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失序

原文摘录   · · · · · · 

• 看到这么多悔过的情况出现在文件中，怎么能不感到惊讶呢？我们知道在十八世纪，刑罚还无法触及精神领域，整个司法系统都基于对轻罪犯人的身体施行可见的惩罚或让他不可见于社会。烙印、鞭打、驱逐出境、上枷锁、示众柱刑、苦役、绞刑、车轮刑，身体上留下的印记是对所犯错误的可见的补过。虽然说供认状是实施肉刑的主要依据文书，却对犯人悔过没有丝毫要求。即使犯人悔过了，这种个人的态度也不是官方系统需要负责的部分。那么要怎么理解这种悔过成为绝大部分关押请求和释放请求的主要论据？灵魂的治疗和对罪恶之路的意识是否能抹去过错？是否灵魂成了承受刑罚的主要载体，而不再只是肉身？当人们向国王谈到他所关押的臣民的悔过态度时，他们想要在他那里触发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这里涉及了国王与其子民关系的重要特征。如果惩罚能触及存在的本质，也就是说灵魂，那么就相当于更加坚定地承认了皇家权威和皇家决定所具有的内在化的力量。常规司法程序不怎么在意的所有那些态度。国王治愈了那些灵魂，他的魔力发挥到了极致，假如需要的话，还能强化臣民对国王的依附。让国王相信他惩罚的人的罪恶消失了，就是在维护他监禁和释放的权力。 如果说这种论证中确实存在策略性的方面（悔过成了一种神奇的秘诀，它让为了达成悔过而监禁和在做到悔过后被释放成为可能），那么还应该同时指出，它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重要组成部分。父亲和母亲、妻子和丈夫最终期待的是那个犯错的家庭成员能够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感到后悔，能够将身边人为他制定的准则嵌入他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悔过就像是社会生活的诸多形式之一：如果违反秩序的情况出现，那么惩罚的目的既在于让犯错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在于让他服从。服从于在秩序上得到皇家权威认可的亲属，就是服从于君王。到了十九世纪，用罚将改正和悔过作为其判断的核心，这不过是将一种已经在推行的社会态度嵌人它的系统中。社会已经把内疚和懊悔变成其职能的关键，十八世纪的密札... (查看原文)

  GoTill 2024-02-15 20:44:35

• 因此，向国王提出夫妻间的矛盾是公共事务，也是国家决策所要考量的问题。在这里，丈夫和妻子间的对立与背叛国王或违反教义被放在了同一平面上。这本身在当时就是国王不能轻视的事情：确实，男人和女人的相遇具有某种神圣的性质，他们之间的斗争能够一直上达国王本人也是合理的。作为日常的、象征性的场所，婚姻让从一开始就进行关于双方权力形式的谈判的两个世界最终结合到一起，并在这过程中不断混入诱惑的事实、女性的恐惧、生活和死亡的必经之路。得失如此重要，以至于完全有理由上达国王。 后来，国王和官员渐渐地对在这些家庭故事上施展权力感到厌倦：最终，这些故事不再作为政治决策的场所。于是，所谓的一家之主（丈夫或父亲）——权力和责任必然的掌握者就位。不再有公共的光亮——尽管独断——照进私人的场所：除了个别例外，生育场所从此也将由男性世界掌控。 两种情况的差别至关重要，这种滑移很能说明问题：当人们有理有据地控诉皇家密札的不公，当家庭的撕裂不再是皇家事务，另一种家庭的空间慢慢建立起来，在那里，男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律法的制定者。夫妻生活一下子脱离了公共事件的经纬线，让女人不得不退出舞台。在这类具体的案例中，国家与女人之间没有相关性可言；它们各自的空间近乎绝对性地分离开来。它们之间的联系由男人来维护，于是男人将女人打发回私人生活的孤立空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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