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熊逸版第1辑》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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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战争确实属于国之大事，没人否认这一点。《孙子兵法》一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旦关键性的战争打败了，就有可能国破家亡。但这只是军事家的算法，不是政治家的算法。在政治家看来，就算太平无事，或者敌人和潜在的敌人都被消灭了，仗还是要打。 政治账之所以要这样算，是因为人永远都是通过别人来界定自己的。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必须先有“你”的概念，然后才会相应生“我”的概念，而通过“你们”来定义“我们”，这就是人的心理定式。周朝人早早就意识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忧患从何而来？显然，最好的忧患就是身边有敌人虎视眈眈。 这就意味着，就算有能力消灭敌人，也不该这么做，怕就怕敌人一没了，人也随之“死于安乐”。而且斗争是人的天性，一旦没了外敌，自然会起内讧。 所以，就算没有敌人，也有必要制造敌人。于是打仗就变成一件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一有敌人时当然要打，没有敌人时，为了“生于忧患”，维系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也应该制造敌人来提升团结紧张的气氛。盟友可以没有，但敌人不可或缺。 共同的恨，永远都比共同的爱更容易凝聚人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霍弗的话：“在所有可以促成团结的催化剂当中，最容易运用，也最容易得到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 海涅说过，共同的仇恨所能做到的事情，就连基督教所宣扬的爱都无能为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66 法家吴起为什么会大谈“德” -
人的流动性越强，信息的获得就越便捷。在今天，越是欧洲的小国家，逛个街就能跨境的地方，价值观就越是多元化，国家向心力就越弱。公孙鞅面临的问题是，就算耕战能在秦国本地通杀一切，外来的信息还是很容易蛊惑人心。 要想安定人心，就必须缩窄人的眼界。如果严复不曾去英国留学，没机会到英国法庭上旁听庭审，很可能就在大清国踏踏实实地留着辫子，做一介温顺良民，茶余饭后和父老乡亲们一道痛骂洋鬼子和所谓“睁眼看世界”的假洋鬼子。如果严复生活在公孙鞅时代的秦国，也就不会有“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了。 公孙鞅敏锐地意识到，隔绝六国的信息至关重要。王木匠之所以了解稷下学宫的事情，就是因为去过齐国。只要不给他出门的机会，他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乡巴佬，只会闷头干活，不可能有什么见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15 耕战为什么是公孙鞅的国家大计 -
《商君书》的一个经典命题是国弱民强，国强民弱。”（《商君书·弱民》）这是把国家和民众放在对立面上，要想国家强大，就必须把民众变弱。这个弱当然不是“东亚病夫”意义上的弱，否则就没法种田、打仗了，而是指良好的顺服性，不要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否则，秦国人不服管教，朝廷指东，他非要往西，还说出一大套理由，连带着把周围的人都蛊惑了。看一下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梭罗，不交税也就罢了，还放胆写了一篇《论公民的不服从》，明火执仗地和政府唱反调。这种人就属于“强民”，个人主义太强了。这种人越多，管理难度越高，国家当然就越弱。 把秦国人变弱，就是削弱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封闭他们的信息渠道，不让他们读书学习，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老百姓都变成听话的傻大个儿。当然，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学，国家法律是一定要学的，这就是后来秦朝“以吏为师”的政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19 秦国人为什么好战 -
严刑峻法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恐惧心理。因为即便法网再密，惩罚再严，但只要一切都按规则来办，人们就知道如何趋避刑罚，明白自己只要不犯规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奈何自己，畏惧感自然就弱了。对于各种各样的禁忌，时间久了，自然习以为常，因为规则已经被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了。 一切可以被准确预期的后果都会促使人们精心计算付出和回报，争取以最小的成本换来最大的收益，敬畏心就相应地衰减了。 人间统治者要想模仿上帝或者任何至高无上的神灵，就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恩威难测的样子，让谁都猜不透自己的心，谁在自己手下都会产生“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感。公孙鞅之所以严厉惩办那些给新法唱赞歌的人，除了禁言、愚民的意义外，另一个意义就是树立自己的不测之威，在规则之上安置一个任意性，这是法家管理哲学的精髓，画龙点睛之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30 公孙鞅为什么要惩罚唱赞歌的人 -
