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

内容简介：

罗姆巴赫的思想继承了欧洲神秘主义哲学中对于存在和原初性的探求，同时又与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哲学）有着高度的契合；在现象学史上，他试图批判和超越海德格尔哲学基于人的存在之上的固定，将眼光扩展到自然和世界的整体存在。《世界作为活的结构：结构存在论的问题和解答》这本论文集，最初是海因里希-罗姆巴赫教授1996年访问韩国期间亲自构想和编定的。2003年德文本出版，这也是罗姆巴赫教授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实体-体系-结构

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

意义

今日现象学

现象学之道

“我”

从一到非它的六个步骤

今日哲学的时代批判

科学以及人的历史性自我规定

人类交流的基本结构

关于教育事件的哲学思考

哲学符号中的民族间相遇

石头的世界

一切从何而来

文献提示

本书文献来源

译后记

导言二［德］乔治•斯汀格

哲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 1923—2004）代表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为了西方和欧洲的哲学、也是为了亚洲的哲学才出现于世。一方面，他的名字已蜚声国外，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至今相对说来还甚少被接受。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罗姆巴赫生前越来越置身于通常的哲学讨论之外，因为他自信为哲学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更加深刻和广阔的领域，而他本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册文集一方面展示了罗姆巴赫哲学中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则提供了观察他思想方法和系统之基础的一个窗口。

1 形成过程和思想特征

海因里希•罗姆巴赫出生于布莱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他在弗莱堡大学学习了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还学习过历史和艺术史，最终是以受马丁•海德格尔启发而构思的博士论文《关于发问的起源和本质》，于1949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的教学助手，通过穆勒，罗姆巴赫主要学到了中世纪思想。1955年他以一部关于笛卡尔和帕斯卡的著作完成了教职论文，由它而产生了一部致力于讨论近现代世界的哲学和存在论基础的两卷本著作――《实体，体系，结构：功能主义的存在论和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1964/65）。罗姆巴赫出身于现象学的“弗莱堡学派”，并跟随海德格尔、奥根•芬克<Eugen Fink>和魏尔海姆•斯基拉斯<Wilhelm Szilasi>学习过。他通过广泛的研究，将哲学史的基础置于一个新的、迄今为止尚未被认识到的联系之中，由此产生出了奠基性的系统著作《结构存在论》（1971）。

度过弗莱堡的讲师生涯之后，1964年罗姆巴赫被授予并接受了维尔茨堡<Wuerzburg>大学的首席哲学教席，1972年在拒绝了来自慕尼黑大学的教席邀请之后，他就一直待在维尔茨堡直至1990年退休。之后他仍然有教学安排，一直陪伴着他的学生，直至最后他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不得不逐渐退出学术活动。在他“活跃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各类学术组织的活动，比如做《哲学年鉴》的共同编者，以及“德国现象学研究协会”的共同发起人——他作为第一任主席领导了这个协会。

罗姆巴赫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上冲突的倾向和构造，而他却想将这二者拢到一起：一个是对于技术过程、逻辑、发明创造和革新的根本兴趣，与此相对的是一种朝向艺术的自发趋向，它在雕刻和绘画的尝试中表达自己。这种紧张的关系也贯通到他的全部著作之中，人们会这样描述这种情形：在技术方面它表现为对简洁、精确和分析型的区分力的关注，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设想的热情、自由创作和对哲学思想过程的创新性领会。这个由海德格尔发起的思想上的争论以及由此获得的对于哲思化<Philosophieren>的洞见，还是没有使罗姆巴赫成为海德格尔的“门徒”，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接受海德格尔思想、但同时也是对它的舍弃和批判性的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种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这样罗姆巴赫也看到了一个必然的递进过程，它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再发展到罗姆巴赫的“结构现象学”。如果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个结论——罗姆巴赫在《当代意识的现象学》（1980）以及在本文集中关于现象学的文章中特别表达了这个结论，面对这种对现象学的深入的继续发展和加深，那种抱残守缺的观念会震惊不已。

