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
三年前在广州的一次纪念高本汉先生的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一书的作者马悦然先生和译者李之义先生,他们都提到这本正在翻译的书。李先生特别提及翻译这本书的困难:因为他不是语言学家,而这本书虽然是一本传记,但传主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以研究古汉语著名的顶尖汉学家,有很强的专业性。现在看到这本书,仿佛见到了老朋友一般。我从北京读到锡林郭勒草原,又从锡林郭勒草原读到北京,断断续续读了一个多月。无他,因为我对语言学一无所知,看不懂就耽误功夫。但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我实际上更想了解作者对高本汉在考古学特别是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评价,可惜这部分的内容十分单薄。这也说明传记是多么难写,因为马悦然先生并非考古方面的专家,对于高本汉中年时代倾注了不少心力的这部分内容,他也只能小心翼翼地绕开。
2001至2005年,我应瑞典东方博物馆的邀请,曾数度访问该馆,并有幸坐在高本汉先生黄色的“山形墙高房子”屋顶下的研究室里读书写作。研究室早已经变成了东方博物馆的阅览室,如果不是马思中(Magnus Fiskesj)馆长告诉我这是高本汉曾经的研究室,我根本想不到这一点。高本汉和他的前任安特生差不多是中国文史学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可在瑞典,他们也就是两位普普通通的学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我记得博物馆三楼的一间陈列室里倒是有一座真人大小的高本汉青铜头像,其他再也没有任何踪迹可循了。高本汉的藏书捐给了东方博物馆,他的藏书正如他的生命,已经和那个黄色格调的山形屋顶的东方博物馆融为一体,不留痕迹。
通常高本汉读完自己作品的最后一次校样以后,便把漂亮的手稿扔进纸篓里,因为他“完全确信,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为重要”。的确,高本汉是那样勤奋,我过去只知道他写过大量语言学、音韵学、考古学和文献学方面的论著,却不知道他还写过多部长篇小说,发表过剧本和众多科普作品。这一点他比他考古学家的前任安特生还要突出。就著作的数量来讲,也许只有他的另外一个同胞斯文·赫定才可与之比肩。本书附录有高本汉作品年表,不算文学作品和发表在报纸上的时评之类的文章,就已达十二页之多,所以一般学者恐怕只能仰视高本汉而无法望其项背。其实高本汉也很自负,所以才会在给他庆祝六十五岁生日之时,激动地喊道:“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
本书的作者和译者都是第一流的学问家,都为复原高本汉的一生竭尽心力。李先生的译笔文采斐然,尤其值得称道。我读高本汉的著作不多,实际上对高本汉的学术不能“赞一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我熟悉的东西,也许作者或译者都没有注意到,权当吹毛求疵,顺便写在下面,以便将来本书修订再版时加以参考。
史实方面的问题
马悦然写自己的老师,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这方面的失误应该不多,但还是有的。比如第240页说道:“当安特生1925年返回瑞典时,他带回大量的史前的手工制品。根据与中国当局达成的一项协议,这些物品经过修复以后,大部分要返还中国,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非常遗憾,大部分材料在193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遗失。”这段话是有依据的,但只对了一半。根据中瑞双方1924年12月31日达成的协议,安特生在中国的采集品需在运回瑞典修复研究之后平分为两份,一份留在瑞典,一份送回中国。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安特生共寄回中国七批文物。其中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这部分文物的确下落不明,但这七批文物并非作者说的“大部分”,因为至少原来标明P(即Peking的开头字母,意即准备送回北平)的文物还有不少至今仍旧藏在东方博物馆里。实际的情况是,因为战争和动乱的原因,送还安特生在中国考古采集品的工作在日本侵华战争后中断了(参见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瑞典东方博物馆,2004年)。
第242页说,“备忘录提到,高本汉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仅有的三名外籍院士之一(其他两位是斯文·赫定和伯希和)。”这也不准确。中央研究院1948年才选举第一批院士,此前没有院士,更无所谓外籍院士,高本汉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外国通讯员(1928-1933)和通信研究员(1933-1948)。斯文·赫定没有当过通讯员和通信研究员。另一位著名的奥地利语言学家钢和泰(Baron A. Von Staёl-Holstein)倒是做过史语所的特约研究员(1932-1933)和通信研究员(1933-1937)。
关于某些论著的译名问题
