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说隋（上）

五一的时候乘火车过九江，听江涛声浩荡，不由想起隋文帝。当年，大隋的军队就在这里集结，准备过江伐陈。那些从蒙古草原或者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将士们，面对这汤汤流水，是怎样的心情呢？ 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缔造一段崭新的中国史？ 还有，他们的统帅隋文帝杨坚，是否足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决策的历史价值呢？ 那个曾经叫普六茹那罗延的孩子。那个沾染了一身胡气、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拼命想建立一个理想政府，想要像自己心目中的圣君一样君临天下的皇帝。因为理想高远，所以，他克己复礼、励精图治。这让他远远地超越了侪辈，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英主之一；也让他的王朝能够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之上，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以功业而言，这是一个配得上“千古一帝”称号的皇帝。 但是，这只是隋文帝的一面。正如惊世的武功、焕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气，也只是隋朝的一面一样。隋文帝的另一面，是冷硬与无趣吧。他有一点音乐素养，谱过两支曲子，一支叫《天高》，一支叫《地厚》。曲子的韵律早已无从知晓，但是，其精神基调，据说是在赞美帝王之道与后妃之德。 这样的艺术品位与生活情趣，争如唐朝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当年，李隆基潇洒地对大臣讲，“吾得贵妃，如得至宝”，一曲《得宝子》由此诞生。一个一脸严肃，一个满面春风；一个谆谆教诲，一个浅吟低唱。谁能阻止我们私心爱慕李三郎呢！甚至连他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我们都能拔高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绝唱，而隋文帝终其一生，和老妻独孤伽罗同眠同起，言笑晏晏，反倒成为怕老婆的笑柄。 哎，人啊人。 然而，我并非一味在给隋文帝鸣不平。我知道，人们不太喜欢隋文帝，并不真的是因为他为人过于严肃，更不是因为他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原则。而是因为他的内心缺乏一种柔度，缺乏一种对人的真实同情。他有理想，就要求全国人民跟他一样有理想；他有道德，就要求全国人民和他一样有道德。而且，在内容与程度上都不允许有任何差异。这种信念过了头，就把人变成了机器。 这种机器一般的感觉，体现在他苛责儿子，不教而杀上；也体现在他为了确保仓库的存粮量，宁可和人民一起逃荒，也不肯开仓放粮上；甚至，还体现在里坊森列、严整如棋局般的大兴城上。他建立了那么多好制度，却没有真正弄清楚，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人服务的。 恰恰相反，他一心希望，把所有的人都约束在规范之下，而当这个规范无限大的时候，人就会被压缩得无限小，小到如同蚂蚁一般，这不就成了时代之殇吗！ 这样的价值取向，让隋文帝可以成为一位有为的君主，但却不是有道的君主，更不会是有情的君主。这样的统治方式，也使整个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种只有气度而没有温度的迷局。这是隋朝如流星般焕发出瞬间光彩的依据，同时也是它如流星般瞬间陨落的根源。 由隋文帝又不免想到隋炀帝。我在微博里说，隋朝最有魅力的两位男士，一位是隋炀帝，一位是隋炀帝的功臣——杨素。 难道不是吗？谁不知道风尘三侠的故事呢？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多么迷人的武侠经典！问题是，如果没有杨素放行，身为杨府家妓的红拂怎么能夜奔成功呢‘！谁又不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呢？落魄的徐德言，已经沦为侍妾的乐昌公主，如果不是杨素慷慨玉成，单凭一块破镜，一段痴情，怎么敌得过世事沧桑，陵谷变迁！隋炀帝就更不用说了，那样的美男子，那样的大诗人。“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慷慨质朴，直逼魏武帝曹操。难怪他会自负地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这样的霸气，这样的才情，再配上东狩西巡、依红偎翠的事迹，谁能否认他的魅力呢？ 可是，就是这样两位潇洒倜傥的美男子，就是这些熠熠生辉的风流佳话，却也拖着那么浓厚的阴影！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杨素的慈悲时，会不会想起他的敢死队中，那些只许进不许退的普通战士？或者，当我们陶醉于隋炀帝的风采时，会不会想起在他改天换地的急政之下，那些扔下锄头，离开家乡，开河筑堤，转死沟壑的平凡农夫呢？慷慨悲歌的英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很难发出声音的愚夫愚妇吧，但是，一旦他们发出声音，那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呐喊了。 这呐喊声最后消失在唐朝，消失在唐朝初年的仁政里。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唐承隋制。唐朝保留了隋朝所有的好制度，只是增加了一条“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深刻认识而已。常常听人议论唐朝的豪迈气象，但是，我倒觉得，隋朝是刚，唐朝是柔；隋朝是骨，唐朝是肉。刚柔并济、骨肉相连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段——隋唐盛世才真正诞生。千载之后的我们，面对这段历史，除了惊叹与艳羡之外，是否还可以有更深的思考呢？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深感幸福，探索历史的幸福。历史总让人升腾起理想，又让人产生回到现实的力量。就是这深邃而厚重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不管理想有多高远，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都得一步步走过，不能跑，更不能飞；也是同样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我们甚至连下一步都无从落脚，而只能在歧路徘徊。 蒙曼 2011年6月于京西寓所

