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的原文摘录

  •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王莽之所以如此重视九锡,是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九锡意味着王莽自此可以合法使用天子的某些礼仪,行使天子的某些职责。 其次,通过赐九锡,原本初具框架的安汉公国得到了扩充。 安汉公国配置了宗、祝、ト、史官,还“皆置夫”,也就是说负责王莽的家庙祭祀、记录王莽言行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建制的服务机构。安汉公的宅邸曾是萧何旧居,赐九锡之后改居楚王旧宅,宅邸被大规模改造,装修均是“朱户”的天子之制。可以推断,楚王的王府一定比萧何的相府更大,规格更高,隐含着安汉公所对标的不再是“相国”,而是“在诸侯王上”了。至于封邑的户数,那就更多了,王莽在受禅之前,估计共获封六万户左右,而萧何只有万户,卫青、霍光大概是三万户。 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至此彻底作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际执行且有据可考的赐九锡,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完成了。 九锡第一次出现就与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等到汉魏禅让,九锡制度成熟以后,隋唐之前凡是要搞禅位的都会先赐九锡。司马昭之心为什么路人皆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受了六次九锡,真是不厌其烦;宋齐梁陈的开国四帝,均受九锡;到了唐末,朱温在称帝之前,听说唐廷还要赐九锡,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说明九锡“赐予权力”的象征意义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到了宋朝及以后,赐九锡变得罕见,宋之秦桧,明之魏忠贤,都有过大臣奏请赐九锡的记载,但均没有下文。赐九锡在皇权稳固时显得敏感,在改朝换代时显得多余,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查看原文)
    韧勉 7赞 2021-08-22 18:08:53
    —— 引自章节:三、从宰衡到赐九锡
  •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 “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征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 (查看原文)
    韧勉 6赞 2021-08-22 18:20:41
    —— 引自章节:一、驯服君主
  • 西汉的外戚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早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就已经形成,是母子亲情在家族事务安排上的制度化体现。外戚只要不染指皇权本身,拥有高官厚禄、以恩泽封侯、成为新贵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理论上皇帝同时拥有祖母、母亲、妻子三家外戚,像滚雪球 样会越来越大。但实际上,作为皇权派生出来的一股势力,外戚一般会随着皇权的更替而更替,新皇,旧外成隐退,新外戚登场。皇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皇后升格为皇太后,古人寿命又短,太皇太后并不得常有。所以,外戚也就可以更新换代,不至于尾大不掉,例如一一 汉文帝以外藩入朝,皇太后后的家族已经在政变中覆灭,所以他的母亲薄氏一家独大,没有争者;汉武帝时期,祖母窦太后、母亲王太后、妻子卫皇后虽然皆一时擅场,但时间上前后交替,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相互干扰:汉宣帝自民间入朝,在亲政并灭霍氏家族后,祖母史氏、母亲王氏、妻子许氏三个家族虽然同时登场,但史氏、王氏本人已在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变”中被杀,许后也已被霍氏家族毒死,没有“后”的支撑,这三个家族的权势也就大打折扣;汉元帝时期延续了宣帝时期的外戚格局;汉成帝则是王氏家族独大,没有竞争者。 拒不隐退的外戚往往下场很,比如吕氏家族;隐退后牢骚满腹的下场也不会好,比如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去世,失势又不安分的魏其侯窦婴就死得很慘;有些外戚尚未登场就被赶了下去,比如汉武帝死之前赐死的汉昭帝生母钩夫人。 但任何传统,无论优劣,在时间的流逝下都会积累起足够多的弊端,外戚也不例外。刘欣登基后,外戚家族累积到极端的地步。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1-08-22 17:28:39
    —— 引自章节:三、王莽的沉浮
  • 王莽到底图什么呢?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即“儒家国际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土无ニ王…(汉)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 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是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他受禅的前提、新朝的合法性等,都会受到根本损害。所以,即便打不贏,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整个新朝期间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王莽不是那个怀柔远人、万里贡赋的圣王,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羁摩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导致征税越来越重,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税收压力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当流民四起,社会趋于动荡,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查看原文)