罗姆巴赫作为哲学家的工作和自视远远地超越了高校政治的和内部的事务。可以肯定，他一方面是“教师”和哲学专业的教授者，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是投身到哲思本身的工作和过程中的“大师”。就像他的老师马克斯•穆勒有一次所说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对于这种真正的哲学家，那种大多数情形下被理解成“哲学教师”的哲学教授范畴下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此，罗姆巴赫那种有时以完全绝然的口吻出现的语言方式，也要首先归因于他哲学上的、以那种基本前提和深层结构为目标的展开，尽管在有些方面对同时代的理论进行构思时，恰好是在勾勒自身思想轮廓的意义上，一个更为开放的对话态度可能也非常值得期待。

2 三个构想

罗姆巴赫的三个构想，在他自己看来是完全独立的并且不能相互推论；这三个构想，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拥有它的来源、它的思想传统和提倡者。它们引出了最基础的思想和发展的路线，因此对话的双方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历史上的思想伟人。就现实的哲学讨论而言，罗姆巴赫反而所得较少，那些东西相比于其它哲学上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该受藐视，但最终会因为直接关联到多种多样的现实题材而阻碍他的思想中有所助益和富有成果的东西通向更广阔的开放空间。

结构思想

那种“结构思想”牢不可破地与罗姆巴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具有一个漫长的起源历史，并且在“实体”、“体系”和“结构”的哲学思想阶段和基本概念中被确立下来。如果以“实体存在论”来称呼古希腊和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经历，那么“体系存在论”就会表现为是那种从近代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且时至今日还一直产生影响的思想形式。但是，将那个隐藏在体系思想中的“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原本要寻找的“存在论”揭示出来，这才是主要被关切的事情，这一点要到19世纪后半期，但更主要是在20世纪才变得日益清晰。那种主要是对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笛卡儿、斯宾诺莎、帕斯卡、莱布尼茨和康德的深入浅出的诠释会一如既往地表现得极具现实意义，如果单个科学以及哲学传统流派的不同的分枝和发展能被这种诠释带入崭新的和富有成果的光辉之中的话。而为了如此去阐述，那种已经被贯彻的体系思想一方面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却同时致力于一种宏大的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令那种自由和尊严停滞失败。就像人们对这两个转向所称呼的那样，这种“体系的”和“本我论的”理性概念的后果时至今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还有留存。罗姆巴赫的“结构思想”清晰地显露出与所谓的“结构主义”还有“后结构主义”的不同——这两种思想同样都还带有很多体系的内涵，而“结构思想”与此相反地表达了一种尝试，即将那种“实体”和“体系”共同引导到一个新的层次上。《结构存在论》一书的副标题是“一门自由的现象学”，这是这种思想“系统的”和“方法上的”奠基性著作。《起源：人与自然的共创性哲学》（1994）一书体现了结构现象学的内涵，并且澄清了位于其中的所有事件的创造性基本质性。“结构状况”并不只是在它的“推动力”中被表明——“体系”也可以这样，而是首先在它的“生成”（Genese）之中，这种生成不仅将人之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将所有生活结构（aller lebendigen Strukturen）、也就是一般生活的基本形式表述为“生成的轨迹”。在“结构生成的”思想中，“形成”和“产生过程”取得了基础的地位，而在这之前，如果只谈论最重要的思想传统，那么这种地位是由“存在”、“主体”和“体系”所拥有的。“共创性”<Konkreativität>一跃而成关键概念，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说明，从一个共同的事件中某物是如何一个出自另一个地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其中它最先成为人们在实体化形式中所认识者，以及人们习惯性地由它出发的东西。在这里，艺术事件的现象获得了哲学的和存在论上的尊崇地位，如果艺术品和艺术家二者相互关联<aneinander>且相互出发<auseinander>地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它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自我理解的话。人不再被看作对立于这个世界，而是在人和世界的产生过程中［与世界一起］共同创造着。这种“人的特殊地位”不再被表现为可把持的形而上学内容，因为自然也已经作为一个自我生发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从自身中产生出来。

因此，情况绝非像各方所批评指责的那样，即罗姆巴赫的目标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情况正好相反。他的“结构思想”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有穷性学说”，他的分析总是从某个确定的现象出发，以便然后追寻此现象本身的道路和过程，一直深入它的深层结构和高层结构之中。这种现象会成为“基本现象”，这种基本现象自身又显示成为某个哲学理论的基础。在这些方面，他对“感知”（《当代意识的现象学》），对“情势”<Situation>以及相关的对“行为”（《结构人类学》，1987，1993第二版），还有对“社会秩序”（《社会生活的现象学》，1994），都做了全面且开启式的现象学分析。

