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明治维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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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本来是13世纪中国南宋所设的制度。该制度将寺院分为教（教学人律（寺院的戒律）、禅三个系统，从中各选核心寺院五所来统括其他诸寺，以期在教门内确立秩序。不过，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教院和律院的情况并不清楚。关于禅院，由于日本保留了大量相关史料，其运作状况相对明晰。中国的禅院五山，在当时南宋朝廷所在的杭州选了三所，在与日本开展贸易的港口，即前文提过的宁波选了两所。日本佛教心目中的圣地天台山，则未包括在内。不过，宁波毕竟是日本僧侣登陆的地方，宁波的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在被指定为五山之前，就一直与日本僧人有些关联。它们被确立为禅院五山，成为此后不久到访当地的荣西和道元将禅带到日本一事的背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3 东亚之中的日本 -
在将“日本史”框架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国史观中，秀吉出兵朝鲜是一次性的特殊事件，家康等五大老执政时决定即刻撤兵，则让日本得以回归正常状态。当然其结果是，（除了入侵琉球和虾夷地）到明治维新后征韩论兴起和向台湾出兵之前为止，日本再也没有出兵海外。但这不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17世纪中叶时其实还存在别的趋向。 再者，明清鼎革不是单纯的王朝交替，而是异族入主中原。这一点深深刺激了当时的幕府领导层，御用学者林鹅峰（罗山之子）就将之称为“华夷变态”。也就是说，出现了以夷代华的局面。幕府自觉日本由于朝鲜的战争，已明确被视为蛮夷，因此更不愿将满人的清当作自己的同类，而是认为他们在文化上逊于自己。会出现这种认识，缘于郑成功以外，也有其他人在发挥作用，他们期待日本能为明的中兴大业伸出援手。 他们就是宇治万福寺的开山隐元隆琦，据传在名古屋引人点心外郎制作方法的陈元赟，还有朱舜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保科正之及其同志：江户儒学的黎明 -
在始于光武帝的东汉，儒教的理论日趋精致，开始作为御用学说发挥作用。于是，逐字逐句、细致解读凭借孔子亲自编纂的地位而拥有权威的经书一如此一门学术逐渐发展起来了。从这时起，它被称为“经学”。 顺带一提，经书或经学都称为“经”（けい，kei），不过它们与佛教所说的“经”（きょう，kyou）实质上是相通的。现代汉语中，两者都读作“jīng”，并无区别。然而日语从某个时期开始，在佛教有关的用语中读作吴音，而儒教为与佛教相抗衡而特意读成汉音。同一个“经”字，佛教方面按吴音读作“きょう”，儒教则读作“けい”。至于道教的场合则两种读法都有，研究者们会各自按自己的考虑来读，不过名异实同。笔者是儒教的研究者，所以一般读“け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探讨 -
荣西禅师两次入宋，正好是朱熹活跃的时期，但两人并未见面。临济宗由荣西传人日本后，在13一14世纪期间，和他同样入宋学禅再传回日本的僧人层出不穷，也有不少赴日宋僧活跃一时。朱子学就是由这两者传来日本的。 换言之，朱子学并不是由日本的儒者入宋留学、习得后带回日本的。因此，中国和韩国的朱子学，和日本所接受的朱子学存在决定性的差异。无论是在发源地的中国，还是在蒙古帝国时代因政治实力关系而不得不向北京称臣的高丽王朝，肩负起朱子学的人，都是以儒教为生活信条的士大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
“尊王攘夷”在《春秋》中本来是拱卫周王朝，不让汉族以外的人侵入中国的中心地（中原）的意思；在朱熹的时代，被用来维护汉族政权宋朝的正统地位，排斥异族的辽、金、蒙古（元）：而在19世纪的日本，则解作“天皇（而非将军）才是王，不可让（不懂汉字和儒学的）西洋人来到列岛”。歌颂对作为王的天皇尽忠之举的“勤王”一词，也成为流行语。因日本君主与周代不同，不是“王”而是“天皇”，所以也出现了“尊皇”“勤皇”之类的表述（本书下文仍作“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
在儒教中，“革命”是王朝交替的意思。既然目的在于让天皇恢复大权，那么此语就显得不合时宜。这次体制变革起初称为“御一新”，后来渐渐出现“维新”的说法。 “维新”典出《诗经》，来自赞美周王室的诗句。“维”是发语词，并无特别意思。训读则作“これあらたなり”。因而，这二字虽非熟语，但与“革命”大异其趣，而和“（大化）改新”或“（建武）中兴”等词相近，由此得到政府采用。虽然其出处是《诗经》，但这一表述还见于《大学》)这部朱子学入门必读书籍，可能这才是它被政府选中的主要原因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
