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三大特征:增加管控、扩大汲取、回避责任。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将人民原子化,土地国有,消灭中产,鼓励告密,用恐怖钳制舆论。桑弘羊经济学搞垄断,导致民生凋敝,之前的诸侯王势力做大和之后的土地兼并,都是受编户齐民用脚投票的结果。王莽王田私属、曹操打击豪强目的都是扩大汲取能力。汉武帝国进民退、均田制、王安石变法目的都是通过国家垄断拔光鹅毛,而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都导致税上加税和自耕农自愿破产。党锢之祸本质是争夺人事任免权,而科举制是在皇权夺取选拔权同时,给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体制内的幻觉。贞观之治等所谓盛世都是皇帝不折腾、经济自然恢复的结果。唐太宗的优点在于乐意跟大臣玩纳谏游戏,但也喜欢大撒币来证明自己是天可汗。里坊制目的是为了监控臣民,其衰落是皇权削弱的结果,反而促进商业进步。宋朝废除里坊制,只是因为开封地理不允许,到清朝重新恢复了大栅栏。庆历新政失败根源是皇权打击君子朋党。宋朝军力低下的根源是:政府出于维稳目的,雇佣游民当兵。北宋所谓肇极之世其实是万税之世,清明上河图就是权力控制下的公务员经济图,东京商业是zf大血库,北宋表面上经济繁荣全靠高度汲取。明太祖以组织化流民起义颠覆元帝国,故其“群众反腐运动”其实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知丁法目的是建立互相监控的警察国家。张居正改革在政治上就是实行首辅专制,钳制言官,严禁生员妄议。明朝并非亡于党争,而是亡于皇权蹂躏官僚集团、导致后者躺平。东林党的政治诉求是将皇权装进制度笼子。雍正帝实施“官民一体当差”目的为打击科甲官员,与其发动人格侮辱运动异曲同工。同治中兴的本质是中央放权,而当秦二世清洗官僚集团、丙子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重新集权以后,系统离心离德,一粒火种就导致土崩瓦解。秦制国家灭亡无外乎:外敌入侵、内部政变和底层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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