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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写的。 把鲁迅的阿q正传与古炉联系起来说。 我读《古炉》的时候,也常常想起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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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庄”到“古炉村” 杜亚泉在论述游民文化的时候,看到了其在特定时期的破坏作用,认为游民“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可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游民概念的引入,对理解中国史颇有参照。王学泰作《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亦多引用其观点作为参证,并因此涉猎到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路。晚清后的文人讨论流寇与暴民现象,不乏对历史轮回的忧虑,鲁迅在言及中国社会的衰败史时说,有两种力量对社会的破坏巨大,一是“寇盗式的破坏”,二是“奴才式的破坏”。这两种力量给社会的洗劫或民间风气的摧毁,在明清文人的笔记里都有记述。晚清民众已不大能够理解唐宋人的内心,那是专制下的统治尽毁前朝文明的缘故。辛亥革命前,章太炎、梁启超谈民风、民俗的重建,其实是有感于民间文化的单调,杜亚泉后来对游民文化负面因素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后,鲁迅作小说多篇,写乡下人的变化,涉猎的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了解那时候的国民心理,《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都是不可多得的感性资料。他笔下寂寞的乡间,诗意的存在寥寥,破败与灰色把人的世界罩住,一切如旧,民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阿Q的命运表面与辛亥时代的氛围有关,细看起来确是历史惯性的延续,那一切不过是游民存在的新式形态,只是罩上新的革命时代的词语罢了。 关于辛亥革命,鲁迅与周作人的言论都显得平平,不及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那么系统。稍早于周氏兄弟的前辈,排满的思绪早已辐射在社会与学林,引发了世风的变动。周氏兄弟的笔下,只是记录了那时候的感受,多形象的画面。即以鲁迅的小说而言,写的也不过陈年杂记,对那场革命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却力透纸背。革命刺激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但对古老的乡下而言,竟是游民的狂欢,未庄的革命像似闹剧,泛起的却是历史的沉渣。 “五四”那代人,对辛亥革命抱有敬意,但也对其未能改变国民的灵魂而无可奈何。阿Q式的革命,不过“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是自我的膨胀。他借着社会的巨变,表达的还是那点可怜的夙愿,与美的心灵生活没有关系。愚弱的国民,在奴性十足的时代,要改变自身的时候,多是“奴变”的冲动,严重者如李逵的那种心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最终还是奴才的样子。 辛亥之后,中国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运动与“文革”,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变化不仅有文化的转向,重要的是乡下的民风,岁时、礼仪里的古风早已散如云烟,不见踪迹了。这个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偶有涉猎。但都是社会学层面的表述,关乎世道人心者不多。人们对那段生活,似乎还不能加以历史化的处理。 鲁迅之后,小说家写到乡下生活,不自觉地延续着国民性审视的命题,阿Q相也时隐时现着。《爸爸爸》、《陈奂生上城》都是。杂文家如邵燕祥、牧惠等也含有鲁迅遗风。阎连科的《受活》早已含有对民众的无奈,反讽与盘诘中,有自痛之处。对比一下“五四人”的心态,上述作品总有些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说是鲁迅意象的折射。