对于隋炀帝的重新认识，来源于蒙曼老师的《大隋风云下-隋炀帝》。我惊奇的发现，这位为世人唾骂的著名暴君并非如我之前认为的那样，是为了一己的奢华享受，才大施暴政的。原来他和秦皇汉武甚至后来的唐太宗一样，是位有雄图大略，文治武功的有为皇帝。他修运河，复长城，建东都，修治道，立科举，服突厥，开发西域，建立东亚新次序。可是为什么隋炀帝辛劳一生，功勋卓著，最后却落得独夫民贼的下场？简单说来，他的功业富国强国，却让百姓家破人亡，一贫如洗；他的工程利在千秋，却让当代人民活不下去。他把帝王的成功定义为，做大事，做很多大事，却忽略人，忽略人性的关怀。隋炀帝就这样，把他心中的大业定为标杆，眼睛紧紧盯着，跑步向前，却看不到也不想看他周围的大臣也不想看天下百姓。如果有人阻挡了他向着标杆的脚步，无论是来自于统治集团内部，还是来自于被统治百姓，他只有一个处理方式，就是简单粗暴的打杀和镇压。对人的轻视和冷漠，终究让他身死国亡；而他的功业，也终究没能遮盖他的过失。作为帝王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凡人呢？想要在这世间安身立命，有所成就，岂能只关注事情的成就，而不关注人心人性呢？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充分利用时间，多干实事，多出成绩，就能做个好员工，好儿女，好妻子。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世人对我的评价不仅在于做了什么，还在于怎么做；不仅在于做事，更在于做人。以史为鉴，不能再像炀帝一般做个吃力不讨好的人了。

以下是我看百家讲坛后写下的心得，记录在此。之所以第一讲称“流星王朝”，是其统治时间极短，仅38年。隋朝末年，烽烟四起，最终葬送了这个“流星王朝”。蒙曼说，李世民看着隋朝的粮库，曾经感慨：隋朝的粮食可以供天下人不干活吃五六十年。这里却是说隋朝的强盛。这么看来，隋朝真的是个很特别的王朝，甚至可以说是奇怪。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杨广连续征战高句丽，终导致国家疲敝衰弱，各地流寇四起，境外其他民族入侵。这里要问为何各地流寇会四起？当然有野心家在中领导，加上自家的亲兵。但是真正的力量却要属各地的百姓流民了。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隋朝的没落关键还是失去了民心。为何会隋朝失去了民心呢？连年征战和浩大的工程征用了大量人力，没人种地了，百姓最后就要饿肚子，中国百姓有个特点，只要能有一口气活，对不会反抗。由此观之，百姓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那有那么多粮食为何不去发放呢。此处历史我也无法详查，但是这种隋炀帝做法无异于家财万贯却带进了坟墓。年年只要上交一点保护费就能保家平安，突然不交了，被抄了家底，剩下的钱都进了别家口袋。一般王朝的衰败都是国家确实疲敝，无钱无粮了，像隋朝有这么多粮食剩下的应该也极少了吧。蒙曼说，隋炀帝是个勤政的皇帝，她也仅举一列。隋炀帝加强对西部的控制，要经过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极为难走，隋炀帝不得不徒步行走，最远到了玉门关。这个例子我个人觉得不能表现其勤政，相反更像一种好大喜功。之所以隋炀帝要走这么远，也是想开疆破土。就中国皇帝而言，是不能轻易走出皇宫的，就算出巡也不能去如此遥远偏僻的地方。这其中有很多政治因素，安全因素。我想当时也一定有大臣反对，也许最后隋炀帝没听吧。如果某个叛逆者在途中偷袭，凭借当地的险峻攻击隋炀帝的仪仗，说不定历史真要更改了。从隋炀帝一辈子的作为上看，他征战高句丽不能不说是一种好大喜功的行为，尤其在国家疲敝时却一意孤行，当然不能不说当时权臣的蒙蔽，但是自古饱读圣贤书和历史书的皇帝都应该知道兴兵作战是劳民伤财的。蒙曼说：“隋炀帝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么大的事，这也可以叫勤政了。”也许历史上还有其他证据证明他的勤政，但仅从这个例证不能说明其勤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