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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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开创性的著作付梓于1958年;语言学家王立达独自统计出588个从日语“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基于这些语言学家的发现，日本中国学家实藤惠秀确定了830个从“汉字”翻译中借用的外来词，其中98%为名词(可是请注意，一个中文词通常可以属于两个以上的词类，许多实藤归类于名词的词语，也可作为动词)。谭汝谦对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出版物的研究又在实藤的名单上增加了233个，使得借自日语“汉字”翻译的外来词总计达到1063个之多。正如谭汝谦提醒我们的，即便如此，这个名单远远没有穷尽现代汉语里的外来词，但它有助于阐明19世纪以降改变中国语言的外来语新词汇融人汉语的程度。此外，这些词汇中有许多也在世纪之交进人了朝鲜语和越南语(长期以来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这些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意大利语言学家马斯尼最近的研究成果又将这一图景进一步复杂化了。他指出，曾经一度被视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其总数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是在中国本土由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的合作者在翻译通俗文本(主要是英语的)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而且直到1世纪下半叶，日本人才开始在他们自己对于同一文本的二手翻译过程中采用这些新词语，并且造成他们自己的仿译词和语义外来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页 -
作为上海法国天主教震旦大学法文班的毕业生，施蛰存非常熟悉安德列·布勒东和其他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作，这些现代主义作家为他的梦幻文学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甚至把 “超现实主义者”这个词汇塞进了其中一篇小说当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魔幻如何被心理化 -
经常让人奇怪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是，恰恰在批判西方主导论这一行为当中，批评者最终却常常将统治者的权威僵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非西方文化的能动作用仅仅被简化为单一的可能性：抵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 -
我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重心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总体而言，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与撞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个人主义话语 -
《支那人气质》最初以文章的形式，连载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8页 -
法国人埃法利思特-莱基·虞克（Evariste-Regis Huc）的《中华帝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6页 -
托马斯·泰勒·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的《中国人及其叛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6页 -
此外还有以《在遥远契丹（中国）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Far Cathay，1872）著名的华尔特·亨利·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6页 -
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研究中的近期著述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问题进行重要的反思。这类学术研究所使用的历史概念，与大写的目的论的历史概念（History）不同的是，它强调“效果史”，这是从尼采（Wirkliche Historie）和伽达默尔（Wirkungsgeschichte）那里借来的思想，指的是当下仍旧在发挥作用并富有意义的那部分历史。这样理解历史性使后殖民批评家提出了文本的“效果史”问题：“谁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它服务于何种目的？”这些批评家以此种方式提出问题，并不要把历史简化为文本，而是强调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其他事实一样），它可以为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被人加以运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这一思想也存在着如下的风险，即把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化为本土抵抗与西方统治的关系。〔3〕不管抵抗与统治的描述怎样复杂，把东方/西方的划分绝对化，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危险，因为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常常是相互渗透的，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丽萨·罗薇（Lisa Lowe）在她对于西方与东方的观念所做的批评中确切指出的，“当我们坚持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二元论思想，而且高举二元论的逻辑来解释某种话语是如何表现统治与臣服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解释内在于统治或臣服里的差异。”〔4）在我本人对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我认为非欧洲的语言并不自然地构成抵抗欧洲语言的场所。相反，我认为人们极大地忽视了非欧洲语言所经历的共谋、抵抗和挪用的复杂过程，我们可以在这些语言的语境之内，也可以在它与其他语言环境的关联中，来观察和解释这些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何一个时，都能够有所助益。〔3]我所感兴趣的是理论问题，是有关翻译条件以及不同语言之间最初进行接触所产生的话语实践方面的理论问题。如果进行宽泛的界定，那么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因此，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或与利益冲突无关的中立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客方语言在那里被迫遭遇主方语言，二者之间无法化约的差异 将一决雌雄，权威被吁求或是遭到挑战，歧义得以解决或是被创造出来，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地表。我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使我们最终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词汇表，帮助我们解释那些改写、翻译、引进的过程，还有驯化那些词语、范畴、话语的过程，以及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述模式。这个理论词汇表还应当有助于解释在主方语言的权力结构中话语得以传播、操纵、部署以及统治的模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如果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互动，总是由主方语言的翻译者或者其他人从客方语言中邀请、选择、组合乃至重新发明各种词语和文本而发动的，而且除此之外，如果主方语言的翻译者与他/她的接受者的共同需要决定着并且协商着从客方语言中抽取文本的意义（即效用），那么，传统的翻译理论家用以命名与翻译直接相关的语言时所采用的术语，例如“本源语”以及“译体语/接受语”等，就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会有误导作用。本源语的思想往往离不开本真性、本原、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其弊端在于它把可译性/不可译性这一由来已久的总论题重新引入到讨论当中。另一方面，译体语的概念暗含着目的论式的目标，一个有待于跨越的距离，以便达致意义的完足；因此它歪曲了等义关系的喻说如何在主方语言中得以构想的过程，并且将其能动作用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我不愿再介入这种关于本源语和译体语的形而上学思考，因此本书所使用的术语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术语的改变也就改变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赋予主方语言以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本章开头引用的塔拉尔·阿萨德以如此明晰的文字描述的知识/权力的二元组合，就应该予以重新考察……即非欧洲的主方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客方语言所改变的同时，既可能与之达成共谋关系，也可以侵犯、取代和篡夺客方语言的权威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学中，这个如此‘现代’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李欧梵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五四一代及其前辈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来界定他们与过去之间的差别，并且清晰表达出他们视之为‘现代’的那些全新的感受来？”