    韧勉 4赞 2021-08-22 20:30:08
    —— 引自章节:一、奇怪的战争
  •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查看原文)
    韧勉 4赞 2021-08-22 17:14:31
    —— 引自章节:一、仓促之夜
  •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 《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1-08-22 22:31:50
    —— 引自章节: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3赞 2022-02-08 16:01:15
    —— 引自章节: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从汉元帝初年王政君被立为皇后,到汉成帝时期王风当大司马,再到王莽成为权势远超王凤的“安汉公”、摄皇帝,历时近五十年,除了汉帝的短暂幅起,王氏家族已彻底压倒刘氏皇族,刘氏再无实力夺回政权。 但是,王氏家族的胜利首先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若没有外戚辅佐皇帝执政的合法制度性安排和惯例,而是如后世宋、明、清那样刻意防止外戚掌权,王政君活得再久,王氏家族的胜利也非常渺茫。 西汉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个长时段的中央集权王朝,在第一个试图以外戚身份取代皇族的人出现之前,没有外成敢想象这种可能,开国皇后吕后不敢,长寿之星王政君也不敢,他们更愿意依附在皇室身上。就权势而言,王风、王莽并不比吕后、霍光强大,而且外戚们有来有去,能上能下,汉哀帝轻而易举夺回皇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么,只有在外戚传统的基础上想象一种新的可能,譬如“居摄”,才能最终将王氏家族推向权力的极致。这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头脑风暴,而是在西汉中后期一浪又一浪的灾异推动下,在经学的精密论证下,朝野诸人对“汉朝往何处去”的共同想象。 (查看原文)
    韧勉 2赞 2021-08-22 17:43:59
    —— 引自章节:四、拨乱反正
  •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贏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 (查看原文)
    韧勉 2赞 2021-08-22 21:35:18
    —— 引自章节:二、第一家庭
  • 汉朝是否符合儒家的理念,意味着它能否具备统治的合法性。 而汉朝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信天意、信鬼神、信天人感应。天上、人间、地下是一个浑然的世界。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反正魂不灭。地理对应着星图,星宿对应着君臣。上天不语,但会通过地震、水旱、蝗虫等“灾”和日食、陨石、谣言等“异”,抑或鸟、嘉木、彩云、甘露等“祥瑞”来表达意志。 这些灾异和祥瑞,有对未来的预兆,有对过去的褒贬,体现了上天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儒生通过儒学的“理论”和数术的“技”,掌握着解答灾异和祥瑞寓意的钥匙。由此,汉朝的统治、家的理念、上天的意志,就集中体现在灾异和祥瑞上。 (查看原文)
    kido🖖🏻 2赞 2021-11-16 09:55:31
    —— 引自章节:引子:皇帝之死
  •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查看原文)
    kido🖖🏻 2赞 2021-11-23 12:17:05
    —— 引自章节: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查看原文)
    拉文克劳督点检 2赞 2022-03-07 11:02:30
    —— 引自章节: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 王莽和刘歆等人的努力,使得汉朝百年里积郁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在几年内喷薄爆发,一项项改制措施变为现实,这无疑得到了众多儒生儒臣的赞美和支持,也推动王莽走到禅让的前夜。 (查看原文)
    寒鲲 2赞 2022-03-17 22:12:14
    —— 引自章节:二、今古之争
  • 他所贪的并非帝王之尊,而是圣王的幻象,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当他自认为圣王,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必须被消除。他待子孙如自己,而他是能克己的。世间帝王多矣,杀子者亦有之,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把继承人杀光,理由之奇特,实在独一无二。 (查看原文)
    寒鲲 2赞 2022-03-18 16:19:00
    —— 引自章节:二、第一家庭
