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后 记
《怀旧的未来》作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1959年生于苏联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198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斯拉夫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传媒艺术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俄国日常生活神话学》(1994)、《怀旧的未来》(2001)、《尼诺奇卡》(小说,2003)等。
《怀旧的未来》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俄美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和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怀旧”问题。
《怀旧的未来》这一标题的涵义是:作者认为,“怀旧”不一定总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和前瞻性的。我们对于过去的种种幻想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现实,而对于未来的思考又使我们感觉到必须为我们的怀旧故事负责。博伊姆写《怀旧的未来》,尝试对于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讨论。
“怀旧”或者思乡(该词英语是nostalgia,英语和不少欧洲语言都使用这个希腊语复合词,亦即:nostos[回家]+algia[渴望],汉译是“思乡”、“乡愁”、“怀旧”,都与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造成的心理感受有关,但是,“怀旧”显得具有更多的时间上的意义,因而意义范围显得更宽广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在汉语里,这三个词语意义可以说大同小异),在十七世纪被视为疾病,现在,只有在以色列还有对“思乡”的医学诊断。作为与历史有联系的情感,怀旧是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和城市博物馆和城市纪念碑中定型。
是否可以说,“历史”即怀旧,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今和未来,也是:“怀旧的未来”。
第一部从历史角度追溯怀旧与现代性的关系,提到了波德莱尔(1821—1867)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尼采(1844—1900)的永恒回归和本雅明(1892—1940)的“历史的天使”。波德莱尔是描写“污秽”的现代主义诗人,因为他不愿意使自己的诗歌艺术脱离现代城市的种种矛盾;他的怀旧是基于现代大城市的生活的。本雅明也在反抗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质,作者称他的方法为“对现代的考古学”;他怀旧的对象是现时及其各种可能的机遇。他在描写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画作“历史的天使”的时候说,现代主义是灾难性的:这个天使不是直接地接触我们,而是在盯着我们看,不让我们转身走开:他已经僵滞在现时中。尼采永恒回归的概念显示出经验的独特性质。他解构了修复型的怀旧。
修复强调回归(nostos),这是指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通过回归民族象征物和创造一种密谋理论来反对现代而制造神话。怀旧可以被看作是全然重建历史的纪念碑,创造某种理想的集体家园。这一形式怀旧的危险在于使得其每一个成员都自愿走向集团性的极端行动。与此相对,反思型怀旧则涉及个人和文化的回忆,不寻求重大的事实,而是论及社会性的却非集体性的某种思念。
作者进而描写了欧洲的梦想。和西欧实用主义的欧洲理念不同的是,东欧人更具浪漫主义的倾向,亦即,他们与西欧的交往像是情爱之事。对西欧的比喻是“欧元”(EURO),而对东欧的比喻则是“爱神”(EROS)。
第二部讨论了城市和重建传统,描写、探索了俄国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和德国柏林在二十世纪的变迁与传统的关系。当然有种种引起怀旧的地标性建筑的故事。而这些建筑又是和历史事件,和历代帝王将相等人的性格、教养、眼光、抱负和癖性,特别是他们的长官意志纠葛在一起的。
第三部讨论流亡与想象中的家园,主要指那些移民美国或者流亡美国的俄国人,他们无意“回国”,形成了一批具有特殊的异乡异客情感的人,他们珍存俄国的物品和对俄国的记忆,并且表现在作品中。作者称之为外现代主义(off-modernism),即批判地反思现代状况的传统,这里论述到的代表人物是移民美国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俄国诗人布罗茨基(1940—1996)、俄国美术家卡巴科夫(1933— )。他们至少有一种共同的感受:童年丧失。
联系到这部著作,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人的怀旧情怀。由于中国十分悠久而且从未中断的历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所以,中国文化折射出与生俱来的历史沧桑感,这一点反映在延续至今的中国人心理、中国文学、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中。思乡、追忆、送别、愁绪、赠诗、赠言等,多与怀旧有关。作为民族集体心理的特点,这也反映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戏剧之中,看看传统的京剧剧目、看看现今电视屏幕上关于历代王朝,尤其是大清王朝的帝王将相、社会名流的电视连续剧;在文学和媒体方面,读一读关于他们的长篇历史小说,听一听新兴的、半娱乐式的、说书式的百家论坛对先秦经典讲解,见识一下文化水平高的领导人讲话引用的诗词或者警句……可以说,这是“怀旧的未来”在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精神依托中的体现。所谓古为今用;从个人和民族整体来看,关注过去,实际上是为了现在,但是,现在永远是瞬时的,所以更多地是为了未来(拙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北京三联,2006,俾斯麦的献词是“献给子孙后代;为了理解过去和有益于未来”)。就个人而言,走不出怀旧,也可能郁悒成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罹患,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出现的空巢家庭的老人。这是牵扯到社会健康问题的怀旧,来势之猛,出人意料,其未来要求社会各个方面予以注意和解决,已经形成刻不容缓之势。