文禄元年（1592），丰臣秀吉派十五万大军进攻朝鲜。按当年的干支，韩国将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倭乱。 这场战争从前在日本称为“太阁殿下的朝鲜征伐”。现在的历史学者则倾向于认为这是日本发动的侵略，因此不少人将之称为“朝鲜侵略”。高中的日本史课堂用的也是这一表述。为此感到不快的人，则批评这是“自虐史观”。 同一战争是称为“征伐”还是“侵略”的差异，与对其评价（即价值判断）的差异相应。如何称呼历史事件，是历史观上的重要问题。历史不是单纯为了弄清事实的工作，也是评价特定事实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学术。就战争而言，为了惩恶扬善的进攻是“征伐”，而利己的加害行为则称为“侵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与中国 -
元寇即蒙古袭来，对日本来说则是一场防卫战争。但面对此事，镰仓幕府召集到前线与蒙古军对峙的御家人同样并未抱有多少“守护日本国”的崇高意识，而是想从“镰仓殿”（事实上是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处得到土地，作为战斗的回报。 三百年后事情也没有变化。因此，对于赴朝鲜作战的大名而言，重要的不是“日本国君主天皇及其代理人秀吉受到侮辱”，而是没在朝鲜抢到土地的话就与恩赏无缘，这样一个极端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兵后空手而回，是很麻烦的。他们自己是这样，而他们的家臣同样不能接受。家臣们从军是为了恩赏，而非“为天皇陛下”“为国”作战的荣耀。在明治到昭和二十年（1945）间的日本，从军被宣称为帝国臣民的荣耀，但情非得已而出征的士兵，大概不计其数。要说武运不佳、散华于战场而被合祀于东京九段的那座大神社，是这些“英灵”由衷所愿的话，我决不认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与中国 -
根据朱子学的解释，某人会不孝、不忠，是因为他在邪气（欲望等）的妨碍下，看不清从而偏离了内在于自身的本来之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
战国时代是血雨腥风的时代。殉死一事也颇为残忍，不过显示出的则是主公和家来关系之密切。坦白说，只有与主公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家来，才会得到前者温柔对待。宠爱和自己发生过肉体关系的女性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与主公有着同样关系的男性家来，也会得到重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江户时代对儒教的接受：以冈山为例 -
在当时的主从关系中，家来侍奉的是藩主个人。比如，上杉谦信是一位优秀的藩主，所以我追随谦信；池田光政是一位优秀的藩主，所以我追随光政。也正因此，在光政公离世时，我也将继续追随。然而，战国杀伐之世业已结束，和平时代来临，出现了以幕藩体制为中心的安定社会。这样一来，武士不再侍奉藩主个人，转而开始为幕府和藩等公共机关效力。因此，即使所侍藩主去世，即使自己曾经备受藩主宠爱，武士们也不再为追随先主而自杀，而是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辅佐幼主，或是退居二线，为下一代家臣团队提供长者的指引。不同于血腥的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是和平的，世人也开始摸索与之相称的侍道或士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江户时代对儒教的接受：以冈山为例 -
在中国和韩国，皇帝和国王是独掌王权的。当然像清朝这类复杂的王权会在面对蒙藏民族时以藏传佛教护法之王的地位自居，不过在面对汉人和汉字文化圈中的朝贡国（朝鲜和琉球）时，则向来是以朱子学式的“皇帝”之形象示人。朱子学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对这一王权形态的说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探讨 -
13一16世纪日本对朱子学的接受，完全是由禅僧来实现的。这与韩国的朱子学接受史存在根本差异。韩国在高丽时代已效法宋朝完善了科举官僚制，在学力测验中考查儒教经典的知识，测试结果优良的人，就为自己打下了进人政界的基础。到高丽末期，朱子学也渐渐传人半岛。特别是在蒙古的人侵下，高丽不得不称臣，其官僚由此来到朱子学开始流行的蒙古（元）都城北京。于是，高丽儒者得以借机直接受教于中国儒者。 到了明朝，这一趋势愈加明显。1392年成立的朝鲜王朝从一开始就以朱子学为国教。与此相对，日本虽然与明有建交，但其外交使节团均由禅僧主持，两国儒者没有交流的机会。窃以为正是因此，朱子学在国家仪礼和冠婚葬祭之礼的层面上的新元素要到很晚近的时候才传入日本。毕竟，虽然禅僧将朱子学作为教养的一部分学成归国，但他们所践行的仍是佛教仪礼。他们没理由要去积极引人儒教式的仪礼。这与韩国方面是由儒者积极引人朱子学仪礼的情形大不相同。 附带一说，中国佛教中的国家仪礼和生命礼仪，也是吸收了早已存在的儒教和道教的要素，再经一番损益而成形的。归根结底来说，它其实还是儒教式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对朱子学、阳明学的接受 -