  • 故园仍在,木繁草长。董仲舒想起昔日“三年不窥园”的往事,想起汉景帝时,他还算年轻,有一日,天朗气清,他在家中读书,忽然门下报称有客人来访。来者脱履登堂,风姿绰约,令他精神一振。主客交拜行礼,分别在席上坐下。 面对董仲舒这样的海内名儒,此人并不苟且,仪态颇为大方,谈吐十分不俗。他们谈起儒经的精微奥妙,更是多有相契之处。董仲舒很想引为知己,又颇觉可疑,因为他感觉此人对自己非常熟悉,若非曾经同门共学、朝夕相处,绝不可能有如此默契,然而,他从未闻说此人大名。 日光依然灿烂,照得门外白花花一片。 客人忽然说:“噢,要下雨了。” 董仲舒一怔,恍然大悟,笑着对客人说:“我晓得了!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 那人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绰约的人形迅速朽坏下去,旁边侍奉的仆人吓得把手中的漆盘掉到了席上,眼看那来客化作老狐狸的模样,仓皇跳出前厅,不知去向。 (查看原文)
    白果莓果 2赞 2022-03-19 18:50:00
    —— 引自章节:一、驯服君主
  • 一场十几年前由刘子张喝醉酿下的杀人事件,结成世仇,至此延续了三代,最终以亭长全家被杀、刘家或死或逃为结局。 一群高皇帝的后裔,世系清楚的汉景帝支脉,竟然沦落到与最基层的乡官打架斗殴,手段与“黑社会”差不多,且损失惨重,可知当时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充其量也就是底层豪杰。他们的“复仇大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至亲,不会上升到汉廷社稷安危这样的高度。他们已经完全地方化了,既没有动力和实力发动政治和军事叛乱,也没有资格向王莽献媚。而且,在王莽当时政策的默许下,地方官吏们甚至连面子也不给他们。 (查看原文)
    落葉知秋可烹茶 2赞 2023-08-16 12:42:08
    —— 引自章节: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汉武帝完成的“建政”,使皇权集中在中央,皇帝高度专制,诸侯王已无力无心拱卫,所以哀帝在世时还可以比较牢固地把控政权,一旦突然身死,权力瞬间旁落;在刘姓“改姓易代”的背景下,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力危机。 (查看原文)
    落葉知秋可烹茶 2赞 2023-08-16 12:44:27
    —— 引自章节:二、汉家自有制度
  • 宫廷里,比如未央宫,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用来描述长夜的绵绵不尽。拿“未央”作皇帝的官殿名称,只会在磅礴宏大、享乐纵情的西汉出现,不免令人想起“通宵”,想起“夜店”。连瓦当上也常常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长生无极”“千秋万岁”之类的词。 在民间,不论是都邑还是乡下,男子都热衷出塞入仕当大官女性也不掩追求华服美饰;商人顶着禁令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吏员如果太穷很有可能被上司劝退,因为昂贵的车马需要自备。镜子上,人们刻下“富且昌”“家大富”“宜侯王”“位至三公”之类的字眼;瓦当上,人们烧出“富贵万岁”“千万岁富贵宜子孙”之类的字样;汉印里,留下了“孙贵”“王富”“周常富”之类的名字;最直白的是有个铜洗,上面有五个字:“日入百千万”!倘若人们看到大街上数十辆装饰繁复的豪华马车排成一列,缓缓行进,大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围观。 (查看原文)
    韧勉 1赞 2021-08-22 17:57:38
    —— 引自章节:二、事先张扬的婚礼
  •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晃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候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查看原文)
    白果莓果 1赞 2021-10-15 16:13:57
    —— 引自章节: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然而,只过了一个多月,事情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寻、谢光看到夏贺良的建议被皇帝采纳,很是振奋,想一蹴而就,借着再受命改制的机会掌握外朝大权。这显然冒犯了哀帝。他重用夏贺良,是要把儒家的这套“德衰”“受命”理论的阐释权抓在自己手里,不是要委政于他们。李寻的做法等于是政变。哀帝马上下诏废除改制,处死夏贺良,李寻和谢光被流放到敦煌。 一场奇异的“再受命”改制,轰轰烈烈地开始,匆匆忙忙地结束。以至于后人常说这是一场闹剧,将其作为哀帝不承皇冠之重的证据之一。其实,放在汉朝人浓厚的鬼神观念和深信不疑的儒家信仰背景下看,这并不像一场闹剧。 哀帝很清楚这次改制的边界,自始至终把控着节奏,他亲自发动,亲自终结,很明显只是想以汉武帝“缘饰儒学”的方法,用形式上的“再受命”来弥缝物议、引导輿论。一旦觉察改制要挣脱皇权的掌控,向着实质上的政变演进,他就果断停止,以绝后患。所以这并不是闹剧,甚至颇有一些帝王术的色彩。 与之相似,哀帝对董贤的意图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他追慕武、宣的宏伟抱负和身处汉室末世的阴郁心态,以及聪慧的才能,他眼中的董贤不太可能只是一个身体欲望下的佞幸,而是他对汉室走向的重要安排,试想,假如哀帝长寿,董贤未必不会随之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到那时哀帝再把江山禅让给爱人,难保不会被认为是尧禅让给舜的壮举。但病痛的身体、早逝的时运、阴鸷的心理,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哀帝以区区二十几岁的年龄,承受着有汉以来所有的代价 (查看原文)
    白果莓果 1赞 2021-10-16 16:58:05
    —— 引自章节:三、陈圣刘太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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