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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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灾异之说......犹据以劝戒时君......然而时君不信，徒为避殿罪己之具文。甚至每逢灾变，“切让三公”，比之告朔饩羊，更为无益而有害。盖士大夫欲正君匡政，操术犹故，而作法自毙，以矛陷盾，反为奸邪所乘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5页 -
专制时代之君臣，虽推尊孔子，表章儒术。其实断章取义，别具私心，存其仁义之言辞，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阶级之宗旨，遗其君子儒之教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1页 -
考革命思想之所以称衰，自有其必然原因。天人之说，意在限君......而忠谏之士，虽假天意以立言，苟触犯权奸，则每不得其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06页 -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国之政治思想亦所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西历纪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统一（纪元前二二一），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纪元前二二一至纪一三六七）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持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一八九六与一八九八之间。） 先秦为创造时期，其事显明，无待赘说。然孔子自谓：“述而不作”，门人复称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子“用夏政”，而其言每兼称尧、舜、禹、汤、文、武。道法二家，推尊黄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诸国刑书为依。是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创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请释之曰：创造着非无中生有之谓。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沿生活，岂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必分别经先秦大家之发挥理，然后要然成章，蕴蓄深远，进为一家之学说。此融铸新之工作，实无愧于创造。特如工师建屋，木石砖瓦皆仰给于成品，固无碍于堂构一新也。复次，《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理学之兴，远可溯源于韩愈、李觏，而促成其成就之主要物质原因，则为佛家之心性与道家之象数之学。------此儒佛合流之新儒学酝酿至宋，遂成二程朱陆至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6页 -
道家要籍，每援引《周易》，而道经中本有”太极先天之图”。宋时周敦颐、邵雍窃取陈抟旧说，加以变通，遂成理学中象数一派。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7页 -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之特点在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其代表多出江西浙江。北宋有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南宋有薛季宣、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7页 -
抑儒学虽受佛学新血液之赐而产生理学，此混种之宁馨儿仅表现绝世之哲学天才，而对于当时实际之政治问题则缺乏创新之贡献。于是同族弟兄大起非难，立诋其得自异族遗传之心性诸说，别树先儒致用之义以纠弹矫正之。矫之每有过正，逐渐近于偏激之功利主义。------吾人又当注意，孔孟致用，以修身为治国之先图。功利家多置此不谈，而以富强之策略为重，则虽明尊孔孟，亦为儒家变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9页 -
所可惜者，世卿固鲜有德，仁人便难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颜回贫死陋巷。天子不为明扬，“仲尼不有天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7页 -
人民承认君主之地位而服从之，君主凭借此地位以号令人民。凡此种种之关系，即韩非所说之势。私人之道德材能，与此并无直接关系。盖人君发号施令而民奉行之者，非以其为圣人贤人之所发，而以其为君主之所发。人民如较量发令者之品格如何以定从违，则命令本身失其威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节 势 -
李斯虽无著述，然其政治主张犹可于始皇所行之政策及斯所发之议论见之。综其要者，约有四端。 一曰尊君； 二曰集权； 三曰禁私学； 四曰行督责；二世责问李斯，谓“吾愿肆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言，为之奈何”？斯以书对之，其所言者实二千年中最明白最极端之专制理论。斯谓“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楷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吾人曩谓法家思想之特点为认君主之本身为政治之目的。李斯此论不徒发商韩之真谛，亦揭专制君主之隐情，其明快虽商韩有所不及。斯又论恣睢之术曰……人君能独断，故能自恣。然而不用重刑以慑服臣下，则其术犹未尽。李斯又引“韩子曰……凡此“独断”“督责”“深督轻罪”诸术，李斯自言本之商韩，实亦为商韩之要议。吾人责斯语非其人则可，不得以为厚诬古人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9页 -
