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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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1）向管下各国立大学法人2）的校长下发了一份通知，题为《关于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的整体调整》。不料这个通知引发了一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文科学部”的轩然大波，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冲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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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虽然通知的实质性内容早在2014年8月已经公开，却在近一年后的2015年6月才突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呢？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2015年夏天的政治状况。这一年夏天安音政权在国会强行通过了包含“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很多人认为这是违反宪法、无视法制规则的粗暴行为。在目睹了政府在安保法案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的人们眼里，这是一个胡作非为、崇尚暴力干涉的政权，要毁掉战后日本积累下来的，尤其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下村文科大臣要求大学在开学及毕业典礼上升“日之丸旗”、齐唱《君之代》歌的复古主义的腔调，也强化了舆论界的危机感。
在同一时期，总建筑费用超过2500亿日元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建设也出现了重大问题，文科省及管理组织“日本体育振兴中心”的错失一一暴露于公众眼前。通知公布的时间，正好是在这些问题导致人们对文科省的不信任感大规模蔓延的时候。媒体及奥论有分理由相信“安倍政权及文科省又要干什么坏事了”。
从媒体方面来说，与通知的内容首次公开的一年前相比，谴责政府的舆论气氛高涨这一背景，也强化了传们选择这一话题的动机。再加上通知本身纰漏较多，于是成为了绝佳的攻击对象。审视关于“废除文科学部”的一系列报道，可以看到是媒体主动将报道一再升温，试图将这一引人关注的话题与安保相关法案、文科大臣的国旗国歌要求、新国立竞技场等问题联动，将奥情的不满引向安倍政权及文科省，全过程一目了然。
本来媒体的责任是整理文科省通知背后的脉络，分析其意义，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传达给读者。要做出这样的分析，就必须对近年日本大学改革情况有所理解。然而，一系列报道却在缺乏这一认知的情况下，简单迎合了批判政权的潮流，不去探讨通知的本意是否真是强行“废除文科”，只是将其与安保相关法案等捆绑在一起予以谴责，这一态度从新闻工作的角度来看颇为不妥。
第二，是文科省方面的失误。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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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政府重视产业竞争力的大学政策，至少从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前后就开始推行，其背景是似乎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挣钱的理科”与“不挣钱的文科”这一对立，而大学方面也全盘接受了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一前提。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常识”，即在文科学部学到的东西既无法帮助就业也赚不到钱，因此最是无用。人们即使嘴上不明说，但内心都觉得事实的确如此。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广大国民之间，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经济界以及媒体对本次通知的反应，其实只相当于也应肯定文科的价值这一程度的表态，认为文科省的通知有些过激而已。然而根本问题在于，过去十几年的大学政策都是建立在文科学部学到的东西百无一用这一误解上的。批评本次通知并非只是指责一下文科省就万事大吉，其中潜藏着极为重要的问题。“挣钱的理科”与“不挣钱的文科”这一对立成为了世间的“常识”，这才是隐藏在本次“废除文科学部问题”引发的事态背后的真正的根本性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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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科相比，理科在以下三个方面更具有获得竞争性资金的优势。
首先，一般而言，理科的研究比文科更容易得到预期的结果，而且所需的时间也相对更短。多数的理科研究都能够阐明“按这一计划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在这时间内可以达到这样水平的目标”这类信息。而文科的研究多数情况下很难提出这样明确的目标或成果，甚至不少研究比起确定的成果更多龌调的是其学问上的意义。第二，多数情况下理科研究的预算规模要远远大于文科的研究。同样的项目数，就研究预算带给大学的“经济效益”而言，理科和文科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第三，一般而言，理科的研究讲究团队合作，文科的研究则多为单打独斗，因此争取竞争性资金这样需要团队合作的事情，理科学者更容易发挥优势。
法人化后文科与理科的巨大差距，比起运营费拨款，更多体现在获得的竞争性资金上。就大学而言，理工科大学还算勉强能在整体上维持基本的预算规模，但教育类大学则是每况愈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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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大学与一般的企业、商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大学的目的、价值，既不是培养顺从于国家的学生，主也不是将学生教育成其父母期待的样子。大学对家长或国民负有义务，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出色的人，但“出色”的标准未必与学生家长或普通国民的一般性认识一致，也不应该屈从于这样的认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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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类价值，在今天就是全球价值。大学担负着连接全球价值与国民社会的职责。大学是一种媒体，并非从属于政府或国民。人类性、普世性、全球性是大学的根本。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学首先应该献身于“实现全球卓越性”（global excellence）。哪怕批判政府，哪怕对抗国民的一般观念，也要致力创造真正具有全球价值的工作——培养这样的研究者或是实践家，才是大学对社会最有意义的尽责方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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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学科的作用，并非只是培养学生广博的教养。创造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是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电影学等各门学问，这些都是专而精的专业领域，绝非广博的教养。而实际上“文科无用论”的矛头所指，也并非其是否具有教养功能，而是文科作为以人与社会为对象的学问，其专业领域是否真正“有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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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论述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有用”有工具性和价值创造性两个不同的维度。
