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与东亚世界》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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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不像欧美、中亚等别的文化圈，没有统一的世界观。例如近代以前的中国和近邻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中国来看，只有朝贡、册封一途。也就是说，外国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就把当地的元首封为国王。可是从近邻国家来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况很复杂。越南向中国朝贡，被封为国王，回过头向国内却自称皇帝，称中国为北朝，自居南朝，是南北朝平等关系。日本则一直不承认朝贡，唯一的例外是室町时代的幕府将军曾几次向明朝皇帝朝贡，被封为日本国王。岂知幕府将军之上还有天皇，天皇才是日本的元首，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甚了解。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也是平等关系。朝鲜因地邻中国，在19世纪末大韩帝国成立以前，始终不敢称帝，却在国内自视为“小中华”，反而把中国看成是夷狄。东亚各国的外交就是如此尔虞我诈，诡谲叵测。总之，通过使用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来探讨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就是本书的核心主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文版自序 -
现存早期的训读资料（8世纪）全都是佛经，训读起源于佛教寺院殆无疑问。中国自从南北朝以来佛教大张其道，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正当其时，因此，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当时的日本僧人通过种种管道，如阅读相关资料，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直接观摩或参加译经现场，对中国梵经汉译的具体程序非常熟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汉文训读和佛经汉译 -
朝鲜建国的檀君神话，这跟日本天皇的天孙降临神话异曲同工。内容都是天上的神降到高山顶上，成为地上的统治者。这种神话在东北亚萨满教流行地域很普遍，自有其古老的来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或者，广东人有时把普通话的“什么”两个字读为粤语的“乜嘢”（mat je），也算是一种训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汉字的读音——音读和训读 -
“音读”来自汉字的中国发音，但由于接受的中国发音来自不同时地，音读又分为吴音、汉音、唐音三种。吴音是大概7世纪以前经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来的中国江南音；汉音是8世纪以后的唐代长安音；唐音是宋元以后主要由禅宗的传播而带来的福建等南方地区的特殊发音。” (查看原文) -
……东亚不像欧美、中亚等别的文化圈，没有统一的世界观。例如近代以前的中国和近邻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中国来看，只有朝贡、册封一途。也就是说，外国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就把当地的元首封为国王。可是从近邻国家来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况很复杂越南向中国朝贡，被封为国王，回过头向国内却自称皇帝，称中国为北朝，自居南朝，是南北朝平等关系。日本则一直不承认朝贡，唯一的例外是室町时代的幕府将军曾几次向明朝皇帝朝贡，被封为日本国王。岂知幕府将军之上还有天皇，天皇才是日本的元首，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甚了解。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也是平等关系。朝鲜因地邻中国，在19世纪末大韩帝国成立以前，始终不敢称帝，却在国内自视为“小中华”，反而把中国看成是夷狄。东亚各国的外交就是如此尔虞我诈，诡谲叵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文版自序 -
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虽然宗派之间的歧见严重，却总可以一种宗教来代表地域文化及精神生活。反观东亚，却不存在代表性的宗教。曾经有人提倡过儒家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可是都不恰当，没能得到广泛认同。因为在此地域除了儒家、佛教之外，还有道教、日本的神道等诸多宗教，互相抗衡、共存以至融合，任何一种宗教都配不上代表整个东亚文化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征 -
……例如越南汉字音保留中国早期的上古音；朝鲜汉字音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原发音。日本汉字读音（音读）有吴音、汉音、唐音之别，吴音是中国六朝时代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来的江南音；汉音是唐朝的长安音；唐音则是宋以后的南方音，各有差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汉字的读音——音读和训读 -
