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熟有道》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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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并展现人类学、文化研究及社会科学在物的研究方面的种种既有重要方法，追随和描摹物的流动，以洞见生产、贸易和消费链条背后所交织的多重文化及政治张力，包括物品的本土化、全球化、流动性、现代性、政策、传统的再造等等之间的动态关系。更重要的是，本书认为，理解中国江湖文化的本质，更有助于解读今日普洱茶鱼龙混杂的局面，乃至普洱茶的行动者们在混乱中解决问题的方式策略。正是在这样一种江湖情景中，普洱茶之正宗和真实性的界定无法获得统一的标准，辨识茶的真假往往成为依赖经验的、看情况而定，以及通过各种各种人际沟通达成临时协议的事情。本书亦提出，江湖这一概念及其实践不仅表现于当下的文化消费和商业行为之中，同时亦渗透于社会的规范化与模糊性之间的矛盾里、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缔结和打破网络关系的张力中，并体现了国人所特有的某种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行为及心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导论 -
再其次，人们对普洱茶的找寻寓含了一种对身份、个性和生活方式之“真理”或“真实”（authenticity）的追求。这是对过往岁月中自我个性备受压抑的年代的一种平衡，同时又是对现代化生活潮流的一种逃离和对自我的重新找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导论 -
位于边野之地的乡野茶山，代表着和都市喧嚣相对立的宁静、淳朴、慢速和自然，是奥利过度发展的现代化的最佳方式，是“本真生活”的代表。不远万里去往茶山寻茶，或可现实出一个人的情操与能力。而礼金辛苦收集到的普洱茶，被附着了收藏者的一种精神和气质，两者合为一体，成就了丹尼尔·米勒所说的“以物代言”（objectification）。无怪乎人类学家说，人们建构物的生命史的过程，也是人建构自身生命方式的过程。普洱茶的生命史被人为建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也寓含着为它建构价值的人们在文化心理上的层层纠结。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导论 -
总而言之，普洱茶的消费热折射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普洱茶的新消费需求蕴藏着当代国人对贫困并缺乏消费自由的过去的记忆，一种力求摆脱、改变和平衡过去的愿望。正是这些记忆和愿望，催生了普洱茶在21世纪的种种商业神话和新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过更为有趣的是，在一批价值彼建构的同时，另一些声音同时应运而生，试图解构前者。普弭茶变得千人千相，每个人心目中都藏着一个他所认为的最真实的普洱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导论 -
本书追溯普洱茶如何从一种普通的土特产被包装和建构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的过程，同时力求发现这些包装和建构的声音如何遭遇挑战、如何被其他多种声音解构，乃至最后形成了普洱茶身份和定义之复杂和多元的局面。普洱茶现象为我们揭示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以及人际关系网络里所发生的多层互动。就时间层面而言，普洱茶的流行现象发生在市场经济时代，但它又是对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和生活进程的某种历史回响；就空间层面而言，普洱茶故事包含着生产地和消费地的互动，特别是作为产茶地的云南和消费地的台湾、大珠三角地区之间的你来我往；就人际层面而言，普洱茶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无不牵动着人情、人际交往和个体身份认同的纠结。各个层面上的互动发生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转型的时期，新的生产和消费取向不断涌现。但这些新的取向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新事物，而是从许多旧式中国文化的元素中杂糅整合而来。作为时尚新宠的普洱茶被称为“可以喝的古董”，明显体现了这种新旧杂合的文化倾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01 导论 -
