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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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
所谓的“诛吕安刘”也与白马之盟确立的权力分配体系被打破有直接关系。 吕后时代，皇权有意削弱军功列侯的权力。汉惠帝曾经在朝会上责问丞相曹参为何对政事少有举措。曹参反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曹参问：“陛下自比先帝（高帝刘邦）如何？”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如何敢与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陛下看臣和萧何相比，谁更有能力？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朕觉得你不如萧何。曹参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他说，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与萧何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无为，臣等尽职尽责，遵循成例即可。此番责难与反驳之后，惠帝即不再过问政事。这一著名的萧规曹随典故的实质是皇权有意过问并干涉朝政，军功列侯抗拒皇权过问并干涉朝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6页 -
在制度化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之下，秦民长期处于一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尚在攻伐六国之时，秦国就在“咸阳北阪上”大造豪华宫殿。秦始皇统治时期，赋税已收到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1)。胡亥继位后又征发天下“材士”五万人屯守咸阳，且朝廷不提供吃喝，“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22)。秦民千里迢迢向北河前线输送粮食的结果，是“率三十钟而致一石”(23)，平均每消耗掉一百九十二石粮食，才能勉强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汉人严安后来这样描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4)男丁被征去征战，女丁被调去参与后勤和运输，许多人不愿活得生不如死，路上随处可见自杀吊死在树上的尸体。 严安的话并非夸张。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木椟记载了一名士兵向家中急索衣物与钱财，其中有“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家里再不送衣服、送钱来，我就要冻死了，急急急）的字样。这名士兵当时正在前线参加公元前224年的王翦攻陈之役。(25)秦政孜孜于控制与汲取，而无意履行哪怕最低限度的义务（如给前线士兵提供衣服），于此可见一斑。 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秦朝（国）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那百余年里的常态。如果不是秦二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另外两个致命变量，秦朝的伟业或许仍将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继续稳定运转，乃至发展壮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17 -
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 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110 -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征讨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作“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110 -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已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风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只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 (查看原文) -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话其实错得离谱。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衰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查看原文) -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3 -
在制度化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之下，秦民长期处于一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尚在攻伐六国之时，秦国就在“咸阳北阪上”大造豪华宫殿。秦始皇统治时期，赋税已收到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1)。胡亥继位后又征发天下“材士”五万人屯守咸阳，且朝廷不提供吃喝，“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22)。秦民千里迢迢向北河前线输送粮食的结果，是“率三十钟而致一石”(23)，平均每消耗掉一百九十二石粮食，才能勉强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汉人严安后来这样描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4)男丁被征去征战，女丁被调去参与后勤和运输，许多人不愿活得生不如死，路上随处可见自杀吊死在树上的尸体。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秦朝（国）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那百余年里的常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17 -
在秦国军威赫赫的年代里，东方六国的百姓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也就可想而知，在秦二世的时代，那些被纳入秦帝国时日尚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二：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31 -
刘基在自己的文集里记有朱元璋对元朝灭亡教训的一条重要总结：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 所谓“宽”，就是元对民间控制力不足：“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 比如，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任官之权操之于己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秦制统治术，但元朝人不甚明了。因此元朝统治初期不开科举，后来开了科举，又取士极少，仅可谓聊胜于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将士绅纳入统治秩序之中，无法借助士绅的力量来掌控农村及农业收入. 元的主要财源不是农业税，而是盐税和商税。依赖商税，自然就会鼓励商业兴旺，商业天然追求贸易（包括人的流动与物资的流动），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管控能力。 比如，官方虽然有“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制度，但现实中有大量的汉人、南人因为经商而富甲一方，也有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因穷困而卖身为奴。 元廷制定了“诸色户计”制度，本意是将职业与身份捆绑在一起，读书人是儒户、军人是军户、工匠是匠户，都不许随意变更，但在现实生活中，变更“户计”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对百姓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百姓对朝廷的依附性弱，依附性弱意味着百姓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 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过发达的民间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所以，夺取天下后，采取与元朝之“宽”相反的“猛”就成了朱元璋首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明太祖猛于虎 -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3 -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分封制，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这样的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而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不再甘于奴仆的身份。这是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128 -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110 -
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 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110 -
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110 -
因此，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 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 一旦朝廷汲取量激增（如皇帝有了对外扩张、宣示武力的欲望），或人口增长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如出现流民），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王朝就有可能崩盘。当然，前文提到的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上限。新作物的引进、种植技术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南方山地的开发等都会对可供养的人口上限有所提升。同样，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一般水平，急速增加，也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同样有可能崩盘。隋朝亡于流民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于是，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148 -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的益州百姓大概会很怀念刘璋。因为他们发现，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刮。 新的汲取机制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的设计。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的裴松之注记载，刘巴在建安十九年曾就如何有效敛财向刘备献计：“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1)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第一条是铸造“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过去蜀地的五铢钱；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官府的波动。刘备采纳刘巴的建议，蜀国的国库很快丰盈。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铸造的蜀地的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较为常见。(22)也就是说，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117 -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在为汉文帝回顾前朝的历史教训时提到秦朝有一大弊政是“亡（无）养老之义”(19)，提醒汉文帝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秦朝（国）的统治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而现实是：1．秦政府只对汲取民力感兴趣，无意承担责任，也就是并不想承担贾山所谓的“养老之义”。2．愿意或能够承担养老责任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已被秦法拆散成了不愿或无力承担养老责任的小家庭。那怎么办？站在秦朝（国）统治者的立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给父母养老的责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17 -
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前者是由“膨胀”“叛乱”“平叛”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刻意构筑的，灌输的是汉景帝本位思维，但对百姓而言，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场，后一个版本才是更有思考价值的历史真相。对普通百姓而言，秦制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白马之盟约定的体制下的可以用脚投票、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孰优孰劣，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48
作者: 谌旭彬
副标题: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isbn: 7213101498
书名: 秦制两千年
页数: 324
定价: 88.00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1-7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