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新因明传入我国已一千三百多年,几经沉浮,几成绝学,恰似廖落烟中一雁寒。当年,我经历了“文革”风暴的摧迫之后,于幽居索漠之中接触到了因明。其时我犹如萧萧茅屋下的一个落魄书生,暗自捧着一部诘屈聱牙的《因明大疏》死啃硬读,无师无友,无处问益,两个孤独者邂逅,“唯君怜我我怜君”,研读之艰可想而知!后来,随着“文革”寿终正寝、大环境的根本性改善、学术研究春天的到来,因明被列入亟待拯救的学术门类,绝学因明终于得到众多学人的关注,从此不再孤寂。
我们久有意编纂一部由汉、藏、蒙古族和国外学者参加撰写的百年因明学术史,这个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而且本课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更鞭策着我们加倍努力地去完成,务使本书能有裨于读者清晰地了解近现代因明从复萌到晏息到重兴的过程以及诸多中外学人在此期间所作出的贡献。
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因明的发展过程颇多曲折,其间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社会历史的原因如佛教于十三世纪在印度湮灭,佛教因明亦随之匿跡;唐玄奘创立的慈恩宗于中唐前后式微,因明亦随之不振,凡此皆非个人能力所可抗拒。人为的原因则是因明译典文字过于艰涩,唐贤文疏又复聱牙,且奘门诸师虽同禀玄奘而所释不一,令人无所适从,望而生畏。然这些都是时代和个人素养的局限所致,今人亦是不可苛求于古人的。不过人为原因中也有难以原宥者,如近代以来出现的“除外说”,尽管源自东瀛,然在我国亦有影响。近来更有力售此说者,膏唇拭舌,欲以之为青云之梯,独步于“不仅国内,而且国外的最前沿”。殊不知喻体除宗有法一分之说日释林彦明早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即已提出,且林氏更在1934年以“日华佛教研究会总干事”的身份受太虚大师之邀来华作《因明论式之批判》的演讲并印发小册子,按理“最前沿”之誉应归于林大僧正,不料竟被今之大言者掠美,不过林大僧正已寂灭于七十五年前,再不能与之理论。但林氏的喻体除外说确实只是起了个头,不及今之“除外说”者连篇累牍重复抄卖来得张扬。不过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只顾了东头却忘了西头:说喻体要除宗有法,因之而令其失去全称命题的资格,那么因三相又如何来制约三支论式呢?在因三相制约下建立起来的喻体,必然是普遍命题(即命题的主项概念是普遍概念,它至少要包含两个以上的子概念),略有逻辑常识的人当不难发现此中的矛盾。存在如此明显矛盾的“理论”,还能站在“不仅国内,而且国外的最前沿”么?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是至理明言,当为治学者戒。
“除外说”是因明研究中的杂音,它采用曲解的手法来立说,扰乱了本来严谨的因明理论体系,对初习者无异于布下了一道五里长雾,令其更难窥得因明之堂奧,于拯救绝学因明危害极大,故本书于有关章节予以详析,以厘清是非。
因明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我们在研究中却不能固步自封,而应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去探索,汲取诸家之长,进行比较分析,以求融会贯通。为此我们特邀请国外学者一起来编纂本书,以期了解世界各国研究因明的概况,从而有裨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参加本书撰写的外国学者:
印度摩揭陀大学巴特那商学院院长库马尔(Pramod kumar)教授是印度逻辑专家,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所写的《印度的因明研究》曾两易其稿,颇耗精力。
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师茂树教授是日本因明研究的中坚,他为本书所写的《明治时期的因明研究》亦曾两易其稿,并指导李薇博士译成中文,费力颇多。
日本广岛大学和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桂绍隆是资深的因明学家,他为本书撰写的《明治之后的因明研究》用力甚勤,尤其是他还担任着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理事长一职,事务繁杂,承他拨冗赐稿,实属不易。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娜塔利亚·卡奈娃(Nataliya Kanaeva)教授是印度哲学专家,她为本书写了《欧洲和俄罗斯的因明研究》一章,还在我们原本约请的一位美国教授因另有他务而中途退出时,卡奈娃教授又主动承担了撰写《美国的因明研究》一章,而且以上二文均用英语写就,以方便我们翻译,令我们感动且感激。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对因明研究的中外合作交流有了更大的信心。
在此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刘宇光教授,承他慨允,使我们得以在编译本书第四编《近现代国外的因明研究》中多处摘引他著译的论著中的相关内容,令本编生色不少。
本书之出版,得到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宁波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以及上海佛教百寺基金的鼎力支持,并承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长王兴康先生倾力相助,敝人铭感在心,深致谢忱!
本书乃抛砖之作,《诗》云:“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若承哲人诸公不吝赐玉,则何幸如之!
