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憶我的父親周紹良(《册府元龟唐史资料辑录》代序)
(2011-05-16 1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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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湖北
宋体
唐代墓読彙編
唐山大地震
文化
分类: 书林一枝
周啟瑜
寫在《代序》前面的話:都説眼下屬於圖像時代。當我知道家父紹良先生的手稿《〈册府元龜〉唐史資料輯録》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刻,我的心深深地顫抖了。作爲一名學者的後人,我由衷地感謝國家古籍整理小組、感謝出版單位、感謝爲校正此書付出巨大心血的責任編輯孫彥編審。女兒吿祭敬愛的父親:您的心血没有白費,您交給我手稿時那一聲深深的嘆息中所包含的願望終於成爲了現實。
我的父親紹良先生已經去世三年,雙旭花園中他最愛的芍藥與玉簪幾度花開花落,而我對他的思念却日益强烈。父親一生做人行事極爲低調,即使對子女也絶口不提自己的成就。在追尋父親的人生足迹中,漸漸地被他博大精深的學識、寬厚坦盪的襟懷、大愛無邊的情感、高尚無私的品德深深地震撼了。我静静地走在父親的世界裏,驀然悟出這種强烈的思念是源於他的品德。父親就像北京被雪覆蓋的西山,無言語、無聲息、不露底藴,任憑外面風霜雨雪的變化,執著着自己對大地的承諾。
筆耕不輟的一生
家兄啓晋整理的《紹良書話》中,父親的序、跋、前言多達二百三十餘篇。涉及紅學、敦煌學、佛學、墨、明清小説、戲曲、民間宗教、收藏等八大類。恰如北大知名學者辛德勇先生所云:“對衆多知識領域的内容,即博且通。即使是在同輩博學的學者當中,似乎也再没有其他什麽人,能够觸及如此廣泛的範圍。”而師從父親多年的白化文先生在本書前言中仍希望:“老師的相關著作,特别是單篇文章,可能不止目次中反映的那麽些,希望師弟再接再厲,繼續搜尋,定有意外收穫。”父親勤於耕耘而博學由此可見一斑。
知名學者、《唐代墓誌彙編》的副主編趙超先生有這樣一段深情的文字真實地再現了父親的勤學:“《唐代墓誌彙編》出版時,我已經離開了古文獻研究室。這時,由於學術界日益重視石刻資料,新的墓誌資料陸續大量發表出來。周先生又在考慮編輯《唐代墓誌彙編》的補編。……除没有任何經費支持和人員協助外,更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的工作幾乎都是在晚間與零散時間業餘進行的。周先生同樣是在繁重的社會工作之外抽時間作這項工作。現在想想,周先生當時已經是近八十歲的高齡,還孜孜不倦地俯首文稿之中,該有多麽辛苦。個中滋味,恐怕只有我們自己心知了。這也是周先生一生求學不倦的縮影。記得他當時笑呵呵地説:‘我身體還好,每天晚上還要寫一千字。’這樣,幾年辛勞下來,到一九九七年截止時,竟也能够將一九八六年以前新公佈的材料基本收集完全,彙集目録時一統計,有一千七百件之多。連我們自己都不敢想像。這次編集,還是在完全没有經費、没有人力的情况下,憑周先生的信念和我們的持續努力,纔順利完成的。……由於出版艱難,這部書在交稿十二年後纔得以問世。我自己都有些淡然了。但當我給周先生送去樣書時,周先生非常高興,大笑着連聲説:‘出了就好,出了就好。我一直惦記着這件事。總算了了一件心事。對學術界是有用的。’看着白髮蒼蒼的先生如此興奮,我的眼眶潤濕了。”