从同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到底能够得出怎样的经验，这显然因人而异，差异甚至可以大到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程度。高度赞赏《资治通鉴》的宋神宗认为，只有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地推进改革，才能富国强兵，创造伟大盛世。而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核心作者，却坚定地反对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两个人的见解，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足够的依据，谁也说服不了谁。没办法，这就是文科的悲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2 司马光为什么要修《资治通鉴》 -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分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分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这个年份开始 -
土地和人口该怎么达到利益最大化呢？原则就是在不激发民变，不让劳动力歳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压榨民脂民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9 晋阳之战是怎么大反转的 -
对方先前的曲求全都是沉没成本，人总是放不下沉没成本的，因为一旦放下了，就等于之前的所有付出都白费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5 得寸进尺为什么是一种策略 -
我们无法否认，假如人人都真诚地把各安其位当成一种义务，社会就会变得高度稳定。从管理学角度讲，只要君主有能力为这份义务打造出一个合法性神话，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笃信不疑，视之为天经地义，那么，这应该就是司马光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了。 但现实世界往往不如人意，历史上有过太多“君不尊、臣不卑”的事情，以下犯上不但经常发生，而且经常可以取得成功，这该怎么解释呢？这就要怪人们对礼的意义缺乏重视，听任实力为王，最终导致礼崩乐坏。 还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暴君在位，臣民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俯首帖耳地任他宰割吗？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难道他们非但不是圣人，反而是乱臣贼子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16 第一段“臣光曰”为什么重要 -
古人对此有过总结：管理者“任德”，以德治国，收获的就是“不忍欺”；“任察”，明察秋毫，收获的就是“不能欺”；“任刑”，严刑峻法，收获的就是“不敢欺”。 在传统的评价体系里，境界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相应地，管理风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任德、任察、任刑。之所以把任刑排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它的效果差，而是因为它的连带效果很糟糕。 在儒家看来，只有以德治国，百姓才能“有耻且格”，也就是有羞耻心和自律意识。社会风气因此才能越来越好，管理成本因此才会越来越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37 司马光为什么不写西门豹 -
如果国君违法，会不会与庶民同罪？答案非常简单明确：绝对不会。 魏侯以下，都要守法，魏侯本人处于法律之上。这是法家最基本的立法精神，无论法律多么一视同仁，但最高统治者一定要在法律之上，不但不受法律限制，还有权干涉法律。这个法律精神贯彻了古代社会始终。如果了解乌台诗案的司法流程，就会发现，虽然北宋的法律建设高度发达，权力制衡的设计非常巧妙，但皇帝只要想干涉，很简单就可以一锤定音。 理解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法律的意义，在于最高统治者可以“以法治国”，重点是那个“以”字，它的意思是，最高统治者“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是一件管理工具，法律的属性是工具属性。所谓“以法治国”，“治国”才是法律的目标，个人权益几乎不会受到重视，哪怕牵连无辜者也无所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1 法律是管理工具还是契约 -