吾人顷言汉代法家虽已终止学术上之发展而犹与儒争胜。今日文献不丰，详情难考。其大略则可从旧籍中窥见一二。《史记》载黄生与辕固生论汤武事于景帝前。 ……然汉代儒法冲突最详之纪录，无过桓宽之《盐铁论》。宽以治《公羊春秋》之儒于宣帝时追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儒法两家之争辩，既非实纪当时之言词，且亦偏祖儒家，有失公正。然盐铁之议确为史实，而书中所举双方辩论之内容亦确能代表西汉中叶法儒思想之正面冲突。 《盐铁论》所述汉代儒法之争……似乎各趋极端，无可调协。然一考事实，则又不尽然。盖汉代政治始终兼用儒法。二家势力有起伏而无废绝。朝廷之政治如此，则士大夫有意仕进者自不免兼取二术以求易售。其著者如“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此任法而饰以儒学之例。董仲舒以经义断狱，作《春秋决事比》，此以儒术应用于刑法之例。至如贾谊、晁错诸人，兼受孔孟申商之学，尤为儒法合流之明证。二家皆致用之学，呈此混杂之现象，乃专制天下环境中自然之结果，不足异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3页 -
…《汉志》列入儒家。《史记》有“贾生晁错明申商”之语，又为吴公所重，后有以之入法家者。吾人一按其言论即知贾生之政治思想以孔孟为主干而参取黄老。虽偶有近于刑名阴阳之处，并非其立言之宏旨。史文明言其通百家之书。故严格言之，其学当入杂家，不可与晁桑并论。 贾生论政，以民为其最后之目的，以道为其最高之原理。……君明臣忠则民心归之。君臣不尽厥职则必为兆民所弃。然则民不仅为政治之最后之目的，亦即政治上之最后权威。君主之本身，并无绝对之尊贵。…… 顷间所述民本诸说悉以孟子为依据，并非新创。然贾生于西汉初年大明其旨，则颇具历史上之意义。儒法二家思想之根本区别，在贵民与尊君之点一。尊君思想自申商见诸实行，至秦更变本加厉，风靡天下，而贵民思想几成绝学。今贾生重申之于百年之后，正足窥见亡秦政治所激起思想反动之深切。其次，商韩之学，号为任法而实主专制，其立说正与孟子所谓得民心者相背。贾生欲民唱而君和，则又足表现其对于亡秦专制之反感。孟子谓逃杨必归于儒。若以政治思想言，则逃韩之尊君专制而归于孟之贵民，亦势所难免也。 贾生论政体，纯袭儒家。其论治术则兼采黄老。谊言“道”为政教之本。“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易词言之，虚者清静无为，术者化德正治。“…… 人民皆知苦乐贫裕之分，而未能自至于仁义智信之德。君上之教，实为政治中之要务。……其关键在君上之自正。……“一正君而国定”。贾生此论，实承古学。然孟子第言君身为安危所系而未尝注意于保证君身之必正。贾生乃弥补其阙，以教太子为培良君之方法，儒家之人治思想于此遂更趋周密。……至于训海太子及士民之教材，大致以修身齐家孝弟德行为主要。贾生深病秦人破坏家庭伦理之举，而归其狱于商君。……贾生欲矫正其俗，恢复以家族为中心之政治生活。故曰：“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事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6页 -
元成两朝为天人革命思想盛极而衰之时期。考革命思想之所以称衰，自有其必然之原因。天人之说，意在限君。然雄才英主，往往强志多欲，本不倾向于宗教迷信。即有信仰，亦宁取希冀自我长生之神仙方士，而无取乎约束自我行动之灾异五行。秦皇汉武即其明证。若夫敬畏天鬼之君主，每具优柔温厚之品性，最易为极权佞臣之所挟制玩弄。彼虽能接受天命靡常之宝训，无如大权旁落，积重难返。而忠谏之士，虽假天意以立言，苟触犯权奸，则每不得其死。吾人一观元成之事，亦可见此论之有据。且革命之言逆耳，受命之言动听。逛言者欲藉受命以明革命之旨，听言者辄买椟还珠，断章取义，独赏受命之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人见受命之足以取悦，则符瑞图录风靡天下，洵势所必至也。 天人感应之思想由灾异革命腐化而为谶纬符命，其事殆在哀平之际。王莽乘之，遂生篡夺之心，促成十余年“诵六艺以文奸言”之政治。综其得势以后，所行不外仿经义信符命之二端。姑无论莽崇儒术之是否出于诚意。然迹其实际上之设施……固未尝不与经文相应。就此言之，吾人如谓新莽政治为二千年中儒家理想最大规模之尝试，与最不光荣之失败，殆非厚诬。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7页 -
（荀）悦论天人不传家学，然其治术则略存荀卿礼治之遗意。其言曰：“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俗乱则道荒，”“法坏则世倾，”“轨越则礼亡，”“制败则欲肆，”“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虽然，《申鉴》所含之政论非与实际无关也，荀子言治，于儒学中最为严伤，近于法家，足以砭汉末纪纲废弛之弊。悦之四患五政实非高论放言。悦又主张恢复封建，殆亦惩于郡县制中天子孤立，易生篡夺之危险。悦谓圣王立制，所以为民。故封建诸侯，各世其位。“而王者总其一统以御其政。故有暴礼于其国者则民叛于下，王诛加于上”。“及至天子失道，诸侯正之，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虽无道不得虐于天下”。此封建根本之大利足以为安民永世之资。前世行之而有弊者，原于封地大小之失宜。夏殷大国不过百里，失之太小，“故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周封大国至五百里，矫枉过正，至于干弱枝强，争乱覆灭。秦则因噎废食，改为郡县。“以一威权，以专天下”。其结果为“人主失道则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乱则鱼烂土崩，莫之匡救”。汉承周秦之弊，兼用郡国。然失之强大，遂有六王七国之祸。其后遂绝诸侯之权。此“当时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悦言略近贾生而与王符相反。盖王符着眼于王侯纵恣事实，贾荀皆表示对于专制政治之失望。而荀悦发之于东京将亡之前夕，其失望殆尤有过于贾生者。此后魏晋之世曹冏、陆机复大鬯其说，贞观再开封国之议，足见四百余年之专制天下已令有识者对之怀无限之忧疑。然而立论不能打破一王五等之循环，其诊断虽能洞明症结，而所处方剂则绝无振起沉疴之力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01页 -