父親青年時期正值抗日戰争爆發,周家衆多企業倒閉,爲生計遠涉四川,曾供職於與做學問毫無關係的職務達八年之久;人到中年又趕上十年浩劫,從湖北咸寧干校回到北京就已年近花甲;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除擔任佛教文物圖書館館長,還曾在中國佛教學會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的行政職務多年。……他用於研究的時間究竟是從哪裏擠出來的呢?我不由得想起了兒時住在東四五條後坑十九號小院時的情景:父親住在西屋,二十平米的小屋中除了一張床,就是鋪天蓋地的書和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打開的、平鋪的、夾着小紙條的……酷暑寒冬,只要下班吃過晚飯,就很難見他再邁出房門了。而這房間的燈光却幾乎是徹夜長明。我和哥哥背地裏偷笑説:“咱家不怕小偷,即使來賊也被老爸屋裏的燈光嚇跑了。”八十年代中期,父親剛擔任中國佛教學會副會長期間身體尚好,由於堅持不肯向單位要車,我就經常順道開車送他上班。所見到辦公室兼卧室的景象仍如我兒時記憶的一模一樣:床上、桌上,乃至地下到處都是書,而且都是展開的,我打趣地説:“老爸,都幾十年了,你可真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啊。”父親哈哈一笑:“我這叫見縫插針,没有你媽媽管着,亂點也不怕,實用就行。”
父親晚年病重住到我家,帶來厚厚的兩大包書稿,特爲囑託:“這些本本跟了我很多年,你千萬别搞丢了,要好好保存。”我當時並未介意。直到去世後整理他的遺物,纔大吃一驚:原來這正是學術界很多學者傳之爲奇迹,也是至今未刊的,父親在青年時代便開始輯集的將《册府元龜》中唐史資料分類整理彙編而成的手稿。八開稿紙,整整三十大厚摞,足有二尺多高。這需要何等的時間和毅力啊如今面對這部手稿,我不禁潸然泪下了。同樣令我難忘的是:父親去世前月餘,短暫的吸氧過後仍斜身側卧,在昏暗的光綫下手不釋卷,有時還用顫抖的手吃力地舉起放大鏡,用筆在書上勾勾抹抹。面對我的一再勸説,他仍固執地擺擺手,用蒼白的手點點自己的額頭,長嘆説:“你不懂,我是怕把這些東西帶走啊。”父親去世後,我幾次看到他的生前好友國圖老館長、著名的哲學家任繼愈伯伯,他都發出同樣的感慨:“你父親一生做的學問太寂寞了。”每逢想起這話時,我的眼睛就會一下子濕潤起來,似乎又看到父親書桌前長明的燈光在眼前閃爍,寂寞的身影在學術道路上艱難地跋涉。
認真回憶父親的一生,雖曾祖周馥官至兩廣總督、祖父周學熙身爲兩任財政總長,但他没有像周家諸多同輩兄弟一樣,私塾起步,繼而入大學深造或出國留洋;而是在姚思慎、謝剛主、陳垣等名師指點下,靠超出常人的勤奮與毅力,幾十年如一日,寒燈夜讀,筆耕不輟,擠出點點滴滴的時間,專注、執著。從學而廣到博而精,堅忍不拔地用這種别人看來似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廣博而厚重的學識,成爲著作等身的紅學家、敦煌學家、佛學家、唐史研究家、明清小説家和清墨的研究收藏大家。
大愛無言的情感
每個人都有展現自己生命本性的地方,也都會在這裏珍藏着自己内心深處的情感。父親是個很内向的人,對友朋、對子女的情感都很少外露。記得一九六九年我赴東北插隊的那天早上,他並未出房門送我,而是在我離開家後趕到了火車站,站在遠遠的地方向我頻頻揮手。後來聽母親説:他是太傷心了,又怕影響我的情緒。至今那首“最小偏憐女,今朝更遠行。幼雛辭故里,插隊喜新生”的小詩也是我生命中最珍藏的回憶。唐山大地震那年,我還在外地。爲躲避可能發生的餘震,父親送走祖母和媽媽去外地暫避,回到後坑十九號小院後,立即拿出了身上僅剩的一些錢,交給二姐啓璋,讓她趕快買火車票送婆婆和年僅八歲的兒子回湖北老家。自己却一如既往地住在已經破舊的小院中,在臨時搭建的抗震棚中棲身,繼續上班、讀書、寫作。事情過去了幾十年,姐姐每逢説到當年的情景,都不禁涕泪滂沱。我家人都知道父親從不愛照相,除了年底聚餐時在他最愛的餐桌上可以捕捉到其壯碩的身影,平日想跟他拍張照片是很難得的。而在二○○四年深秋,他却出乎常情很急促地把我們兄妹各家分别叫到了雙旭花園居所,强打精神與各家合影,留下了和我們在人間最後相聚彌足珍貴的瞬間。我想:父親正是以這種方式表達了他珍藏在心底的對子女深切的愛。