“古六大茶山”是对易武及其附近几座绵绵相连的茶山的旧称，它们包括：倚邦、蛮砖、革登、莽枝、攸乐、易武（另有其他说法，例如易武被并到漫撒茶山之下，或者没有莽枝）（詹英佩，2006；蒋铨，2006；赵志淳，1988）。在今天的地理区划中，西双版纳由三个部分组成：勐腊县、勐海县、景洪市。除了攸乐隶属景洪市，其他几座茶山都属于勐腊县，并位于澜沧江东岸，史称“江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3 第一章“易武正山” -
六大茶山最有名的贡茶并非出自易武，而是倚邦。现存最老的普洱茶被称为“人头贡茶”或“金瓜贡茶”（因其紧压成人头形或南瓜形），已有一百多岁，即产自倚邦的曼松茶山，在清理清宫遗物的时候被发现。据说其他遗留下来的贡茶，比如龙井，已经成灰成末，只有紧压形的人头（金瓜）贡茶还完好无缺（邓时海，2004；普洱，2007a）。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3 第一章“易武正山” -
朝向北京是进献贡茶。其实不论是从倚邦还是易武选贡的普洱茶，在原产地只是采撷原料、完成粗制、得到干毛茶。然后必须小心运送到当时的普洱府（后来地点换成思茅），由设立在那里的总茶店专门负责督造精制环节，将散茶压制成团成饼，最后才通过内陆将茶叶送往北京。据说当时普洱茶享誉京城，作为游牧民族后代、肉食居多的清皇室贵族“夏饮龙井，冬饮普洱”，觉得普洱茶又暖身子又最能解腻（黄桂枢，2005：86-88）。 朝向东南亚的运输贸易导致了今天所称的“第二代普洱茶”的诞生，也称“号字级普洱”。留到现在最老的已有七八十年，仅次于人头（金瓜）贡茶，如本章开始讲述的“同庆号”“宋聘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3 第一章“易武正山” -
除了贸易协作的方式，人们对易武和勐海的更直接比较，体现在两地所产普洱茶的滋味上。易武一带土壤偏酸性，动海带土壤偏碱性，带来两地茶味的殊异。长时期以来，易武主要制作生茶，而勐海逐渐将生茶和熟茶并重。“勐海味”原来主要指该地所产熟茶，甘醇而滑，有赖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水土条件和成熟的人工渥堆发酵工艺。后来也慢慢扩散用于指称勐海所产的生茶，特别意指茶味厚重、即便初入口苦涩但却能够回甘悠长，即许多外来茶商茶人所称的“霸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43 第一章“易武正山” -
我在位于易武老街的“古六大茶山博物馆”遇到一位北京来的女士。她会弹古筝，酷爱喝茶，自称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她本来以为易武可以满足她的怀旧情愫，比如，虽然现在马帮是没有了，但她原想也许可以坐在某一段青石板路上发发呆，遥想一下当年马帮走过的情景。但令她沮丧的是，青石板路许多都已被损坏，沿途要么在盖房子，要么是卫生太差。博物馆里虽然收集来不少马铃铛、石磨，但这些东西在她眼里只是被简单地堆砌在这里，失去了生命。她再举例，一幅表彰以前“同昌号”主人之“见义勇为”的匾额挂在博物馆里，但是“同昌号”的旧址却年久失修、无人过问……这种种埋怨，应和着玛里琳·艾维（Marilyn Ivy，1995：10）曾经说的“怀旧本身的失去”，即“失去对某种已经消逝之物进行怀想的可能，这比失去那种物本身，更让人觉得难以承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82 第二章春天的纠结 -
同样，要解读当代普洱茶所关涉的“本真性焦虑”问题，亦必须从商业化所催变的人心和人情来入手。2007年春天的茶价暴涨，是云南普洱茶之被商业化笼罩的极度体现。毛茶的真假好坏之辨挑战着人的技能，更挑战着人情和人心。像阿文一样的茶商本来觉得，虽然江湖一片凶险，但是如果凭借技高胆大，应该可以顺利闯荡、杜绝受骗。殊不料，在茶价高涨、局势不清、监管不力、人心欲望膨胀的形势下，纵有绝高辩茶识茶的武艺，还是无法战胜普洱茶江湖的险恶。对百分百正宗普洱茶的找寻，成为一种奢望，超越了技术和技能，变成了人心和人情之间的纠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082 第二章春天的纠结 -
我采访过的一位云南生物学领域的教授认为，不应该宣扬普洱茶是不同于中国其他六大茶类的第七茶类，因为这也是种过度炒作。他认为普洱茶虽然和黑茶在制作上有细节上的不同，但是大体是一致的，不必去争取把普洱茶作为一类单列的茶。他说，这就好比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是人类，然后才能进一步去判别谁属于什么人种。如果在大的类别上都不愿意承认归属，那么势必会引起中国茶界的不满，容易遭到攻击。他说他喝过不少老的黑茶，也是在逐渐陈放中变得越来越有味道的，所以“越陈越香”并不是普洱茶独有的特性，不应该被过度强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48 第四章过犹不及 -
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总是在呼吁更有力的监管、更清晰的标准，但另一方面，每当一种标准浮出水面、试图将普洱茶的面目予以澄清的时候，总是有反对的声音或者反抗的力量站出来，把这种标准驳回去，欲将普洱茶拉回到原来模糊不清的面目。两股力量如此反复不断地博弈，而普洱茶也就这样持续地令人迷惑，难以被澄清。于是，问题的关键，不是人们有无办法去澄清普洱茶的身份和价值，而是普洱茶所置身的中国社会和文化里的人们，在本质上到底需不需要如此清晰的标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48 第四章过犹不及 -