吕书中之政治思想以先秦为我之人生观为基础。杨子不肯损一毫而利天下。吕氏承其意发为贵生之论……虽然，贵生者非仅保存生命之谓。《贵生》篇引“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 全生为生活之最高理想，亦为政治最后目的。故吕氏谓“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列子》引杨朱之言，谓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吕氏不主其说而认政治组织为个人美善生活之必要条件。……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吕氏虽重视君长之功能，然始终否认其为国家之目的，不惮再三宣示声明。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又曰：“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吕氏既反对法家而同情于儒家之观点，则势必接受孟荀顺民心、诛暴君之主张。易词言之，即放弃战国末年趋于完成之君主专制理论，而重申古代君治民本之学说。此虽不出创造，其历史上之意义则颇堪注目。盖汉初黄老家大明清静之治术，贾谊等亦阐述仁义道德，以矫始皇任刑之失。而吕氏及其宾客在始皇混一之先，已对申韩学术及鞅斯政治作正面之攻击，实不jiu啻“过秦”思想之陈涉。虽事败身死，其发难之功诚不可没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1页 -
然吕氏书中有一端非为秦发，而旋为始皇所采用者，则五德终始之说是也。…… 吕氏以为祸福虽由人召，成败则每出偶然。“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譬之若良农，辨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也，非良农所能为也”。如吕氏之言，则人定不能胜天，君子尽其在己。所谓“是法天地”，“为民父母”者，不过教人行道以俟可然之治，非以成功为必然之事。孟子谓成功在天，求治者“强为善而已”。与吕氏大旨相符。然孟子深信天下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故切盼新王，颇为乐观。吕氏则倾向于视政治之兴衰为机缘之偶合。虽犹坚持居易俟命之态度，而实已不逮孟子之乐观。王充承之，更进一步，遂成极度悲观之治期论。人多震于《论衡》之为“异书”，不知其亦非绝无师承，尽由心创也。 抑吾人当注意，吕氏书深受道家之影响，其所含消极之成分尚不只此。贵生重已既为全书之宗旨，扩充引伸之，则逃世为我之人生观乃不容避免之结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5页 -
《鸿烈》自道其内容，谓“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高诱序之则谓“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虽“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今观《要略篇》列举太公孔子以及申子商鞅等八家学术，而不及黄老，二十篇中于儒、墨、名、法、神仙诸家言各有所驳正而不及道家，则作者殆阴奉黄老为正统，复“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极其用。高氏之论洵属至当。昔秦用鞅、斯之术，吕不韦欲倾始皇，故力反法家，而别开门户，以贵生顺民为群言之宗旨。刘安著书之用意亦在颠覆时君，其所采之体例亦为兼收众说。然其宗旨独重黄老而与吕氏相殊者，殆以《鸿烈》成书适当汉代黄老骤盛转衰，儒家初受朝廷尊崇之际，故偏重虚静，图与“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者相扶，藉以收取士民之心欤？惜文献不足，吾人不能详考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7页 -
无为乃治术之大纲。其重要之条自则不外用人、明法、行化、足食诸端。《鸿烈》于此充分表现道家因阴阳、采儒墨、撮名法之伎俩。故论用人则采申韩君逸臣劳，分任责成之说，论明法则取管商君臣共守、赏罚无私、因时改制之说，论行化则从儒家修身正己、仁义为本，刑政为末之说，论足食亦奉孔孟民本食天、薄敛节欲之说。此皆毫无新义，无待赘述。至其杂采五行阴阳以与老庄之自然主义调和，虽立说之内容与董子无多差异，其门户固与《春秋繁露》之宗儒者不同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2页 -
王充字仲任，光武建武三年生。幼聪慧，不好嬉弄。旋游京师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仕至刺史治中。章帝章和二年罢州家居。特诏公车征之，以老病不就。和帝永元中卒。充《自纪》曰：“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居独处，考论实虚。”“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罢州后年渐七十，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今惟《论衡》尚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3页
作者: 萧公权
isbn: 7513300232
书名: 中国政治思想史
页数: 640
出品方: 三辉图书
定价: 58.00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0-09-10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