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祖宗》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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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佐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刊行的《广东通志》，则收录了主簿苏缄的故事：在一个宴会上，有一富商试图坐在苏缄身边，被苏缄以杖刑处罚。富商向苏缄的上司投诉，苏缄坚持已见，谓自己官职虽低，地位仍高于商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儒学 -
里甲登记的全面推行，是15世纪中叶的事。而里甲制度的性质本身也逐渐发生变化：从严格要求亲身服劳役，变为以缴纳白银代替劳役：从重视登记户口，变为重视登记田产。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几乎用了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一互年。在珠江三角洲，真正开始这个变化的，是卷入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之乱的地区。在这些被叛乱波及的地区，全面编户齐民，就有可能改变社会地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地区有很多百姓被登记为蜑户，叛乱的发生以及叛乱期间效忠朝廷的动作，就让蜑户们有机会登记为民户，从而抛弃蜑户的身份。 因此，黄萧养之乱，意味着当地社区通过编户而得到王朝国家的承认。其他户籍改变为民户这一现象，并不限于黄萧养乱事地区，但是，黄萧养乱事地区所开始的其他户籍改变为民户这一现象，开启了改变的趋势，最终扩散至整个珠江三角洲。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5页 -
里甲制度并没有衰败。像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地区，在明初，里甲制度从来就没有按照官方设想来推行，而当里甲制度真获得推行时，它已经走了样，它已经不是以户口登记为为基础的劳役摊派制度，而成了县衙门收税的户口。15世纪，发生了地税与劳役折银的改变，但当时的县官，还未能利用这些新的财政收入来招募自己的行政队伍。在这个背景下，黄萧养之乱就开辟捷径，逼着当地社区效忠朝廷，并与朝廷团结一致，换取朝廷赐予的里甲登记。这个政治效说效忠行动刚刚结束，首先因为猺乱，接着因为“大礼议”造成的动荡，一场礼仪革命就被启动了，而新近才编入里甲的百姓也被卷入其中。通过里甲登记，通过礼仪改革，珠江三角洲的百姓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因此也改变了身份，在16世纪，珠江三角洲百姓中有财有势的一群，也开始扮起文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变化的任何一端，理解为朝廷中央“控制”的强化，未免误用“控制”这一词了。但是，一个建立在礼仪上的权力结构，的确成形了，它把地方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也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 (查看原文) -
未来被称为“乡绅”的、拥有科举功名的宗族，是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一同成长。由于卫所制度的败坏，县衙门被迫承担更多行政职能，因此被迫强化起来，把自己改造成为收税机构。折色纳银，使地方政府能够招募自己的行政队伍，与地方社区打交道时，就可以采取强硬手段。划一的礼仪，根据明初的设计，是王朝图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平台，如今得到地方官员们切实的推行，不仅因为他们想要体现自已的权力，也因为他们真诚相信自己做得对。踏入16世纪，地方政府进行土地丈量，为正被逐步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改革奠定了基础。所谓一条鞭法，是指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归并为一笔总额，以白银征收。一条鞭法的改革，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统治圈。随着经济日益繁荣，随着政府统治风格改变，朝廷的礼仪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而宗族这个制度，就成了士绅化的载体。 (查看原文) -
在田产管理上，书面记录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依靠书面记录。因此，拥有以文字书写的地契，拥有里甲登记的文件，就能够掌握土地，这种趋势越来越普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8页 -
晚清慈善機構把擁有權與管理權分開，這是新穎的行政管理制度，有了這樣的製度，慈善機構才能大幅擴張其財政規模。這如此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出現的？答案來自香港。 同治九年，東華醫院得香港政府依法案形式批准成立。有趣得很，體現於未來兩粵廣仁善堂、方便醫院章程裡的行政管理原則，原來包含於東華醫院法案之內。 假如晚清廣州慈善機構的章程學的是東華醫院這一套，則晚清廣州慈善機構的基礎就不是傳統中國行會的制度，而是來自西方的制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十二章、民族國家的矛盾：宗族的落後性 -
1. “...而就在这几十年间，广州出现了剧变。南汉历代君主，统治风格独特。 他们恢复了海洋贸易，再度开发采珠业，当然，采珠业成了皇家专利。” 2. “在南汉君主身边充当顾问的，都是北方贤士。 但经仔细考究，则南汉朝廷的高级官员，似乎都来自岭南本土所产生的士绅阶层 ...这些南汉高官中，有少数宣称祖籍北方，但也承认他们的家族已在南方定居两至三代之久。” 3. "公元942年，起兵背叛南汉的张遇贤，也宣称得到“神”示，意识到自己前生乃是十六罗汉之一 ...见证了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但佛教的礼仪与教义，也不过是为岭南人所运用的力量之一，正如岭南本土神灵的法力一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南汉：一段插曲 -
1. “唐帝国在广州派驻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人所共知，这个职位是个肥缺。 但是，广州刺史的真正考验，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对付广州城城墙以外洪荒世界里的野蛮部落。 广州城的税收大概是不足以供养当地驻军的，但这也许不要紧，只要来自南方的珍异宝货能够运到北方的唐朝宫廷就可以。 广州城是个由中国王朝提供军事保护的前哨，阿拉伯商人在这里与当地土著做生意。” 2. “无论是真是假，依靠朝廷权威，降服地方神灵，对于那些大讲岭南奇风异俗的人来说，是合理的。 ...... 把地方信仰整合到王朝宗教体系，等于另辟疆域，这个疆域不是靠中央王朝的军事扩张或者政权指挥线而划定的； 在这个疆域里，岭南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既服从皇帝的一统权威，也服从地方神灵的个别权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光怪陆离的广州 -