就中国而言,最能够代表二十世纪历史文化心理和城市面貌变化的城市,应该是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为天字第一号怀旧对象的北京,从1950年代至今已经变得不太令人怀念,从市容、人情、世态来看,都是如此。尽管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北京,使得那里的收入大大高于华北和其他各地,从而引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但是,除此之外,北京传统的魅力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京城有人戏称:“北京什么都不好,就是学术好。”对吧?)更因为如今变得十足庞大,而且还在继续膨胀,人口完全可能再成倍增加,北京正在变得生活不便、古都风韵难寻。具体事例为首者,就是拆毁内城外城全部的城墙、折毁绝大部分的城门。这是一大败笔,这是绝对对不起祖宗和全国人民的(推荐:参见《梁陈方案与北京》,梁思成、陈占祥著、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由此,不由得想到欧洲波兰和华沙:波兰在十八世纪末遭三次瓜分之后,亡国123年(1795—1918)。二战初期又遭德俄两国瓜分,在战争中丧失1/4人口和2/5领土,战后国家版图西移。遭受灾祸程度在欧洲各国属最严重之列。华沙在二战后期被纳粹德国名符其实地炸平,包括华沙老城。二战后,整个国家百废待举,各方面困难重重,但是,波兰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齐心合力重建了老城和整个华沙。此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西安保留了城墙,谢天谢地,可以不愧对祖宗。上海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独特的城市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殊性。既有其优点,也有盲目优越感和其文化心理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地方性和视野狭隘性。近年来数百万外地人到上海工作,上海空前“对内开放”,这有助于改变上述特性。然而,关于这三大城市对往昔的怀旧所牵扯到的种种现时和未来的问题,还是等待文化史专家指教我们吧。
华人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远不如欧洲甚至西亚、中东、北非的白种人移民,因中国人是黄种人,又因为历史、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华人也不容易融入美国根植于希腊希伯来渊源的传统,所以,华人在美国文学、诗歌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孔夫子一样,依然是汉学家和华人瞩目的对象,难以得到广大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欣赏,难以和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卡巴科夫同日而语。
想到英国十九世纪优秀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写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1869)。中国学者认为,阿诺德的观点被今天的学者称为“历史的先声”。阿诺德认为英国人“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自信、偏执、专注”。而“美国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偏执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的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这一点至今仍然支配了“美国精神”。“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自以为掌握了所知道的一件事的标准。至于这条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们知道的又是什么,这些在他们脑子里只有很粗糙的信条,但他们已十分满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今以后只需干起来就行了。于是,在自信自满的危险状态下,他们放开手脚,让属于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阿诺德所说的“粗糙信条”正是美国精神的部分体现,符合一百多年前他用文化归纳的手法对这一民族做出的观察和研究。阿诺德总结道:“基于希伯来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给世界带来恐怖。”此书面世已经140年,但是欧美上层常常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对非基督教国家文化的文化心理优越性和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未见明显改变。概括地说,我们由此可以窥视欧美上层心态之一斑。在欧美的华人也许需要多少知道这个道理,深入理解所处欧美国家文化氛围的这一特殊性质。(参见:程亚文:《道德自信带来恐怖》,环球时报,第19版,2003年3月21日)
博伊姆的《怀旧的未来》是一部优秀著作,在这个课题的研究方面,应该说具有开拓性和先锋意义,在研究方法、问题探索和理论探索等诸方面,都十分值得我们中国读者、中国学人注意和借鉴,因为中国文化实在博大精深,中国人又很怀旧,但是大都止于印象式的点滴抒情和道德化的感叹,止于文采和修辞,而剖析、分析的水平,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嫌不足,方法也有待确立和提高。
本书翻译缘起如下: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周志刚先生得知我翻译了帕利坎的《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1999),设法找到了我,约我翻译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部著作《大学理念重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周先生读过我翻译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全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得知我也懂俄语,有译著,于是向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推荐我,刘东教授约我翻译这本与俄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有密切关系的《怀旧的未来》。该书原书复印本是刘东教授学生龙瑜宬帮助做成惠寄,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译林出版社编辑黄颖的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感谢刘东教授的胆识、学术洞察力、卓识远见和不畏艰辛承担丛书主编重担,并为此付出多年的、持久的努力。
杨德友
2010年清明节,于山西大学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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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好像轻易就写出研究论文一样的评论…
老兄,这位朋友是在译林网站复制的导言与译后记,人家都标示的清清楚楚,不要怀疑人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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