近来读贾平凹的《古炉》,见其写陕西乡下的生活,也有意无意地延续了鲁迅的余脉,似乎是《阿Q正传》的另一种放大的版本。作者一改过去的体例,写实与梦幻相交,从乡土里打捞着历史的余绪,百年间乡村的人的苦乐之迹,于此历历在目矣。 《古炉》的笔法,是传奇式的,内涵比以往的乡土作品都要饱满,审美的维度也宏阔了。鲁迅写《阿Q正传》,用的是旧小说的白描和夏目漱石式的讽刺手法,贾平凹则有古中国志怪与录异的味道了。他们都不是一本正经地叙述故事,人物是怪怪的。阿Q的形象是搞笑的,有旧戏小丑的一面,也多西洋幽默小说的痕迹,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超然于社会的上帝的笔意。贾平凹则是另一番隐喻,好像找到了中国式的魔幻,对悲剧的理解厚重了。他们的反雅化的文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了另类的视角。 未庄作为一个意象,乃中国古老村镇的缩影。那里人的古音与俗调,主奴结构,非人道的生态,都是鲁迅的审美存在的外化。他以此为舞台,写人生的众生相:王胡、小D、假洋鬼子、赵太爷、老尼姑、吴妈等,乡村世界的一切都有隐含。未庄的革命是阿Q搞起来的,对村子里的上层与下层人都有触动。造反自然是大的买卖,自己的价值随之攀升,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但那革命则是利己的表演,转瞬间就被消灭掉了。鲁迅看到了游民文化心理的劣根性,对那样的造反有冷冷的嘲讽。阿Q走到街上高喊口号的样子颇为可笑,作者对这样的革命有着自己的警惕在,那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反,其实与游民的暴乱很是相似。鲁迅写到此处不惜用笑料为之,落了个反讽的效果。贾平凹也是这样,他也嘲笑,却用魔幻的手段。古炉村里的人生,是多样的,用作者的话说是让人爱恨交加。贾平凹说:“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小说中许多片断,是人性恶的因素的显现,让我们觉得不像是人间。那些互斗中的杀戮,与晚明的“民变”无甚区别,也正印证了杜亚泉当年对农村社会的精妙之论。 若说《古炉》与《阿Q正传》有什么可互证的篇幅,那就是都写到了乡下人荒凉心灵下的造反。这造反都是现代的,自上而下的选择。百姓不过被动地卷入其间。贾平凹笔下的霸槽与鲁迅作品的阿Q,震动了乡村的现实。当年鲁迅写阿Q,不过是展示奴才的卑怯,而贾平凹在古炉村显现的“文革”,则比阿Q的摧毁力大矣,真真是寇盗的洗劫。乡间文化因之而蒙羞,往昔残存的一点灵光也一点点消失了。这里有对乡下古风流失的痛心疾首,看似热闹的地方却有泪光的闪现。中国乡土本来有一种心理制衡的文明形态,元代以后,战乱中尽毁于火海,到了民国,那只是微光一现了。《阿Q正传》的土谷祠、尼姑庵与《古炉》里的山神庙、窑场,乃乡土的精神湿地,可是在变动的时代已不复温润之调。到了六十年代末,只剩下了蛮荒之所。中国的悲哀在于,流行文化中主奴的因素增多,乡野的野性的文明向不得发达,精神之维日趋荒凉了。但那一点点慰藉百姓的古风也在“文革”里毁于内讧,其状惨不忍睹。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民间,确乎不是耸人听闻。从鲁迅到贾平凹,已深味其间的苦态。 霸槽这个形象,是农民造反者的化身。他的流氓气和领袖欲,潜伏在民间久矣。一旦环境变化,便显出大的威力来。《古炉》写到百姓对他的感受,是流寇的再现。他的造反,全无人性。先是烧书,毁掉文物,山门里的石刻、绘画、木雕没有幸免者。再是对异己者的酷刑,对弱小者的迫害。最后是全村卷入武斗之中,民不堪命的场景处处可见。在贾平凹看来,霸槽、开石、黄生生、秃子金等人,大概比阿Q更蛮横、无知和凶残。阿Q没有杀人的冲动,对古老的文明虽然无知,却无摧毁之意。而霸槽的选择是摧枯拉朽,一切旧的依存都烧掉砸掉,将历史置于空无之中。难怪村民说:“狗日的霸槽是疯了,闹土匪啦!” 这样大规模书写乡村社会革命负面的作用,在小说中不多。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历史的文化积淀。那个脆弱的环节一旦被瓦解,灾难就降临了。考察霸槽与阿Q的关系,前者野蛮,后者狡诈。阿Q的革命不过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做大官的欲望。霸槽就野性极了,希望有权利与位置,而且一身痞气。他说希望各村都有自己的丈母娘,乱世可以谋一官半职。“要是旧社会,就拉一杆枪上山”,“弄一个军长师长干干”。他戴着军帽,领着水皮在村里急匆匆破“四旧”的样子,与阿Q当年“我挥起钢鞭将你打”的神态,庶几近之。阿Q之举有些可笑,并不能主宰人们的命运,而霸槽等人则不仅下流,重要的在于改变了乡下的生态,那些神圣口号下的激进的选择,一度成为乡村的主旋,这也是阿Q所办不到的伟业。
