伊丽莎白·内桑森（Elizabeth Nathanson）分析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网络时尚博客发现，妇女的博客“通过时装展现了一种自我掌控和未来繁荣的幻想”，这一点既延续了消费主义构成女性气质的观念，也体现了即使制度性约束再大也能实现成功的观点。 (查看原文) -
这么多受访妇女对未来的视野都局限于家中，令人纳罕。毕竟对很多人来说，矛盾就在于家正是她们在日常主妇生活中经历不独立和不平等的隐痛、忍受孤独和隔绝的场所（好几位妈妈都承认有这样的感受）。久居家中削弱了她们的社交能力，而且关键是削弱了她们将喜悦和挣扎去个体化、去私人化的能力。但她们一谈到当妈妈企业家的未来生活构想，便仿佛忘却了所有由家造成的不平等和隔绝感。妈妈创业无形之中认同了家里的不平等分工。无论是妇女们的自述，还是媒体和政策话语，都把家重塑成一个近乎神奇的空间，是中产妇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理想之地。妇女们设想自己是加入数字经济浪潮的自营职业者，实现了灵活的居家工作，享受着掌控、自由和独立——哪怕工作地点时时刻刻提醒着她们依靠丈夫过活的本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们把在家工作想象为健康、理智而平衡的选择，不同于过去在男人主导的公司里做过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也不同于目前不平等婚姻关系中的全职妈妈职业。 (查看原文) -
妈妈企业家的理念不仅没有质疑为何照护工作仍被归为妇女的主要责任，反而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职责融合成适于妇女的新模式，又制造了一种幻想。 (查看原文) -
珍妮特的讲述充斥着自嘲和苦笑，掩饰了承认事实带来的痛苦。她一针见血的评论显示，让她失去力量的是长期以来对家庭结构的屈从。现有家庭结构完全依赖她担当主要照护者和家务管理者。虽然公众对这一角色的认识有了重要改变，但它仍旧顽固地压在妇女头上，而且价值被严重低估。 (查看原文) -
用珍妮特的话来说，这需要妇女们突破“把她们绑在私人家庭”领域，而把丈夫们绑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至今（就像另一位妇女说的）“完好无损”、无人反对。 (查看原文) -
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萨拉·巴尼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认为，她称作“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内容近年来在媒体上的传播热度明显增高。她解释说，女性主义的大众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它在各种媒体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因而具有极高曝光度且可被大量访问。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每日性别歧视项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反街头骚扰组织Hollaback、“我也是”（#MeToo）和“是时候停止了”（#TimesUp）等运动的盛行，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对性别不平等的广泛讨论，性别歧视显然再度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 (查看原文) -
其次，巴尼特—韦泽写道，女性主义大众化也指它广受青睐和尊崇：“这种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不再受困于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女性政治的缄默和排拒，而成为常态甚至趋势”，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占据热点地位”。这种“受宠”的女性主义，是由赋权理念，以及自信、自主、自尊和权利等主要文化概念主导的。 (查看原文) -
流传于当代自助和指南类书籍、电影、电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兴大众女性主义形态，已从推动早期女权运动的平等、社会正义、解放和团结的理念，转为注重妇女的个人赋权、自信、适应力和创业精神。 (查看原文) -
很多这类当代“女性主义”言论，不是批判支撑和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却几乎只要求妇女做出心态上的转变，而决定这种心态的资本主义和父权体制，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大体上都维持了原状。 (查看原文) -
很多这类所谓的当代女性主义言论和评议背后的观念，都认为挑战制度性不平等太骇人、太过艰巨，因此是不现实，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她们通常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的重要性，声称这种自我调整会带来赋权和自我转变。 (查看原文)
作者: [英]沙尼·奥加德
副标题: 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原作名: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isbn: 7559830021
书名: 回归家庭?
页数: 396
出品方: 理想国
译者: 刘昱
定价: 68.00元
出版社: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