〔1〕的确，李欧梵所强调的“现代”一词用引号括起来的状态，使我们意识到中西之间跨语际实践的历史中“翻译过来的”现代性问题。如果不想继续纠缠于把传统和现代作为基本范畴的争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如何命名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使用何种语言来谈论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是现代身份与过去的身份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中国自我认同与外部力量强加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样的修辞策略、话语组成、命名实践、喻说以及叙事模式冲击着中国人感受现代时的那些历史条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如果以相对简约的方式来概括他的深刻批评，那么，冲击一反应理论是他所讨论的三种范式中的第一种。这个范式强调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且时常“促使历史学家将那些与西方的在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层面，界定为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层面有助于阐明中国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时，才是重要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是传统一现代的模式，它深深地植根于19世纪种族中心主义，并且把一种外在的一“同时也是狭隘的一西方观点强加于中国历史，按照这种观点来界定什么是变化以及何种变化才是重要的。”第三种，或者说是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落入了“非历史的陷阱，它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个‘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中国现代所发生的一切并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记住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精英阶层的确是新词语的介绍者和发明者，而且对他们来说，东西方的问题一直是他们全神贯注的问题（这也恰恰是我们无论以何种方式批判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说法时，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词语并不就是停留在它们的发明者那里，而是也在其他的社会话语领域旅行和流通。与其他符号相类似的是，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语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大众和底层当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南亚历史学家提出的理论模式是发人深思的，因为他们避开了“过渡”的思想，至少在斯皮瓦克对这种模式的解释中是这样，无论是从东方过渡到西方，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还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他们转而关注“多重对立”的共时概念。这个概念为我们理解自从东西方相互遭遇后开始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个视角。他们的研究使传统与现代这一陈旧的框架变得索然无味，从而为解释现代历史打开了替代的途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常见的思路从来都不是用经验对经验，而总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这样的模式。〔3〕就此意义而言，庶民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富于启发性的，因为他们没有事先在西方理论与其他人的现实之间假定出先入为主的划分。对他们来说，西方、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现实同样需要在相互牵连相互竞争的历史当中给予理论的批评和质问。毋庸讳言，这样一种批评所使用的术语有必要在不同的场域（localities）之间进行不断的协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实际上，这个时期所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词语之一，就是书面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这个词与日本无关，是直接在欧洲语言和汉语之间发明的。〔2〕汉字表示代词“他”的最初形式包含着一个没有性别区分的“人”字旁，对这个代词的性别区分来自翻译的环境。几千年来，汉字中的人称代词没有性别区分的形式，也没有其他性别区分的指示形式，而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适。突然间，他们发现汉语没有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3〕有些中国人认为没有这个对等词是汉语本身的严重缺陷，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设计新词来弥补这一缺陷。（在我看来，这种焦虑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状况，人们所感受到的与其说是汉语本身的缺陷，不如说是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书面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的跨语际表述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不区分性别的汉字“他”分裂为阴性与阳性的形式，引入了一个表征性的维度，而这一点在汉语书面语中是不曾存在的。这并不是说20世纪以前的男男女女的性别差异没有被理解，或者是没有被归人“阴”/“阳”的范畴，而是说在代词的表征性层面上，这样一种裂解所导致的指示关系——表现为异性 的相互指称的视觉化符号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书写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
德里克（Arif Dirlik） 在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对这一有关历史变迁的命题提出了有益的洞见。〔4）他指出，中国现代知识话语中的国族主义指向“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当中国被迫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重新组织社会时，这种普遍主义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这 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列文森意义上的儒家秩序的崩溃，而是一种关于国族与全球社会的新的辩证观点，从而有可能“把中国重新界定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国族”，与此同时也引出了“其辩证对立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所有的民族将再一次消失，而人类将实现大一统”。这种普遍主义的乌托邦目标所表述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中国知识分子书写未来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名词）理想。说得确切一点，正如德里克在讨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出色地描述的： 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代表了一种经过家族主义和国族主义之后人类进程的最后阶段。虽然这种乌托邦的名称和特征来自中国本土的鸟托邦传统，但它真正的灵感的源泉是得自未来的图景而且它是这样一种未来，它超越了中国本身的世界，具有全球社会的视野，中国则是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完整部分。〔1）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导论：跨文化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作者: 刘禾
副标题: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修订译本）
原作名: Translingual Practice
isbn: 7108072947
书名: 跨语际实践
页数: 420
译者: 宋伟杰
定价: 98.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2-1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