父親留給我的唯一“財富”就是五百餘冊簽名本。這些小書原來珍藏在一間經常落鎖的小書房裏。在這個充滿着情感與回憶的世界中,有父親生前好友啓功、饒宗頤、季羡林、王世襄、任繼愈、舒蕪、苗子、黄裳、吴小如等諸多伯伯的著作;也有父親師從學問的陳垣、謝國楨等大家的珍品,還有趙樸老、茅盾、施蟄存、阿英、謝興堯、趙景深、張中行、臧克家等多位名家送給父親的手迹。然而,真正使我無法釋手的是一本只有巴掌大的極簡陋的油印小書,没有裝幀,没有設計,“北荒草”三個字黯然、凄楚地正立其中,這便是他生前好友聶紺弩的詩集。集子收録了詩人“文革”時期的四十餘首詩。在小得可憐的詩集封面上,父親勾勾抹抹地寫着自己的兩首小詩,一反少言、中庸的風格,長嘯出對十年浩劫的滿腔悲憤,傾訴着對這位苦難一生的老友的深切懷念。“北荒往事已風流,革命如今豈到頭。十載幽囚天作孽,百端磨折命爲仇。撑腸剩有詩千首,把臂猶存貉一丘。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無處問來由。”後一首則是摘録了唐代大詩人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八個人的名句所作的《題贈答草(集唐)》:“數篇今見古人詩杜甫,異化風流各一時李白。佳句相思能間作李頎,争名豈在更搜奇司空圖。落花飛絮成春夢戴叔倫,細雨和煙着柳枝朱灣。舉目争能不惆悵白居易,懸河高論有誰持劉長卿。”這種寄託深情的方式在父親的藏書中是絶無僅有的。陡然間我看到了父親内心對友朋的深情。
父親研究與收藏清墨堪稱當代之大家。大收藏家葉恭綽和著名的錢幣收藏家張炯伯都是父親搜集清墨時期的忘年交,二人又都是在“文化革命”時去世的。父親在《蓄墨小言》第二○一條《方鼎録,方鼎鋭墨》一文中睹物思人,深情地回憶:“炯老曾得崔葦書屋墨多式,無名款,曾見拙藏,但頗疑崔葦書屋與方氏無關,時欲考之而一時無從着手。今年(一九六九年)元月炯老逝世,不過一周,余竟撿得此册,疑問頓解,乃不能起炯老而告知。十六七年同好交情,記此未免泪下。時‘文化大革命’正酣也。”父親的情誼不僅體現在對友朋、對年輕的學者方面,而且還體現在他對素不相識而陷於困境者。在《蓄墨小言》第二十四條《“餘清軒家藏”墨》一文中這樣叙述了該墨的由來:“一九六一年大躍進時刻,全國饑荒時甚。余以事過濟南,游於街衢,有以手卷出售者,粗如牛腰,展示之,則《槎河山莊圖》也。售者自云劉姓,家無斗儲,妻兒待哺,不得以只得將家中故物易米。詢其價,至二百五十元,因念其名人之後也,遂照數付之而留其卷。語次,其人復出數墨相售,一即‘餘清軒家藏’墨。”可貴的是,在這本書的該條後面夾着一張小紙條,一眼看去,就是晚年所寫:“此情此景猶如昨日也。”至此,我深深體會到:父親博大的胸襟中深埋着一顆善良的心,一份深深的情。他不因歲月的流逝而忘却友情,不因顯赫的身世而瞧不起落魄的人,不因淵博的學識而冷淡後輩的學者。真正做到了他晚年告誡我的六個字:低調,感恩,善良。
寬厚無私的品德
杜甫有詩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二○○五年仲夏父親走了,但他逝世後並不寂寞,在《周紹良紀念文集》裏,他寬厚無私的品德在衆多學者的筆下極有生命力地流傳下來。九十餘位學者、幾十篇深情緬懷的文章來自紅學、敦煌學、佛教界及國家圖書館、故宫博物院……我的筆力真的難於還原表達原作者的心情,只能是簡要地鈔録幾小段,與大家共享。
現代文學研究大家舒蕪伯伯在回憶他和父親幾十年的友誼後深情地説:“我是改革開放以後纔恢復編輯部的工作。紹良則轉入中國佛教協會,擔任關鍵性領導要職,充分發揮他這方面的績學長才,爲趙樸初先生首席助手。我們並没有相忘於江湖,特别是,他年長於我,却以他來看我爲多,甚至因爲我當時住在地下室,他介紹我用負氧離子發生器來净化空氣,還特地替我買了一臺,挺沉重地親手提着送來,使我非常感動。就是那一次,我請他下小館,談起周作人的‘創體’文章的。”父親去世後,舒伯伯的小女兒告訴我説:“我當時都没敢把周伯伯去世的消息告訴他,是幾天後纔壯着膽子説的,我爹爹聽後大呼一聲:完了,這可怎麽辦啊?此後整整一個下午,再没説一句話。”