还能想到鲁迅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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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部分真的太难读了(输入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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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庄”到“古炉村”
杜亚泉在论述游民文化的时候,看到了其在特定时期的破坏作用,认为游民“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可恶,几无一不可杀者”。游民概念的引入,对理解中国史颇有参照。王学泰作《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亦多引用其观点作为参证,并因此涉猎到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路。晚清后的文人讨论流寇与暴民现象,不乏对历史轮回的忧虑,鲁迅在言及中国社会的衰败史时说,有两种力量对社会的破坏巨大,一是“寇盗式的破坏”,二是“奴才式的破坏”。这两种力量给社会的洗劫或民间风气的摧毁,在明清文人的笔记里都有记述。晚清民众已不大能够理解唐宋人的内心,那是专制下的统治尽毁前朝文明的缘故。辛亥革命前,章太炎、梁启超谈民风、民俗的重建,其实是有感于民间文化的单调,杜亚泉后来对游民文化负面因素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后,鲁迅作小说多篇,写乡下人的变化,涉猎的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现在了解那时候的国民心理,《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都是不可多得的感性资料。他笔下寂寞的乡间,诗意的存在寥寥,破败与灰色把人的世界罩住,一切如旧,民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阿Q的命运表面与辛亥时代的氛围有关,细看起来确是历史惯性的延续,那一切不过是游民存在的新式形态,只是罩上新的革命时代的词语罢了。
关于辛亥革命,鲁迅与周作人的言论都显得平平,不及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那么系统。稍早于周氏兄弟的前辈,排满的思绪早已辐射在社会与学林,引发了世风的变动。周氏兄弟的笔下,只是记录了那时候的感受,多形象的画面。即以鲁迅的小说而言,写的也不过陈年杂记,对那场革命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却力透纸背。革命刺激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但对古老的乡下而言,竟是游民的狂欢,未庄的革命像似闹剧,泛起的却是历史的沉渣。
“五四”那代人,对辛亥革命抱有敬意,但也对其未能改变国民的灵魂而无可奈何。阿Q式的革命,不过“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是自我的膨胀。他借着社会的巨变,表达的还是那点可怜的夙愿,与美的心灵生活没有关系。愚弱的国民,在奴性十足的时代,要改变自身的时候,多是“奴变”的冲动,严重者如李逵的那种心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最终还是奴才的样子。
辛亥之后,中国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运动与“文革”,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变化不仅有文化的转向,重要的是乡下的民风,岁时、礼仪里的古风早已散如云烟,不见踪迹了。这个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偶有涉猎。但都是社会学层面的表述,关乎世道人心者不多。人们对那段生活,似乎还不能加以历史化的处理。
鲁迅之后,小说家写到乡下生活,不自觉地延续着国民性审视的命题,阿Q相也时隐时现着。《爸爸爸》、《陈奂生上城》都是。杂文家如邵燕祥、牧惠等也含有鲁迅遗风。阎连科的《受活》早已含有对民众的无奈,反讽与盘诘中,有自痛之处。对比一下“五四人”的心态,上述作品总有些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说是鲁迅意象的折射。近来读贾平凹的《古炉》,见其写陕西乡下的生活,也有意无意地延续了鲁迅的余脉,似乎是《阿Q正传》的另一种放大的版本。作者一改过去的体例,写实与梦幻相交,从乡土里打捞着历史的余绪,百年间乡村的人的苦乐之迹,于此历历在目矣。