（二）是否“有用”，应该在长时段中进行衡量其中包含确定目的的价值尺度本身的转换在内。价值尺度在较长时间中一定会发生变化。“文科”的知识生产，是包含预测或是主导价值尺度的变化这一价值创造维度的，文科的知识生产“其用长久”，与理科擅长的“迅速有效”的知识生产维度不同。
（三）“博雅”（Liberal Arts）包含语言之学（文科）和数字之学（理科）两方面，这一文理跨界性由近代的“哲学”所继承。
（四）“教养”是在与国民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概念，难以跨越国界。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这一概念需要被彻底解构。
（五）战后，由美国导入的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大学课程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面貌模糊，到90年代则名存实亡。
（六）今天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多数，都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作为“国家”与“市场”之间或是边缘的领域而形成的学科。它们在与自然科学的对立中找寻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对“价值”的追问为共同的根本问题。
（七）大学应该服务于人类普世性，即使是国立大学也并非为国献身的机构。
综上所述，本章反驳了“文科无用但有价值”这一立论。文科的知识生产，是明确现有价值及目的的局限性，通过批评、反思创造新价值的知识活动。其中含有价值创造的维度，因此长远来看是“有用”的。但二战中及战后日本的大学一贯重视理科，文科被边缘化。在“废除文科学部”以前，日本的国立大学就实质而言都是理工科大学。与这样的状况相对抗，在国立大学中寻找“其用长久”的文科的发展空间，是当下的课题。此时，有必要重新回想起今天常常被等同于文科的“博雅”本来是包含文理双方的基础性知识这...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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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这种二重性，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个是各自独立的教授们承担起追求“真理”和教育“学生”这两个主要任务，组成平等的共同体的层面；另一个是作为活用知识的潜力与社会进行交流沟通的、具有可特续发展性的组织来运营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时刻都在接受内部调整，并进行相互转化，而这种二重性对于大学来说正是最根本的要素。它也与企业这样的组织有本质上的区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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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21世纪的全球社会，我们应该如何构想“作为‘蛞蝓鱼’的大学”呢？与虾蟹相比，蛞蝓鱼似乎是以退化的形态出现的，但它却仅靠一条贯穿身体的脊素，进化出了脊椎，并最终促使了人类的诞生。这一过程是在已经进化为虾蟹（甲壳类）的状态下打破外壳，重新退回软体动物的状态，然后再向着脊索动物进化，因此其中产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用脊椎贯穿身体来代替外壳的保护，与外界之间的界线也能变化自如地进行调整，进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分化出鱼类、两栖类、爬行类以及鸟类、哺乳类动物等丰富多彩的物种。这所有进化的实现都不是依靠硬壳保护身体，而是靠脊柱贯穿全身来实现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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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大学不能继续偏安于校园内部发挥作用了。如今，大学的活动场所已经扩展到街道，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剧场等文化设施，甚至是企业的工厂、设计工作室、偏僻乡村、受灾地和有合作关系的国外大学。这也导致此前在大学校园内固守的封闭式“学术惯例”将不再被视为绝对的标准，而会在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活动、企业的经营活动、地方城市振兴的一线以及国外大学等多语种的环境中逐渐被相对化。
大学在历史上积累下了庞大的知识资源。在如今这个以高度信息化、网络化的现代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应该将这些资源放置在开放性社会这一“校园”中，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如果大学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那么“上大学意义何在？”这种疑问就不复存在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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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80年后的2015年夏天，日本发生了抨击文科省通知的骚动，虽然如第一章中所述，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受到媒体记者们过于浅薄的报道煽动的结果，但众多大学人士也参与其中，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们抱有与20世纪30年代末的赫伊津哈同样的危机感。对于21世纪初以来大学的变化，许多大学相关人士都感到，这样的“改革”指向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可谓倒行逆施。在这样的精神苦闷中接触到相关的报道，于是不假思索做出了反应，也许这就是他们在去年夏天的真实状况。
