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路中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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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一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人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干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先许可要简单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表示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钝，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山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的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地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地变化何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的，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时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止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 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 工厂 -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 城墙 -
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部 村庄
作者: [美] 彼得·海斯勒
isbn: 7532752801
页数: 426
定价: 33.00元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1-1
原作名: 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书名: 寻路中国
译者: 李雪顺
副标题: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