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

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的眼里，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的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内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和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举荐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
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开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维里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一个不懂得“杀人立威”的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的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的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
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

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曲无戏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