上海歷史博物館的王毅先生是父親去世前來醫院看望他的最後一位墨友。我當時正在醫院照料父親,親眼目睹了那感人的一幕:父親在王先生殷切的等待中慢慢睁開眼睛,立即流露出驚喜的神情,雖然已不能説話,但仍把毫無血色的手伸向他,久久不肯放開。我明白,父親的這一握,不僅是在向朋友告别,也是寄託了對後來者研究中國墨學的無限希望。在《周紹良紀念文集》中,王先生這樣回憶:“紹良先生鑒藏徽墨逾半個世紀,著述等身,馳譽海内。我因雅好隃麋,在先生八十五歲高齡時,與他結爲忘年交。我每年必有幾次赴京覲謁,聆聽教誨,……二○○五年‘五一’期間,突接周先生寄我一函,拆開一看,見一張剪報紙圖片旁蛇形般寫着‘此墨要注意’五個字。我一看頓時明悟了,先生婉指我文章圖片有瑕疵,來函提醒我呢。捧着信,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這是先生給我的絶筆信和最好的禮物。”而王先生所説的二○○五年“五一”,這個時間距父親去世只有三個多月啊,那時他已無力握筆,這五個字大約就是警示後人鑒定墨寶的最後忠告了。
父親走後,長眠在青山緑水的北京萬佛陵園名人園中。我們爲他開了一個網站,經常在這兒和他聊天,寄託自己的哀思。這個網站並没有告知父親的生前友好。可是三年來的重大忌日,我都在這裏看到了知名的敦煌學者方廣锠先生短短的祭文。是什麽原因引他頻頻來到此地呢?我在拜讀方先生的文章時看到了這樣深情回憶的片斷:“我在《敦煌佛教經録輯校》前言中這樣寫:本書得以順利編纂,首先要感謝周紹良先生。這不僅因爲周先生代表編委會具體負責本書,還在於周先生對本書的編纂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從選目、洗相到録文體例、格式、題解的要求等,不厭其煩地指點。尤其是本書原計劃鈔寫成後照相排版,周先生專門爲我安排了鈔寫人員,用規規矩矩的正楷把全書鈔寫一過。由於格式與鈔寫紙張的變動,不少文獻還鈔了兩遍。其間轉稿、審稿不知花費多少精力,回想我多次到廣濟寺找周先生,他頂着炎炎烈日爲我取稿的情景,私心區區,實不能已。”
著名學者白化文先生在父親去世後著有多篇文章緬懷之。提到父親毫無保留,提携後學時引用了一句話,精闢地概括了父親的無私品德:“《論語·公冶長》:‘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不啻爲先生寫照。”現任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秘書長的柴劍虹先生更是乾脆地説:“如果有人問我:周老治學,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從不保守資料,一心提携後進。”“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是父親晚年親筆録劉禹錫詩句送給復旦歷史所孟剛先生的贈言,也是他對晚學真情的表白。我從《周紹良紀念文集》中深切體會到:父親那一代人的責任感太强了。《莊子·養生主》有文:“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著名的佛像鑒定家金申就採用了這個標題回憶了父親與他相處的歲月,深情地説道:“再也没有緣分在如此良師前聆聽教誨了,周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我終生受用。”
與不遺餘力地提携後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父親對待自己的名利則看得很淡。關於著名的《蘭亭序》的真僞問題,在“文革”前學術界就早有争論。中共高級幹部中藝術鑒賞水平較高的康生,認爲傳世的《蘭亭序》不是真迹。郭沫若老也有文章提出同樣觀點。但父親並没有人云亦云,他以深厚的學識、運用充分獨特的論點論據,寫了題爲《〈蘭亭序〉真僞考》。反駁了一邊倒的觀點。由於衆所周知的歷史原因,這篇文章在一九八○年纔得以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正式發表。至此,沸沸揚揚的《蘭亭序》之真僞的争論纔算塵埃落定。雖距他執筆撰文已過去了近十年,但父親心裏仍充滿了喜悦。晚年住到我家時,還和我談起過此事。一竅不通的我只是遺憾道:“可惜文章没及時在報紙上登啊。”然他對此根本不在意,輕描淡寫地説:“我不計較這些,只要是對學術界有用就行。”父親生前唯一用的筆名就是“一粟”。其意自然是“滄海一粟”。二○○四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準備爲他出版《周紹良文集》時,父親一再叮囑往返於出版社之間送稿子的我:“不要叫文集,太大了,還是叫‘紹良叢稿’吧,這樣我心裏踏實。”聯想起中國佛教學會副會長净慧法師在父親去世後寄來的悼念詩中寫道:“古道謙光和萬品,哲人逝去泪水滂沱。”我想這就是緬懷父親的襟懷了。