这部分的内容,也有一些。比如第315页的BMFEA,译为《远东博物馆年刊》。关于这个博物馆,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远东古物博物馆”(这是根据该馆的英文名字翻译而成),但是书中有时说“东亚博物馆”(这是根据该馆的瑞典文名字翻译而成)(第180页),有时说远东博物馆。其实这个博物馆是有中文名的,就是“东方博物馆”。它的出版物该叫《东方博物馆馆刊》。到2003年该刊已经出版了七十五期,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第317页提及1924年高本汉评介安特生的两本书,都是中英文双语版,第一本叫做《中华远古之文化》,是作为《地质汇报》第五号出版的;第二本叫做《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是作为《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出版的。这两本书在中国考古界都很有名,翻译成其他名字就会造成误会。《中国古生物志》诸系列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是当时中国的顶尖刊物,也不应该翻译成其他名字。第321页,提及刊登在《东方博物馆馆刊》第六期上的《宝山文化的日期》,原文是“On the date of the Piao-bells”,显然译名是有点问题的。
另外,瑞典是只有国王没有皇帝的,但是在第32页的引文里,同时出现“皇后”和“国王陛下”,不知道原文如何,但是推测这里的“皇后”应该就是“王后”吧。
笔误及其他
一本三百三十页的书笔误总是很难免的,但有些显然已经影响到文意,似乎也应该一并指出来。比如,第13页倒数第二行的“1978年”,应为“1878年”,次页的“1984年”,应为“1884年”。187页,“豫北的函谷关”,显然为“豫西的函谷关”之误,因为函谷关位于晋陕豫交界处的三门峡地区,算不上豫北。第236页的《英汉辞典》当为《汉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之误。第246页“第一阶段(商-殷和西周):公元前13到前1世纪”,“第二阶段(周):公元前1到前7世纪”,这里的两处前1世纪显然都是“前11世纪”的误写。第313页第二段,说“1970年代末,一个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十人自然科学代表团访问哥德堡大学”,这个表述也许不应该算作笔误,可能另有误会,因为如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是不应该有“自然科学家”代表团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第318页把《语文学和古代中国》译成中文出版的,该是历史学家贺昌群而不大可能是“何昌群”。说到高本汉的著作,还有一些已有中文译本而没有被作者注意到的,比如1975年分两册出版的《先秦文献假借词例》(陈舜政译,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显然是高本汉1963-1964年两部同名作品的译文。
关于汉学家的中文名字
正如译者所言,大部分著名汉学家的名字,如果有中文名的,本书已经按照中文名译出,比如安特生、伯希和、马伯乐、沙畹、韩恒乐等等。但是,也还有一些名字,是按照西文的读音翻译过来的,这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既然他们都有中文名字,恐怕也要使用他们的中文名字才好。比如大名鼎鼎的H.G. Creel的名字是顾立雅,而不是“克里尔”(第260页);曾跟本书作者通信的Lothar von Falkenhausen, 是现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罗泰,而不是“冯·法尔根豪森”(第249页)。所谓布·叶林斯维德(Bo Gyllensvrd),就是在高本汉之后曾任东方博物馆馆长的俞博(1916-2004)(245页)。曾写作《中国古代史》的Hirth,名为夏德,而不是“赫兹”(第61页)。1977年探望高本汉的“英国学术泰斗”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esoph Needham),而不是约瑟夫·尼德汉姆(第311页)。
高本汉的一生是纯粹学者的一生,也是永不停歇、辛勤耕耘的一生。1928年,胡适说:“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上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治学的方法和材料》)这个外国学者,指的就是高本汉。给这样一个学者写传记,是我们非常欢迎的,把它翻译为中文出版,更是功德无量。我再重申一遍,我本没有资格给本书写书评,也看不懂瑞典文,更深知翻译的艰辛,上面的文字只能算作后学的一点吹毛求疵,借此向马先生、李先生和广大的读者求教。
“真他妈的,我多么勤奋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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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真不错,请问原文是发表在哪里的?谢谢
東方早報。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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