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二十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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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原本是官方执行“一边倒”政策学习苏联的结果,但反浪费斗争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了建筑设计单位、建筑师乃至为政府助推的梁思成,许多人在报刊上进行自我批评。运动中,首当其冲地梁思成,不但在报刊上受到点名批判,而且还成立了批判梁思成的专门办公室,两个月后,给梁思成总结出七大错误。不过,这个办公室组织的96篇点名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在政府高层领导的干预下,没有完全发表,原先准备在电台点名批判的广播稿,也最终撤销。 梁思成确实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等口号的中国化竭尽了全力,他在首都计划委员会里的领导地位,足可使他推行他心目中的民族形式和建筑艺术观点。但是应当看到,梁思成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独自掀起所谓的“复古主义”思潮,他只是在特定的政治气候条件下,提出了某种建筑模式而已,所谓建筑中的“复古主义”,是政治气候和苏联影响的直接结果。加入梁思成的意见果真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为保护北京的牌楼和城墙的奔走呼号,不会如同螳臂挡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