《法经》规定议论国家法令和杀人的罪过一样大，也是死刑加上抄家，以及妻子入官为奴。 这一条后来被商鞅学得出神入化：不但说风凉话要治罪，说好话也一样治罪。总之，国家不管颁布什么法令，所有人只有闭嘴服从的义务。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李克变法和商鞅变法能顺手，王安石变法却时时处处都不顺手。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对合法权威的服从性很强，从众心理同样很强，所以，《法经》这个条款的意义，就在于让挑头的人承担他们根本无法承担的代价。 但是，群居动物总有社交需求，几个人聚在起，难免会议论时事。聚集一多，就越容易酝酿不满情绪。所以保险起见，《法经》还有一条“徒禁”，意思是禁上聚众，聚众一天以上就要被审讯，聚众三天以上就是死罪。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0 捡一袋土豆能有多大罪 -
人永远都是通过别人来界定自己的。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必须先有“你”的概念，然后才会相应地产“我”的概念，继而通过“你们”来定义“我们”，这就是人的心理定式。周朝人早早就意识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忧患从何而来？显然，最好的忧患就是身边有敌人虎视眈眈。这就意味着，就算有能力消灭敌人，也不该这么做，怕就怕敌人一旦没了，人也随之“死于安乐”。而且斗争是人的天性，一旦没了外敌，自然会起内讧。 所以，就算没有敌人，也有必要制造敌人。于是打仗就变成一件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有敌人时当然要打仗，没有敌人时，为了“生于忧患”，维系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也应该制造敌人来提升团结紧张的气氛。盟友可以没有，但敌人不可或缺。 共同的恨，永远都比共同的爱更容易凝聚人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霍弗的话：“在所有可以促成团结的催化剂当中，最容易运用，也最容易得到理解的一项，就是仇恨…海涅说过，共同的仇恨所能做到的事情，就连基督教所宣杨的爱都无能为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66 法家吴起为什么会大谈“德” -
《国语》记载，勾践很坦率地跟全国人民说：“古代贤君特别有感召力，天下四方的人民都会归附到他身边，国家不会缺少人口，可我没这个本事，所以你们必须给我多生多养。”不但要多生，还要优生。无论男女，只要到了生育年龄就必须结婚，否则就是犯罪，他们的父母要被治罪。为什么不对当事人治罪，而要治罪他们的父母呢？道理很简单：当事人还要留着生孩子呢。 到了战国末年，大型战役已经不知打过多少次了，到处都是孟子所谓的“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死人以几万、十几万、几十万计。当我们翻看战国晚期成书的《韩非子》时，会很惊奇地发现书里竟然感叹当时的人口太多了。 这段感叹，来自《韩非子·五蠹》。韩非子解释为什么以前的社会很安定，现在的社会很混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的差异：古时候人很少，资源很丰富，活着很容易，没什么竞争压力。现在可不同了，一个人生五个孩子并不算多，这五个孩子每人再生五个孩子，这样一来，祖父还没死，孙子就有25个。韩非子认为人口繁殖率太高了，资源不够用，竞争压力大，社会也就乱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99 战国是怎么提高人口规模的 -
有了秦孝公这段评语，辩论赛的政治意义才算完整。 公孙鞅虽然批倒了甘龙、杜挚，但仅仅批倒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丑化他们。公孙鞅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但秦孝公有。秦孝公要想全力支持公孙鞅，必须明确表态，让全国人民知道，那些反对变法的带头人不仅是错误的，更是愚蠢的、丑陋的、不值一顾的，让人看了就想打。 这种经典的政治手腕，依然是以心理上的认知一致性为出发点的：如果只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就有必要对事不对人，把人和事彻底区分，无论发言人是大权威还是小学生，是道德标兵还是流氓无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发言内容；而政治斗争的策略刚好相反，必须顺把人和事混在一起。 所以，经过秦孝公的最终定性，从此以后，凡是同情甘龙和杜挚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智力上是可疑的，在见识上是可笑的，在道德上是可耻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12 谁在拔高公孙鞅的形象 -
公孙鞅之所以要惩处那些给新法唱赞歌的人，用意和徙木立信一样，是为了树立政府的信用。这种信用的内涵是：朝廷是高瞻远瞩的，在下一盘大棋，你们这些鼠目寸光的小民只要闭着眼睛，照着朝廷的安排去做，自然会有好处，你们当下的不满，将来总会变成满意。和孔子的“无信不立”不同，朝廷要塑造的，是民众无怨无悔的盲从。 但问题在于，当社会规模从几十人的部落扩展到几十万人的国家之后，决策很难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权益，让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做出牺牲，也很难再让决策者产生多少情感压力。最要命的是，万一某个重要决策发生失误，所有人的盲从就会把整个国家推进深渊。 这是历代君主集权总要面对的难题。一方面意见越少，效率越高，只有高效才能应对竞争的高压，另一方面意见越少，纠错能力也就越弱，一旦失误往往就会万劫不复。所以在历史上的各种政体里，走向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可以作为应急手段，而很难作为长久国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28 演义体是怎么来的 -