家學淵源:“天下公物不負此書”
父親出生在一個顯赫的世家,這個家族不但學術氛圍極濃,且出了衆多知名的收藏家。如大藏書家周叔弢,金石學家周季木,有着“中國郵王”之譽的周今覺,戲曲史家、被稱爲戲單收藏大王的周明泰,泉幣收藏家孫師匡,青銅器收藏家孫師白等人。但是,收藏的基礎是需要辦實業、有經濟實力的,否則再有興趣也成不了收藏家。而我的祖父叔迦先生自辦實業失敗後就潜心於佛學,雖成爲了一代世界知名的佛教學者,但論當時的經濟狀况,却是同輩兄弟中的“無産階級”。可能是遺傳基因所致吧,父親在龐大的周氏家族企業中也是毫無建樹的。母親直到晚年也忘不了在上海時勉强度日的歲月:淘氣的二姐一雙布鞋要穿够了規定的期限纔能换新的;年幼的哥哥眼巴巴地看着食品店橱窗裏的蛋糕流口水;兩個姐姐中學畢業纔能得到一身咔嘰布的新衣服,每逢要帶着孩子參加家族聚會,就是母親最發愁的時候……父親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步收藏,到“文化革命”時,我看到他的存摺上只有“一元”的餘額。我想:父親的收藏歷程,正是在母親幾十年如一日的獨任井臼之勞與自己的廣博學識的夾縫中走過來的。
父親攻紅學,代表性著作有:《紅樓夢書録》、《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紅樓夢論文集》,收藏的《紅樓夢》版本就有七十七種,其中尤以程刻甲本、程刻乙本、東關閣本、本涯藏本最爲珍貴。父親研究唐史,積數十年功力編著了《唐傳奇箋證》、《唐才子傳箋證》、《〈資治通鑑·唐紀〉勘誤》,主持收集整理了《唐代墓誌彙編》、《續編》、《舊唐書·地理志考訂》;所收集的各類石刻拓本至少在五千件以上,其中僅唐代墓誌就達四千多件,涉及了二十二個皇帝、七十五個年號,時間跨度達二百八十年,基本上與唐代相始終。其能補國家圖書館所缺者高達百分之六,形成了唐代墓誌拓片的特色收藏,現均藏於國家圖書館。父親藏墨和對墨的研究,意在獨造,不循古先。從藏墨,進而考察藏品故實、探尋墨史源續,凸現了墨學的學術研究價值,形成了一批關於墨的研究著述:《清墨談叢》、《蓄墨小言》、《曹素公製墨》、《清代名墨談叢》。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收集了一千餘芴、二百多年的墨。父親最早致力於敦煌學的研究,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敦煌變文匯録》爲世界上第一部變文類(敦煌俗文學中説唱故事類)的材料總集;而晚年生涯中一項重要的内容,就是罄盡全部心血主持編纂《中國漢傳佛教文獻綜録》,而早年起就積攢的珍本《大統曆》、孤本寶卷等均和長期研究這類學科有着密切關聯;至於明清小説的收藏,在受贈單位天津圖書館的目録上就多達六千餘册。《周紹良藏明清小説》也在父親去世後由國家圖書館程有慶先生整理出版。
父親愛下館子,但也吃出了學問。晚年的他以平生很少有的輕鬆、幽默的筆調寫出《餕餘雜談》。
縱觀父親讀書、愛書、藏書的一生,仰視高祖周馥的《周慤慎公全集》、曾祖周學熙創辦周氏師古堂、堂伯周一良大師級的等身著作、周煦良的諸多翻譯名作——《凡爾賽世家三部曲》《外國文學作品選》……真的體會到這個家族歷經百年不衰,反而枝繁葉茂、綿延昌盛、人才輩出的原因,恰如近人宋露霞在《上海灘豪門望族》一書中所寫的:“縱觀東至周氏家族的百年歷史,可從中發現一條經驗,即讀書和藏書的潜在作用,這種作用有時是看不見、摸不着的,可是當看得見、摸得着時,往往已成高山峻嶺、汪洋縱横之勢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文化革命”風乍起。