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二则
(一)
编辑现在很难做,编辑究竟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社会上对出版社编辑的看法低于报纸的编辑,编辑既不是“家”,亦不是有头衔的教授,政治待遇怎么使人负起编辑的任务,合理不合理?我们应该争取适合的地位,地位问题不解决工作很难做。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在我们社里编辑干部对普通的名词搞不懂情况很多,如“浮一大白”等,这样退了稿,给作者什么印象!过去“商务”、“中华”、“开明“都培养了很多好的编辑,现在只要是干部政治清白就可以派来。当个中学教员可以“学习”“学习“,到出版社“文抄公”变为“抄公文”怎么办呢?出版社,特别是编辑干部的人事制度是否可以采取考试?出版社是否可以考虑罗致人才?由上面派人来是浪费,对不起人民。现在出版物的质量提高了,则不是由于人多的缘故,而是有几个能用的编辑。
业务进修假,一个月有什么用场我很怀疑。大学教授授完课就可以到图书馆进修,我们八小时工作后筋疲力尽,有的还要自己搞点创作,叫他怎么进修呢?有的人一天只能审二千字,有的一天审二万字,有的稿子一小时可审二万字,有的一万字要审三小时。编辑需要进修并不比大学教授少,教授只是一方面的专业,而编辑是综合性,多方面的知识都需要。再这样搞下去没有人愿意做编辑,亦不会有好编辑。解放后我觉得任何问题解决得好,只有出版社编辑问题解决得不妥当。编辑部需要好编辑,有些稿子基本上可用,仍要编辑加工修改,使它符合出版水平。出版社审稿二审、三审,我们社里是四审,这对出版社有什么好处?我认为有好处,编辑部人员可多些,要培养,要改变调配干部的做法。
我觉得出版社应多一些。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古典文学”拿出牡丹、绣球,侵占我们一半,或许我们侵占他们,反正有纠纷。在上海让我们一家包办不好,我觉得在上海至少可有二家,出“李逵”可以出二本,让群众看看哪个好?哪个是真李逵,哪个是假李逵?这对提高出版物质量有好处,不能算浪费。至于同人办出版社,没有人,没有钱,一定清规戒律多。但同人刊物可以搞,竞争就有好东西出来。
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
定价问题。为什么一定限制我们的出版物是五级,同样一个版子转到别的社去就不是五级,定价问题使领导上、经理部不敢放手做,单纯讲节约。
出版社的联系问题。今天参加会议,听了发言才认识陈向明、罗平等,多接触有好处。现在出版社的编辑活动仅限于组稿。编辑联谊会之类的亦好,经常碰头,彼此做社际访问。今天听到别的社许多问题与我们亦相同。如能早知道,可以一起商量改进。编辑现在事务工作忙得太多,退稿工作太忙。
(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二)
据连日大会发言和报纸记录,出版社的问题也渐渐揭露了一些,傅雷同志就曾列举了五种矛盾。作家说我们操杀了予夺之大权,随意判决一部稿件的命运;读者责难我们重复浪费,质量不高,又滥又缺,不能适应社会要求;印刷厂不肯为出版服务,出版社要仰承印刷厂的鼻息;出版社不能决定印数,不能决定一本书是否应该重版,换句话说,出版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领导机构只抓芝麻,不看西瓜,甚连定价问题也规定得很死。
这些矛盾都应该立即解决,解决不好,它会妨碍出版事业的发展。我是一个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我愿就有关编辑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般说来,大家对出版社的情况是陌生的。读者虽经常阅读我们出版的书,但最多记得作者或者译者的名字,对于新文艺出版、新知识出版并不注意,至于谁编的,更不必说了。其实一本书的出版过程,却并不一定就是作家的成品,中间要经过编辑的审核、加工、插图设计、校对样稿,然后付排、印刷、装订成书,才能送到读者手里。过去虽有皮包出版社,只是负责把作家的著作交给印刷所,出成书籍出售,但这种现象究竟是畸形的,而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出版物质量都较高,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设有人才齐备的编辑部。解放后的出版物一般说来都具有相当水平,也是因为每个出版社全有自己的编辑部。编辑一方面为作家服务,一方面又为读者服务。编辑不仅是作家与读者的桥梁,也是作家的助手。
编辑是无名英雄,和作家没有利害冲突之处,为什么作家一定要和编辑对立呢?这些天来,作家每次开会发言,箭头总是对准出版工作者,好象编辑成了繁荣创作的障碍。对于编辑改稿,尤其存着一种恨恶痛绝的心理。其实,如果对读者有利,编辑改稿有什么说不通的?
编辑的苦闷是多种多样的。最近一些编辑在报纸刊物上曾经“鸣”过几次,而各地出版社也在开会座谈编辑问题。“编辑的前途是什么?”成为讨论的中心,只做些整容的工作。编辑应该是专家,更应该是作者,导演可以编剧,为什么编辑不可以是作者?只懂技巧,不懂写作,最多只是个编辑匠而已。
政府重视专家和专业人才,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
在文化建设期中,编辑的培养实为当务之急。政府对于成年的编辑,应该按照专家待遇给他们应得的报酬。我反对出版社的机关化,死板板地八小时工作,使编辑成了看稿子机器,没有进修的时间。许多编辑同志主张一天办公六小时,有道理,我希望领导当局考虑考虑。其次,出版机关应该是学术研究部门,但是目前出版社的学术空气实不够浓厚,事务工作占的时间太多,妨碍编辑的进步。
必须承认,当前出版社的编辑部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清规戒律。从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业务范围来讲,我们的出版物大部分是野草闲花,但是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象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
我希望报纸帮我们做些工作,多介绍一些出版社的业务情况,多登一些书评文章。成名作家看不起通俗读物,认为我们的书略无一顾的价值。我们也曾要求作协加强与我们的联系。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许君远的发言,因此被打成新闻出版界三大右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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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君远之女许乃研回忆: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
人大师生请许君远写文章和发言,他写了《报纸应该这样办下去吗》,又在上海发言两次。
结果,许君远并没有去成中国人大,相反地,人民大学新闻系很快编出了批判右派的言论集,就有许君远的文章和发言。
不久,许君远和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
许君远的经历为 大鸣大放其本质为引蛇出洞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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