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 先秦诸子的西汉转型问题

    叔孙通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通晓“千年大变局”，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而是一人专制、编户齐民的帝国，而且他认为，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
    先秦诸子都是“邦国时代”的产物，除了法家，都面临同样的 “转型”问题。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与皇帝共存。
    法家，打个比方说其实是“管理学”，而非“政治哲学”，没有好恶，只论效率，“法、术、势”三个字冰冷而抽象，令野心勃勃的人兴奋，令生机勃勃的人恐惧，法家是帝国时代的缔造者，是专制君主的教师，所以没有转型的困境。
    墨家，是平民的政治哲学，主张选举贤人当天子。但邦国转变为帝国的结果之一，就是把邦国时代具有一定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国人、平民转变为要服兵役、徭役、劳役和缴税的编户齐民，而编户齐民几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一旦帝国格局形成，墨家的生存基础便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转型这样奢侈的问题了。
        道家，干脆否认和取消了政治哲学，认为政治的目的价值等都没啥意义。因此，道家一部分与法家合流，法家只相信严刑酷法，不相信人情，不追求正义，道家是无所谓人情，无所谓正义，两者在这个层面上一拍即合；另一部分则远离政治，或逃入山林，或归于宗教，拒绝世俗生活。但无论哪一种，都与专制君主没有直接冲突。
        唯有儒家，最为痛苦。
        若论本心、儒家与帝国和专制君主是格格不入的，儒家爱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封建自治、爱怀柔远人，爱垂拱而治人是目的而秦汉帝国却是爱法条律令、爱武力一统，爱中央集权征荣耀、爱以吏为师、人是工具。
        叔孙通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转型的痛苦，但不论是他想通了，还是被皇帝吓怕了，总之他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已经决然表现出要推动儒家适应帝国，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