由此可知，梵文汉译的分工程序是：先由译主（此处当是印度僧天息灾）宣读梵文经本，左右证义、证文监视有没有错误，再由书字梵学僧把所有梵文单词用汉字来音译，笔受僧再把它翻成汉文词汇，然后缀文僧按照汉文语序“回缀”，参译僧再次审查，刊定僧“刊削冗长”（梵文句子絮叨，汉文重视简练），最后善于作文的官员来润色文章，作成达意的汉文。 以上是纪念译经院完工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的程序，实际上的译经工作程序也许不那么繁琐，可以省略或合并几个环节。不过，历代梵经汉译的过程，包括最有名的玄奘译经，基本上都采用这种集体分工的方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汉文训读和佛经汉译 -
……在中国古代，如果不小心把上下两个字颠倒写的时候，就在两字之间加“乙”来订正，例如宋朝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自书松风阁诗》 把“二三子”误写成“三二子”，就用“乙”来加以订正。这个“乙”也不是甲乙的“乙”字。现在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况，往往把两个字用“~”来使之颠倒订正，因“乙”字的形态正好和“~”一样，就写“乙”字，其实是符号，不是字。历代字典在“乙”字的字义中从来没有颠倒的意思。 关于“乙”，敦煌发现的唐代《搜神记》（不是干宝的《搜神记》）中有一条颇有趣的故事： 三国时代的人管辂善于算命。有一次路逢十八九岁的少年，名叫赵颜。管辂一看就知此人明日午时定死，就告诉他：“你明天午时一定会死。”赵颜听了大吃一惊，连他的父母都向管辂苦苦哀求救命。管辂就告诉他：“你明天准备酒脯去大桑树下，那边有两个人玩儿博戏，你给他们倒酒，如果他们喝了酒吃了肉脯，其中一个人一定会救你的命。”第二天，赵颜去大桑树下，果然有两个人在玩儿博戏。赵颜给他们倒酒，因他们太热衷于博戏，无意中喝了酒吃了肉。等到博戏完了，坐在北边的人才发现赵颜，就勃然大怒说：“你为什么给我倒了酒？快回去。”坐在南边的人就说：“你既然喝了他的酒，吃了他的肉，应该救他的命。”北边的人就回答说：“文案已定，不能改。”南边的人看到文案上写“十九岁”，就用笔颠倒两字，然后跟赵颜说：“你本来寿年十九即死，现在可以活到九十了。”原来北边坐的人是北斗，掌死；南边坐的人是南斗，掌生。《搜神记》最后说：“自尔以来，世间有行文书，颠倒者即乙复。”可见用“乙”来颠倒上下两字订正的习惯，叫“乙复”，唐代已有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汉文训读和佛经汉译 -
日本固有的宗教叫神道，神道的形成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宗教思想就有“本地垂迹说”，与梵和同类说互为表里。所谓本地垂迹说的内涵是：日本固有神的本地在印度，日本神是印度的佛、菩萨所垂迹的“权现”（化身），是一种佛神合一思想。例如本地垂迹说中日本神道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天皇的祖先）是佛教大日如来的化身，八幡神（神话中的应神天皇）是阿弥陀如来的化身等等。后来神道盛行以后，又提倡“反本地垂迹说”，颠倒主客，主张日本才是佛和菩萨的本地，佛、菩萨是日本神的化身。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以神道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实行“排佛毁释”“神佛分离”政策，本地垂迹说才算告终。可至今日本很多寺院都设有神社，是本地垂迹说的遗响，可见其影响深远。 有趣的是，本地垂迹说和反本地垂迹说的产生与中国的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争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佛教传入中国不久的后汉晚期，就有老子出关后去印度成为释迦之说，后来西晋道士王浮伪撰《老子化胡经》宣扬此说，影响颇广，到元代被认为是伪经，列为禁书。现在敦煌文书中仍有其抄本。 而老子化胡之说一出，佛教方面也不甘心，以其道还治其身，南北朝时伪造《清净法行经》，凭空杜撰了释迦派三位弟子去中国分别成为老子、孔子、颜回之说。另有《法灭尽经》则说三位弟子所化的是老子、孔子、项橐。这些伪经早已传到日本日本的本地垂迹说从中受到启发，也未可知。 中国的道佛争论的背景，还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中土、边土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自居天下中心，自称中华。而佛教徒认为印度才是世界中心，中国反而是边土。此一争论从六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较大的影响，也传到日本。梵和同类说和本地垂迹说也可视为中边争论在日本所引起的一种反应。其实，印度人并没有以印度为世界中心的思想。中边争论可以说是中国人执着于中华思想的心态所产生的副产品。 梵和同类说和本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可是日本人接受朱子学，并不意味着他们尊敬中华，自视为夷狄。相反，他们利用了朱子学的中华思想，强化了自古有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形成了日本的中华思想，把“尊王攘夷”的“王”看成日本的天皇，反而把中国视为夷狄。后来战国、江户时代，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当然也被纳入夷狄之列，蒙受诬称“南蛮”了。众所周知，“尊王壤夷”曾是推动明治维新最具号召力的口号。这样一来，天竺、震旦、日本三国对等的世界观已然无法成立，势必要突出日本神国的国粹主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训读的演变 -
……训读只是阅读汉文、翻译汉文的方法而已，可是它的演变史却反映了佛教的传来、“国风”文化、佛教和神道的斗争和融合、朱子学的传入和展开、西洋文明的输入等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事件。整个训读的历史不妨说是一部日本史。这在以上所说训读演变的四个分期跟日本历史的政体演变，即古代律令国家时期（奈良时代、平安前期）、摄关政治和院政时期（平安后期）、武家掌权的幕府时期（从镰仓、室町到江户时代）、近代（明治以后）基本上吻合的事实中也许能够得到印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训读的演变 -
