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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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利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整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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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的眼里,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的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内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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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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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和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举荐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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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开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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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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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维里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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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曲无戏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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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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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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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修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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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人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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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和康熙的气质性格截然不同,康熙人情味很浓,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 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之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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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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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纪不断增长的御爷さん已经很少再有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和精力了,这本《饥饿的盛世》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倒不是因为本书有什么特别清奇的论点和论据,而是本书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十分狡黠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
这部书全方位描绘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所谓“盛世”帝王乾隆皇帝的一生及其统治下的帝国全景,从纵向(时间)和横向(乾隆王朝的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个维度无情地揭露了这一“十全老人(今语有“四个伟大×××”)”的“旷古未有之盛世(今语有“历史最好时期”)”的画皮,堪称是一部上乘之作。
“盛世“一词真乃汉文化圈所独有的创造,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盛世”一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详,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典籍《易经》就指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一盛衰往复、互为因果的普遍规律,而中国历史也确乎被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无情操控,天下大势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为不幸的是自秦皇以降,两千年以来的历史总是盛少衰多,真正被史学家公认的“盛世“更是屈指可数,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其中有多少史学家们的理想主义地脑补和浪漫主义的幻想,实不得而知。但我们将这些“盛世”加以数量,不难发现它们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动荡混乱之世作为前奏,本朝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其归结于“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从而爆发大规模“种内斗争”,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从新洗牌,这一论点不可谓不深刻。事实上,古代的统治阶级虽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也十分重视对前朝衰亡的原因进行自我总结,除了上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因外,还对外戚专权、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党争内耗、贪污腐败、邪教乱国等诸多历史教训进行反思,乾隆皇帝作为“千古一帝”岂能不对此种种喻乎于心而践之于行焉。。。
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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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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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额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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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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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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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