《古炉》的笔法,是传奇式的,内涵比以往的乡土作品都要饱满,审美的维度也宏阔了。鲁迅写《阿Q正传》,用的是旧小说的白描和夏目漱石式的讽刺手法,贾平凹则有古中国志怪与录异的味道了。他们都不是一本正经地叙述故事,人物是怪怪的。阿Q的形象是搞笑的,有旧戏小丑的一面,也多西洋幽默小说的痕迹,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超然于社会的上帝的笔意。贾平凹则是另一番隐喻,好像找到了中国式的魔幻,对悲剧的理解厚重了。他们的反雅化的文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了另类的视角。
未庄作为一个意象,乃中国古老村镇的缩影。那里人的古音与俗调,主奴结构,非人道的生态,都是鲁迅的审美存在的外化。他以此为舞台,写人生的众生相:王胡、小D、假洋鬼子、赵太爷、老尼姑、吴妈等,乡村世界的一切都有隐含。未庄的革命是阿Q搞起来的,对村子里的上层与下层人都有触动。造反自然是大的买卖,自己的价值随之攀升,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但那革命则是利己的表演,转瞬间就被消灭掉了。鲁迅看到了游民文化心理的劣根性,对那样的造反有冷冷的嘲讽。阿Q走到街上高喊口号的样子颇为可笑,作者对这样的革命有着自己的警惕在,那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反,其实与游民的暴乱很是相似。鲁迅写到此处不惜用笑料为之,落了个反讽的效果。贾平凹也是这样,他也嘲笑,却用魔幻的手段。古炉村里的人生,是多样的,用作者的话说是让人爱恨交加。贾平凹说:“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小说中许多片断,是人性恶的因素的显现,让我们觉得不像是人间。那些互斗中的杀戮,与晚明的“民变”无甚区别,也正印证了杜亚泉当年对农村社会的精妙之论。
若说《古炉》与《阿Q正传》有什么可互证的篇幅,那就是都写到了乡下人荒凉心灵下的造反。这造反都是现代的,自上而下的选择。百姓不过被动地卷入其间。贾平凹笔下的霸槽与鲁迅作品的阿Q,震动了乡村的现实。当年鲁迅写阿Q,不过是展示奴才的卑怯,而贾平凹在古炉村显现的“文革”,则比阿Q的摧毁力大矣,真真是寇盗的洗劫。乡间文化因之而蒙羞,往昔残存的一点灵光也一点点消失了。这里有对乡下古风流失的痛心疾首,看似热闹的地方却有泪光的闪现。中国乡土本来有一种心理制衡的文明形态,元代以后,战乱中尽毁于火海,到了民国,那只是微光一现了。《阿Q正传》的土谷祠、尼姑庵与《古炉》里的山神庙、窑场,乃乡土的精神湿地,可是在变动的时代已不复温润之调。到了六十年代末,只剩下了蛮荒之所。中国的悲哀在于,流行文化中主奴的因素增多,乡野的野性的文明向不得发达,精神之维日趋荒凉了。但那一点点慰藉百姓的古风也在“文革”里毁于内讧,其状惨不忍睹。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民间,确乎不是耸人听闻。从鲁迅到贾平凹,已深味其间的苦态。
霸槽这个形象,是农民造反者的化身。他的流氓气和领袖欲,潜伏在民间久矣。一旦环境变化,便显出大的威力来。《古炉》写到百姓对他的感受,是流寇的再现。他的造反,全无人性。先是烧书,毁掉文物,山门里的石刻、绘画、木雕没有幸免者。再是对异己者的酷刑,对弱小者的迫害。最后是全村卷入武斗之中,民不堪命的场景处处可见。在贾平凹看来,霸槽、开石、黄生生、秃子金等人,大概比阿Q更蛮横、无知和凶残。阿Q没有杀人的冲动,对古老的文明虽然无知,却无摧毁之意。而霸槽的选择是摧枯拉朽,一切旧的依存都烧掉砸掉,将历史置于空无之中。难怪村民说:“狗日的霸槽是疯了,闹土匪啦!”
这样大规模书写乡村社会革命负面的作用,在小说中不多。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历史的文化积淀。那个脆弱的环节一旦被瓦解,灾难就降临了。考察霸槽与阿Q的关系,前者野蛮,后者狡诈。阿Q的革命不过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做大官的欲望。霸槽就野性极了,希望有权利与位置,而且一身痞气。他说希望各村都有自己的丈母娘,乱世可以谋一官半职。“要是旧社会,就拉一杆枪上山”,“弄一个军长师长干干”。他戴着军帽,领着水皮在村里急匆匆破“四旧”的样子,与阿Q当年“我挥起钢鞭将你打”的神态,庶几近之。阿Q之举有些可笑,并不能主宰人们的命运,而霸槽等人则不仅下流,重要的在于改变了乡下的生态,那些神圣口号下的激进的选择,一度成为乡村的主旋,这也是阿Q所办不到的伟业。
还能想到鲁迅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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