正因如此，真正应对问题的方向，绝非一味止步于大学及其文科目前的窘况，坚称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游戏”与“有用”，游戏性与有用性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排斥。正因是游戏所以有用，从游戏性中产生新的价值与目的，有用性也随之成立，这一路径确实存在。就我所知，实际上日本的产业界中就有好几位优秀的经营者，对这一路径知之甚详。要发现这样的路径，需要能预见到未来价值的生成与变化，三年五载远远不够，需要看到30年、50年、100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之后。因此，我们不应畏惧被遏制的昔日亡灵再次复活来袭，而应面向50年、100年之后的未来，思考那时需要怎样的大学，应该在怎样的展望中重整、重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问。我认为仅仅延续现状是绝对不行的。即使为了避免自我否定的命运，大学也应该彻底改变人文社会学科只需坚守传统便可的思维方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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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化后，预算作为国立大学的运营基础，其重心从运营费拨款向竞争性资金转移，这与文科的走弱息息相关。因为与文科相比，理科在以下三个方面更具有获得竞争性资金的优势。
首先，一般而言，理科的研究比文科更容易得到预期的结果，而且所需的时间也相对更短。多数的理科研究都能够阐明“按这一计划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在这一时间内可以达到这样水平的目标”这类信息。而文科的研究多数情况下很难提出这样明确的目标或成果，甚至不少研究比起确定的成果更多强调的是其学问上的意义。第二，多数情况下理科研究的预算规模要远远大于文科的研究。同样的项目数，就研究预算带给大学的“经济效益”而言，理科和文科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第三，一般而言，理科的研究讲究团队合作，文科的研究则多为单打独斗，因此争取竞争性资金这样需要团队合作的事情，理科学者更容易发挥优势。
法人化后文科与理科的巨大差距，比起运营费拨款，更多体现在获得的竞争性资金上。就大学而言，理工科大学还算勉强能在整体上维持基本的预算规模，但教育类大学则是每况愈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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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于，重点化以后，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虽然大幅增加，但不论是大学教师岗位还是研究机构的研究院岗位都没有相应增加。优秀的学长学姐千辛万苦拿到学位，却在毕业后辛劳度日，这一现实足以使他们的后背望而却步。文科生会在本科升硕士阶段，理科生会在硕士升博士阶段，察觉到读研的风险，并为了规避这一风险而选择企业和政府机构就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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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论文应该经历以下步骤：
1.明确问题意识和研究目的；
2.确定研究对象
3.对现行研究进行批判性探讨；
4.建立分析框架假设
5.进行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
6.做出结论和评价
学生尤其容易漏掉1，3，4。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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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有用”，不应限定于单纯有利于国家或产业界的狭隘范围。大学拥有比国民国家或是近代企业更为古老的历史，并非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或企业而出现的机构。但另一方面，大学也并非自其诞生之初就是以自我为目的、志在学问本身的机构。希望对某一对象“有用”，是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最初的大学可以说是服务于“神”（神学）、服务于人的健康（医学）而存在的机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大学是服务于人类或是全球社会的普世价值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制度。
拙著《何谓大学》（岩波新书，2011年）已经详细论述过大学诞生于12至13世纪的西欧，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基督教秩序之下。未来中世纪都市的全欧网络正以西欧为中心日益扩张，各种不同的价值相互碰撞，人们产生了对“普世价值”的追问。无论是基督教社会还是近代社会，都需要致力探求价值普世性的机构，因此大学才存在了800年之久，而这一普世性是属于全人类的。大学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最终将造福人类，欧洲接受了这一观念。
所谓人类价值，在今天就是全球价值。大学担负着连接全球价值与国民社会的职责。大学是一种媒体，并非从属于政府或国民。人类性、普世性、全球性是大学的根本。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学首先应该献身于“实现全球卓越性”（global excellence）。哪怕批判政府，哪怕对抗国民的一般观念，也要致力创造真正具有全球价值的工作——培养这样的研究者或是实践家，才是大学对社会最有意义的尽责方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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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略带武断的方式来总结的话，“博雅”对应着中世纪的贵族社会，“教养”对应着近代的布尔乔亚社会，而“通识教育”则对应着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肩负着将大众从被动的消费者培养成主动的公民这一使命，因此成为了美国本科教育的基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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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尺度绝非一成不变。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人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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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概念中，“博雅”一词的历史最为悠久。在
古代就已经形成了这一概念的内核，而更直接的，是指
诞生于12世纪至13世纪的中世纪大学教育中的自由七
艺(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代数学、几何学、天文
学和音乐)。主要科目中包含音乐这一点很有意思。更
为重要的是，这些学问被分为两大类。文法学、修辞学
和逻辑学，是与遣词造句行文立论相关的“语言之学”
更接近文科。而代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是组合数字与形状的“数字之学”，更接近理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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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类价值，在今天就是全球价值。大学担负着连接全球价值与国民社会的职责。大学是一种媒体，并非从属于政府或国民。人类性、普世性、全球性是大学的根本，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学首先应该献身于“实现全球卓越性”。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