夏商周三代，虽然赋税的名目不同，但基本都是征收什一税，大概都是按照土地来征税的；但秦国就不同了，“舍地而税人”，不按土地征税，改成按人头征税。这样一来，不论一个人的耕地多少，都要交一样的税，这就导致穷人往往承受不起，只好逃离农田，富人却有机会大量兼并土地，贫富差距因此越来越大。（《文献通考·田赋考》引《通典》） 如果只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人头税的政策就是一套促进农业发展的筛选机制，越是能把土地资源物尽其用的人，就越是可以不断获得新的土地，不断扩大财富。而越是缺乏这方面能力的人，就越容易失去原有的土地，要么去做上门女婿，要么去给地主当长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83 商鞅为什么要改收人头税 -
一个社会应不应该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绝对优先？这个反命题是我们更熟悉的，它来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最常遇到的质疑是：虽然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属于绝大多数，但无论是谁，难免会在有些时候或有些问题上沦为少数，被多数人投票牺性掉。任何人只要想通这一层，就会为了自身的安全，拒绝支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绝对优先”的观点。 那么，把问题逼向极端：如果仅仅损害某个特定的无辜者的利益，以换取全体其他人的利益，那么这件事应不应该去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05 魏惠王当初该杀公孙鞅吗 -
商鞅把秦国国民变成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只知道种田、打仗、赚取相应的提成，对至亲骨肉横眉冷对，对顶头上司无限盲从。所以，秦国人很容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管理者十分省心。 人的知识、见识水平越高，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比如阅读趣味，中学生通常高度一致，照着排行榜买书、看书；博士生就各有各的偏好，你看你的书，我看我的书；到了教授这个层次，排行榜就毫无参考价值了。古代没有广播、电视、报纸，大国要想塑造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做加法不如做减法，兴办教育不如打击教育。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致力于把天下变成文化荒漠，成效斐然。但当文化一旦重新生出萌芽，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文化自觉，再想搞愚民政策就不容易了。 文化自觉同时也是人的自觉，人会因为文化而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螺丝钉。所以当社会再需要富国强兵时，人们难免担心富国强兵的代价是“人将不人”，牺牲全体国民的人性，为少数人谋福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13 如何认识商鞅的功过是非 -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非凡之处，正是他另辟蹊径，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的哲学问题，发现大多数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问题，毫无哲学高度可言。从维特根斯担的语言华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切叹服佛陀的智慧，他所提出的理论虽然对语言带来的认知困境矫枉过正，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矫枉过正的努力，使我们认识到集合名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并且扭曲着我们对世界与人生的认知。 语言是我们的造物，我们也是语言的造物。 一切语言都是混沌的，存在指代不清的问题，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假如语言可以指代清晰的话，语言也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语言就像地图，它的价值是借由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来实现的。正如1：1的地图虽然绝对准确但毫无价值，真正指代清晰的语言也会毫无价值。 所以，我们只能，也必须在混沌当中认识世界与人生，与此同时，也需要接受必要的哲学训练，让自己能够认识到混沌所造成的缺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34 潦倒和得志的苏秦是一个人吗
作者: 熊逸
isbn: 7513346496
书名: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1辑
页数: 1828
定价: 399.00元
出品方: 得到图书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得到图书
出版年: 2021-1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