钱塘沈剑英叙于沪上寓庐还芝楼 庚子年立春日(2020年2月4日)改定,是年八十有八。
前 言
因明是世界逻辑三大渊源之一,与中国名辩、希腊逻辑鼎足而立。因明源于印度,盛于中国,并早在盛唐时期就由玄奘门人及其后嗣弘传于新罗国(古朝鲜)及日本。近代以来,因明研究更向欧美学界拓展,其中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取自中国(包括西藏)。但是,我国的因明传承曾随着慈恩宗的衰落而式微,至明清几成绝学!嗣后于清末至民国时期虽一度中兴,后又复归沉寂。然因明毕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将因明学列为亟待抢救的绝学学科。
我们久有对近现代中国及国外因明研究作整体性研究的打算。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的《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姚南强撰),以及后来我们汇编的《民国因明文献研究丛刊》(全24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就是本研究课题前期准备的产物。2012年本课题批准立项(批准号12AZDO67),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们随即组成了研究团队,团队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沈剑英教授领衔,成员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姚南强教授、上海政法学院文学院沈海波教授、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哲学系沈海燕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所吉美桑珠副研究员(藏族)和陈立健副研究员(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系圖·乌力吉教授(蒙古族)、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秀仁副教授(女,蒙古族)等。本课题组还邀请了印度菩提伽耶摩揭陀大学巴特那商学院库马尔(Pramod Kumar)教授、日本广岛大学桂绍隆(Shoryu Katsura)教授、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师茂树(Moro Shigeki)教授、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娜塔利雅·卡奈娃(Nataliya Kanaeva)教授等外国学者参与国外因明研究相关篇章的撰写。
本研究课题的时间跨度为近现代,从汉传因明来说,始于晚清杨文会从日本引回《因明大疏》等一批重要因明文献,以迄当代的因明研究。我国近现代的分界线在1919年“五四”运动。但是国外的历史分期与我国并不一样,如日本的近代乃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或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视作现代史。总之,本课题研究的主体跨度约为一个半世纪。但是,因明有其源流,所以我们在引论中追溯了因明产生、嬗递和东渐的历史概况,使之以概略与具体相结合的较为完整的形态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本书分四编,具体分工如下:
前言、引论 由沈剑英教授撰写
第一编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汉传因明研究学术史,共五章,均由沈海波教授撰写。
第二编系1949年以来汉传因明研究的学术史,共七章,主要由姚南强教授撰写。其中,第一章第二节中之“北大因明论坛”十五讲内容提要由中国人民大学汪楠供稿。第五章第三节内容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赵东明博士(中国台湾籍)提供。
第三编系藏传、蒙传因明研究学术史,共七章,其中第一、二、四章由吉美桑珠副研究员撰写,其中第四章第二节由姚南强教授撰写。第三章由陈立健副研究员撰写。第五章由姚南强教授撰写,其中第一节由台北陈又新先生撰写。第六章、第七章由图·乌力吉教授、秀仁副教授撰写。附录一由陈立健副研究员撰写。附录二、三由吉美桑珠副研究员撰写。
第四编由沈海燕教授负责组稿、编译和审订工作。其中各章作者和译者如下:
第一章 《印度的因明研究》由库马尔(Pramod Kumar)教授撰写,上海大学社科学
部哲学系茅宇凡博士编译。[库马尔(1962-),印度巴特那大学佛教逻辑博士,现为印度菩提伽耶摩揭陀大学巴特那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印度哲学,佛教逻辑和知识论。]
第二章 《日本的因明研究(上)——明治时期的因明研究》由师茂树(Moro Shigeki)
教授撰写,花园大学李薇博士翻译。[师茂树(1972-),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现任京都花园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东亚唯识思想史,因明学,比较哲学。]
第三章《日本的因明研究(下)——明治之后的因明研究》由桂绍隆(Shoryu Katsura)教授撰写,由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周丽玫、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郑锦、谢鹏、高洁、张真真翻译,浙江工商大学东语学院肖平教授校阅。[桂绍隆(1944-),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岛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理事长。研究领域:佛教认识论,佛教逻辑学。]
第四章《欧洲和俄罗斯的因明研究》由娜塔利娅.卡奈娃(Nataliya Kana)教授撰
写,上海大学哲学系沈海燕教授编译。其中第十节由乌力吉教授撰写。[娜塔莉亚·卡奈娃(1953-),女,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印度哲学博士,现为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人文学部哲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印度哲学与逻辑。]
第五章 《美国的因明研究》由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人文学部哲学院教授娜
塔利娅·卡奈娃(Nataliya Kanaeva)教授撰写,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哲学系沈海燕教授与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巫胜禹博士译,沈海燕教授校订。
第六章 《蒙古国的因明研究》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乌力吉教授(蒙古族)撰写。
附录:《中国学者的因明论文目录》(1949.10-2017. 6)由姚南强教授编写,其中包括了陈立健副研究员收录的部分藏传因明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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