父親多次致函故宫博物院,在信中寫道:“這批墨,是一批重要文物,全部是有年款干支的,可以説,自説有清墨紀元干支的,我這一千錠左右可以説是集大成,而且也是您館所缺的一部分,合在一處,最可合適。”自此以後,我從小就熟悉的裝着老墨的餅乾筒一下子全不見了,也再没看到父親買墨。興趣來時,只是反復翻閲自己珍藏的四大本拓片。周氏家族淵源的家風,特别是大藏書家伯父弢翁在新中國成立後全數捐出七百五十種精品的無私精神已深深影響了他。弢翁收藏的宗旨是:天下公物,不負此書。曾云:“捐書之時何嘗没有不捨之意,也曾打算留一二部自己玩賞,但想既然捐書,貴在徹底,留一二部又如何挑選?所以决心掃數捐出,一本不留。”四十餘年後,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週年之際,新落成的景仁宫捐獻專館正殿高大的《景仁榜》出現了父親的名字。而他又是多次捐獻並能一次捐獻文物超過千件的寥寥可數者之一。在一九九八年版《清墨談叢》的自序中我看到了他捐獻後平和的心態和殷殷期望:“這也許是墨學的一個小結,將來未必能再有人掌握這麽多資料了。希望將來有人彙編一本墨譜,或全面地把中國的墨寫成一本研究著作。”淡淡的筆墨中藴含了無限深情,寄託着對後學者的期望。
父親愛書、藏書。但是作爲他最疼愛的女兒,我却没有一本古籍珍品。我也曾逗着玩兒問他要,他只是哈哈一笑:“我是最疼愛你了,可是你不懂我的書啊。”然而在他身後,在諸多學者的文章中,我都看到了關於父親贈書的回憶。辛德勇先生有文:“爲鼓勵我收集有價值的歷史文獻,紹良先生送給過我幾次書,其中最珍貴的是一本萬曆末年刊刻的《玉匣記》,這是研究明代社會風俗極爲難得的史料。翻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知明代的《玉匣記》國内公藏目前還没有見過著録,其罕見程度,可想而知。”方廣锠先生也説:“當時我正在編纂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録。周先生知道後,一天給了我一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敦煌劫餘録》,説:‘這是當年我父親用的,送給你。’我打開一看,其中不少地方有叔迦先生訂正、批注的手迹。這本書現在也可以算作敦煌學的歷史文物了。”已故知名學者黄永年先生有兩首紀實小詩編入了《夢圓集》。“博雅無如建德周,仍傳餘事記紅樓。《四松堂集》還貽我,難忘都門載酒游。”“多謝先生擅鑒藏,旌陽《玉匣》亦平章。只今一卷朱明本,好卜燈花説吉祥。”在父親看來,把有限的書贈給用書的人,能將收藏與治學研究聯繫起來,能够廣布典籍,這就是他收藏的意義所在了。
父親説過:“世界上的事聚散無定,文物收藏也是這個樣子。無論是無償捐獻還是低價轉讓,只要是對學術界有用、只要是進了國家的收藏,就是有了個‘好婆家’。一切都要順其自然啊。”我陡然明白了:父親的話語摻着世情、摻着創見。四十年前捐獻的心歷路程早已化在筆下關於研究清墨的諸多著作中。一首小詩充分表述了父親的人生境界:“雲霧永無盡,波濤永相纏;唯以閒適情,一切聽自然。得失不縈心,名利皆夙緣;回首歸去來,生死兩忘筌。”
寫到這兒,我似乎是浮光掠影地遊覽了父親的人生,也許他耗費巨大心血從《册府元龜》中摘録的《唐代資料輯錄彙編》不會出版、也許他收集唐代拓片、明清小説、清代名墨的艱辛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漸漸被人們忘却,但是我知道父親不會後悔他走過的路,雖然生命的樂章已經終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畫面是永恒的——因爲他用畢生精力詮釋了生命的意義。
原載周紹良《清墨談叢》,紫禁城出版社,二○○九年。
周啟瑜:高山仰止——憶我的父親周紹良(《册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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