究其源头，易武人都说，这样的差别一开始是由台湾人带来的。以前易武的大树茶和台地茶基本一个价。而且台地茶因为生长快、采摘方便、芽叶细嫩，更符合当时“科学”的制茶和收购标准，所以价格比大树茶贵。但台湾人来了之后，大树茶的价值反而得到了肯定，其中的道理是随着普洱老茶在港台被推崇的现象而产生的：台湾客人带来的陈年老茶源自易武，而“同庆号”等老商号制作茶叶的时代，新式台地茶园尚未出世，所以大树茶被认定为陈年老茶的制作原料；如果想使现在出炉的新茶，有朝一日变成同样优秀的老茶，就必须模仿古人制茶的方法，包括采用古人当时做茶的用料即大树茶原料；而且新的台地茶园种植密集，免不了施肥洒农药，而大树茶长在密林间，间距大、养分好，才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理想原料。这样的观念，在普洱茶升温的过程中，逐渐被发展成了一套对所谓精品普洱茶的严选标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71 第五章以何为生 -
和大树茶及台地茶前后价值的曲折变化相并行的，是当地人对于新茶和老茶的概念以及口味习惯的前后反差。就像人们现在一口咬定大树茶比台地茶更优良一样，他们也声称储藏过段时间的老茶比新茶更有价值。不过有趣的是，以老为贵的说法是伴随着易武做茶传统的复苏才开始的，而易武人手中之前并未存过什么老茶。由于手中的茶都还算不上老，也因为做茶的过程中需要尝试鉴别新茶，因此易武人在每日生活中喝得较多的，还是偏新的茶。讲到新茶老茶的价值之别，当地人往往苦笑着自嘲说，“做茶的人不存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71 第五章以何为生 -
如第一章所述，“同庆”“宋聘”等古董级老普洱茶，产于清末民初，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多出自易武有名有姓的商号，故此也称“号级茶”。“红印”和首批7572等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949年之后的产品，多产自动海茶厂，原料中有的含六大茶山一带茶的成分，又称“印级茶”（邓时海、耿建兴，2005）。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71 第五章以何为生 -
霍布斯鲍姆和兰杰（lobsbawm and Ranger，1983）合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说明，有些听起来“传统”的东西，可能是新近的发明。他们指出，新与旧经由某种关联，可以被某些人给予灵活的调适性应用，从而实现旧瓶新装。其中一章典型的案例有关苏格兰：一系列已经被普世认为“很苏格兰”的东西，比如花格子呢短裙、风笛，其象征意义是由人为创造的故事编织而成，用以宣称苏格兰民族之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独特性，但是这些象征的被创造，距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Trevor-Roper，1983）。霍布斯鲍姆和兰杰用“发明的传统”主要用诸讨论民族主义，但是其中许多案例其实可见民族主义和商业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参见潘忠党，2000）。同理，普洱茶的成名附着有一系列的“文化论述”（cultural discourse），论述者在创造“新” 的过程中有策略地选择了某些旧的元素。正是通过这些创造性的论述，普洱茶被宣称为云南的地方名片和传统文化代表，消费者被鼓励购买、品饮和储存并再创新的升值空间。在此过程中，普洱茶的商业化变得与地方主义——即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携手共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49 第八章他乡味道 -
从生茶到熟茶到老茶，从台地茶到大树茶，从混合到单一产地，没有哪一种是与生俱来的好或者坏，对或者错。当代人对普洱茶价值和口味的逐渐接受，可以说是一种渐渐“习得”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的结果。就此意义而言，普洱茶没有唯一的“正宗性”。本书与其说是为了澄清什么是“正宗”，不如说是把某种所谓“正宗”的标准是如何被慢慢建立的过程予以呈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78 结语
作者: 张静红
副标题: 普洱茶的山林、市井和江湖
isbn: 7576040289
书名: 生熟有道
页数: 296
定价: 75.00
出品方: 薄荷实验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4-1
装帧: 软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