禅僧的态度不是国民的，而是世界的。本来他们思想中世界的中心是支那，所谓“世界的”其实就是支那本位的。要之，禅宗与禅僧的思想，到这个时代依然是异国的事物。…要之，禅僧的汉文学不过是仅仅流行于禅宗丛林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文学游戏而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山文化研究导论 -
如今国家之间仍存在各种各样的紧张关系，重要的是能理解对方国家的想法，并互相认可彼此的立场。立场和想法不同的国家，如何才能承认彼此的差异而共生共存呢？对今后的世界来说，“共生”的思想应该会很重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日本古代史之省思：从东亚角度探讨 -
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但是，人类的行为不管过了多久，其本质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
同一战争是称为“征伐”还是“侵略”的差异，与对其评价（即价值判断）的差异相应。如何称呼历史事件，是历史观上的重要问题。历史不是单纯为了弄清事实的工作，也是评价特定事实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学术。就战争而言，为了惩恶扬善的进攻是“征伐”，而利己的加害行为则称为“侵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
说来奉秀吉之命而出兵的大名，其实也期待凭借在当地的战果，获得恩赏。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军，而只是联合起来的私兵。当时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更准确地说，是镰仓武士以来“武人”的传统：为主公作战（奉公），其目的就是获赐相应的土地（御恩）。 元寇即蒙古袭来，对日本来说则是一场防卫战争。但面对此事，镰仓幕府召集到前线与蒙古军对峙的御家人同样并未抱有多少“守护日本国”的崇高意识，而是想从“镰仓殿”（事实上是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处得到土地，作为战斗的回报。 三百年后事情也没有变化。因此，对于赴朝鲜作战的大名而言，重要的不是“日本国君主天皇及其代理人秀吉受到侮辱”，而是没在朝鲜抢到土地的话就与恩赏无缘，这样一个极端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兵后空手而回，是很麻烦的。他们自己是这样，而他们的家臣同样不能接受。家臣们从军是为了恩赏，而非“为天皇陛下”“为国”作战的荣耀。在明治到昭和二十年（1945）间的日本，从军被宣称为帝国臣民的荣耀，但情非得已而出征的士兵，大概不计其数。要说武运不佳、散华于战场而被合祀于东京九段的那座大神社，是这些“英灵”由衷所愿的话，我决不认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
说来，僧侣（不限于五山僧）自镰仓幕府创立以来，就在负责武家政权的文书行政工作。大多数武士都没有使用汉文的能力。五山僧与中世纪欧洲拥有书写拉丁文能力的基督教圣职者的角色相当。 僧侣们尤其活跃于外交这个领域，毕竟与明和朝鲜往来的文书都需用正式的汉文写成。顺带一提，虽然是很粗浅的事实，但为免误解，还是想指出：通称谚文的朝鲜本土文字，发明于15世纪，所以秀吉的时候业已存在。但谚文不过是作为汉字的辅助品而在使用，正规的公文书其实都用汉文写成。日本的公文同样如此（不过这种公文日语腔很明显，就文法而言可谓日式汉文）。汉文无论是在朝鲜还是日本，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外语。 汉文中蕴藏的是中国文明自古以来的传统，不是写出来文法正确就足够了。在国际性的外交场合更是如此。文体要求典雅（四六骈文），要运用大量典故，要与不同具体场面（如考虑书简收寄双方的身份等）相应，并且符合外交上的礼仪、惯例，等等。公家虽然有运用汉文的能力，但他们自平安时代以来，就死守日本一国主义而对世界形势漠不关心。在室町时代的日本熟知外国事务的人，其实是五山僧。 五山僧不是外交专家。确切来说，他们是拥有丰富学识和文才、通晓东亚世界国际文化的通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
堪称多面手的秀吉，其亲笔写下的书状是混用了很多假名的和文，从未用过汉文。我倒不是想说用汉文写作才比较高级，但是，如果缺乏运用汉文的能力，以及汉文所代表的人文素养，就会受到中朝两国通才文化人（士大夫）的轻视。 当然，我也不是想说，中国、朝鲜因此就更优秀，或者只要有通才就万事无忧。这两个国家也有各自的问题，以致在20世纪受到日本欺凌。不过，人间万事都如塞翁之马，日本虽然培养出优秀的官僚和军人，在西洋化、近代化的路线上取得成功，实现了秀吉以来向大陆拓展的梦想，但也正因此而走向败亡之道。毕竟，专家只能看清自己所熟悉的范围、领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作者: 小岛毅
isbn: 7519464237
书名: 儒学与明治维新
页数: 208
译者: 陈健成
定价: 58.00元
出品方: 后浪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22-6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