清朝粤海关的管理，充分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方面，中央想得到财政收入，又真诚地想遵照规章、制止乱收费的情况；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也想从粤海关这个利数中分一杯羹。 ……由于“摊丁入亩”的改革，在18世纪，各级政府的规定税收应该是增加了。但是，既然形形色色的法外诛求禁而不止，说财政改革能够增加各级政府的财力，是没有多少证据的。这几波财政改革的真正结果，是增加了高层衙门的权力：户部对于各省财政事务的管辖权增加；督抚衙门对于各府州县衙门的管辖权也增加。 在像18世纪这样的经济景气时期，要百姓承受更多税赋，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旦经济不景，朝廷正气凛然，高喊禁止乱收费，但其实又不能真正奏效，就会产生危险的政治后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3页 -
领导该局的士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积极参加顺德县士绅每年祭祀四位明朝关于的活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50页 -
咸丰八年（1858），罗惇衍、龙元禧、苏廷魁这广东团练三人领导小组，向广东巡抚递呈，请求把容桂公约归并至广东团练总局。所谓归并，实际上意味着由广东团练总局出钱收购容桂公约股东的股份，容桂公约管辖的沙田地区，也进一步扩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50页 -
二程兄弟和朱熹、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广东发生影响，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来得更早。我们可以把理学扎根广东的时间定得很清楚：就是绍兴十六至二十年（1146-1150）张栻的父亲张浚在连州做 官期间。张浚建立了广东第一间书院，之后，到了韶州建起相江书院3时，广东理学已经具备稳固的师徒传承了。①张浚是宋朝的重臣，不仅以对金朝强硬而著称，而且也以协助南宋迁都立国而闻名。《宋史》记载，张浚是张九龄弟张九皋之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儒家思想打进来了 -
北宋地方官员，往往因为对进口货物征税，卓有成绩，而受到地方志褒扬；南宋地方官员，也往往因为对于下辖百姓轻徭薄赋，而受到地方志褒扬。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儒家思想打进来了 -
但是，皇帝亲自批准珠江三角洲上一个水利工程，就此一例，难使人信服，反使人起疑。这个例子独一无二，它意味着：不是事事都要得到皇帝批准，而是王朝理念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从南宋开始盛行，到明朝而发展至极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土地 -
由于年代久远，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碑文不无理灭之处，但是，堙灭之处的内容，是完全可以从明朝的礼仪条文中填补进去的明初的律令，对于祭祀祖先时能够祭祀多少代，有相当清楚的限制：品官祭祀四代，平民只能祭祀父母及祖父母；明初的律令，也特别规定：只有品官才有权在被称为“家庙”的建筑内祭祀祖先。但是，对于在坟墓旁建立祭祀祠堂这种宋朝的习俗，明朝的律令并不禁止。何真官至尚书，因此能够在家庙祭祀祖先。但东莞横涌村李氏则不同，李氏并没有资格在家庙这样的建筑内祭祀祖先，因此，李氏把他们祭把祖先的建筑称为“祠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明初的社会 -
在珠江三角洲，真正开始这个变化的，是卷入正统十四年（1449）黄萧养之乱的地区。在这些被叛乱波及的地区，全面编户齐民，就有可能改变社会地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地区有很多百姓被登记为蛋户，叛乱的发生以及叛乱期间效忠朝廷的动作，就让户们有机会登记为民户，从而抛弃蛋户的身份。因此，黄萧养之乱，意味着当地社区通过编户而得到王朝国家的承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赋役的崩溃 -
对于周齐曾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我们没有什么异议可言。但是，周齐曾到顺德县上任时，明知崇被皇帝已经自尽，朝廷已经垮掉，却仍然卷入当地的官司，这很能够显示，即使在明王朝的末日，县官的权威仍然屹立不倒。北京虽然沦陷，但明朝并没有随之崩溃。在几天之内，南京的明朝高官们就宣布继续效忠明朝，到了阴历五月，他们已经拥立出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不到一年，南京也落入满清手中，残余的明朝官员就撤退到福建去，团结在唐王身边，将之拥立为隆武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 -
因此，国家机器改变征税制度、向商贸行会打主意的结果，不仅使商人与国家产生矛盾，也因为与国家打交道而强化了行会的内部组织。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明清两朝政府越来越无法依靠惩罚手段来统治天下，而要靠颁赠功名来统治天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长远的影响 -
明清社会的阶级鸿沟，并不出现于士、农、工、商之间，所谓士、农、工、商，是王朝国家对于百姓的职业划分，历史学家也许受此误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六章 控制财产的组织：一个意念的力量 -
很明顯的，表達地緣關係的標誌（symbols），例如神位、“打醮”中的各種遊行，都是超地域的產物。以喃嘸先生在“打醮”的活動為例，“打醮”應用的科儀書，都不是專為那一處地方而寫的。相反地，村民需要喃嘸先生的幫忙，是因為除了“鄉例”外，村民認為還需要有專業禮儀者的“法力”。喃嘸先生的拜祭禮儀，並非起源於鄉民的活動範圍。他們領導的禮儀，有很長的淵源。聽他們講，由龍虎山張天師傳下來。張天師所代表的的道統在他們眼中有合法性，並不在於村民的承認，而在於村民以為其合法性已經有廣泛的承認。農村社會史往往表達多個不同的傳統。有部分是鄉民認同為自己的，有部分是他們認為是外在世界的。我們寫歷史的時候，就是需要識別這些傳統，說清楚來龍去脈。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页
作者: 科大卫
副标题: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isbn: 721406491X
书名: 皇帝和祖宗
页数: 484
译者: 卜永坚
定价: 88.00元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2-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