朝鲜和日本发生如此类似的变化，究其原因，应该是以十三四世纪东亚世界频繁的互相交流以及朱子学等中国新文化的传播作为共同基础的。与此同时，鉴于朝鲜的变化比日本早，且日本学者看过朝鲜的谚解本，又曾编辑日语的谚解，所以朝鲜对日本产生某种影响也未可知。总之，两国的变化是连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朝鲜没有像日本华音直读论那样的极端主张，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没有日本汉字音直读的论调。日本的华音直读论不合实际，而朝鲜汉字音的直读却易于推行。且朝鲜也没有明确的训读废止论，训读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消灭了。而日本则虽然部分学者极力提倡废止训读，训读却仍然盛行，保持了命脉。 两国之间产生如此差异有几个原因。首先，相对朝鲜采用朱子学以后佛教完全衰落，日本的佛教仍然能维持大势力；朝鲜到了15世纪已经形成了拥有儒家素养的士人阶层，废用训读有了现实条件。同时，也因为通于汉语的人不少，深知华音直读难以推行。且朝鲜地接中国，向中国朝贡，容易受中国政治上的干扰，华音直读有被中国同化之虞。而日本跟中国隔海相望，不是中国的朝贡国，政治上、文化上保持独立，华音直读也不必担心被中国吸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训读的演变 -
……且自从清军入关后，朝鲜就认为中华文明在中土已灭亡，迁移到朝鲜，于是自命“小中华”。他说“非万国通行之法”，简直是自居中华，脾睨万国，骄矜之态可掬。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朝鲜半岛的训读 -
到了高丽末期，又出现了高丽变为震旦之说。高丽末年是受到蒙古常年进攻，全国变为战场的动荡时期。1259年，结束了前后三十多年的抵抗，高丽终于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属国。126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召唤高丽国王元宗入朝进见，元宗颇不愿意。此时风水师白胜贤进言说，若国王“亲设大佛顶五星道场，则未八月必有应，而可寝亲朝。三韩变为震旦，大国来朝矣。”（《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三《白胜贤传》）。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亲设道场，不但不必去中国，高丽还将变为“震旦”（中国），大国（蒙古）反而来高丽朝贡。元宗信而设道场，当然没用，还是不得不去大都（北京）朝见忽必烈。可是白胜贤“三韩变为震旦”之说，却对后世影响深远。 结合上一章的“小中华”说一起看真要笑死了，现在到底还是偷少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他说的意思是，唐诗和乡歌虽然声音不同，其地位同等，价值也相若。遗憾的是高丽人懂唐诗，而中国人不懂乡歌。何观汉文如“帝网交罗”，高丽人容易读；“乡札”（高丽语的文章）似梵文的连缀，中国人不易懂。 文中“帝网”典出《华严经》的“因陀罗网”，是装饰因陀罗（帝释天）所住宫殿的宝网。网中宝石纵横密挂，互为发光衬托，比喻汉文中个个汉字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汉语的孤立语性质。另一方面“帝网”也象征中华帝国纵横密布的网络，如《宋书·乐志》所引晋代《四厢歌》云：“张帝网，正皇纲。播仁风，流惠康。” 意谓高丽作为朝贡国，被包括在中华帝国的网络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日本慈圆把白居易的诗翻为和歌，用以抵制中国过多的影响。而崔行归把乡歌翻成汉诗，以图传播到中国。由此可见两国人士意识形态的差距，可是追求跟中国同等地位却是一致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震旦”一词是梵语Cina-sthana的音译。Cina是“秦”的音译，也写作“支那”；sthana是土地的意思，“秦的土地”就是中国。当初音译时为什么选择“震旦”这两个字，已不得而知。而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所引琳法师（慧琳）之说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卷四）震卦在《易经》相当于东方。“震旦”既是“东方日出之方”的意思，朝鲜在中国的东方，岂不更有资格当上“震旦”？这就是“三韩变为震旦”的根据。而这也不是白胜贤的独创，之前高句丽的后身渤海国(698-926)亦称振国，始祖大祚荣自称震国王；灭渤海而建立辽朝的契丹则在渤海旧地置了东丹国。“真丹”“振丹”都是“震旦”的异写。在中国东方的国家纷纷自居“震旦”之位，而最东方的国家乃自称“日本”，既然是“日本”，再也没有更东方的国家了。日本东尽之国，就占了便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
日本可以逍遥海外，不必向中国朝贡，能够维持独立性，还可以说印度、震旦和日本对等，甚至可以主张日本是“神国”，把中国比下去。可朝鲜不行，说梵语和朝鲜语相同还可以，而既然在中华帝国“帝网”之内，无法说朝鲜与中国对等。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是自居中国之位。这当然完全违背现实，只不过是观念上的颠倒，堪称阿Q式的意识形态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朝鲜半岛训读的语言观及世界观
作者: [韩] 金文京
副标题: 岩波新书精选12
isbn: 7542677322
书名: 汉文与东亚世界
页数: 224
定价: 49.00元
出品方: 新经典·琥珀, 新经典文化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22-10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