如果说《实体 体系 结构》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还致力于对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诠释，那么相比较之下那个薄薄的小册子《哲学的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当代状况》（1962，1988第二版）则进行了以下尝试：即不仅将文本自身放回到它们的历史背景中，而且在此之前预先说明了一个理解的范围，这个范围自身才预备和开启了认识和行为的可能性。哲学并非仅仅以认知的形式面对现实，它本身就已经是“行动的哲学”，人与现实性的事件就是被这种“行动哲学”推动着的。如罗姆巴赫所言，这种“基本哲学”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因此它也就不会出现成为思考的对象。“它是所有文本的基础，但是自身不是一个文本。它是意识的前提，但是自身未被意识到。它被作为先于一切被开启之物的开启者，但是在它的时代它自身从来不是被开启之物。”（同上，第7页）。在这里，罗姆巴赫是在西方的关联语境中阐释这种“基本哲学”，而这基本哲学显示出一个自身内在的重大后果——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着和回应着这个后果。在任何小家子气的哲学概念看来，这一点很难理解，但这只是因为这种概念预设了诸如“主体”或者“客体”之类的基本概念，而从基本哲学出发，这些预设首先就要受到质疑。

哲学密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tik>

尽管人们可以把罗姆巴赫的“结构的”思想开端称为是“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系谱学的”思想，但罗姆巴赫还发展出另外两个构想，这两个构想虽然也拥有它们的哲学传统，但是看上去却是与一般的和惯常的哲学形象相对立地发展着的。事实上，不仅是“哲学密释学”的想法，还有那种“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的想法都可以被“解读”成基础的哲学批判，只要“这种哲学”在那里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专业特殊性上都被超越了。换句话说：那种所谓的哲学，经历了一种整体上的变迁。

“哲学的密释学”严肃地处理了以下的基本经验，即要避开一切看上去终极有效的可认识性和可理解性经验，但是这种避开在这里变成肯定意义上的了，指向一种隐藏在所有一切之中的普全性和世界性，这种性质仍然可以被找到并且被释放。从密释学角度看来，存在着一种世界的多元性，这触及到了哲学关怀的最内在的范畴核心，因为在这里那种古典的统一和多元的原理在其各种各样的游戏</运作>变体中遇到了它们的界限。这“在理论上”就是说：先于“认识”和“理解”的诸层次——这种认识指向“事实关联”、而理解则朝向“意义关联”，存在着那种“看”的层次，这种“看”使一个关涉到其总体结构和基本结构的“世界”逐渐显现并且进入到经验之中。不过，并且这也是关键性的：这个世界经验只对那种人，即某个“世界”也为之展开的人才显露。谁想对此有所怨言，世界就会避开他，他只能从一个对他自己而言处于隐藏和埋没状态中的自身世界中得出那种模棱两可性和相似性。因此，那个迄今为止被否定地占据的“密释学状态”的概念就触动了以下情形：人们“从外部”面对了某物，但事实上人们却并不理睬有关它的一切。这个密释学的“世界”抗拒着低估和平均化，它表明：一个世界必然出现，它才将会被作为世界来理解。在这个肯定性的标志之下，人们长久以来只晓得去尊重“我的世界”。但重要的倒应该是，也要通过它学会认识和尊重其它的世界，比如文化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等等。不仅仅哲学上的、而且还有精神政治上的密释学的重要性都抓住了这一点，而密释学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基本原理却会尝试着对那些紧迫的问题给出答案，比如像种族、民族和文化不再以一种相互排斥和战争的方式来相互遭遇，而是能够在和平的并且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彼此共同存在，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这样做时，它们不必放弃自家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密释学一方面表明，世界之间既不是可比较的，也不会落入一个普遍的相对主义状态，因为根本不存在超越那种世界间差异的裁判机构；另一方面它则展示出，这些世界彼此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在其中它们通过成就各自的独立性和自身性而塑造出一种和平的共同存在。密释学使那些以前只会在敌视中出现的对立之物，以某种方式变得富于积极成果了，它们现在在彼此相互接受、相互尊重之中相遇。密释学在跨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非常明显，它能够挣脱那种捆得过紧的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这种束缚的轨道无外乎理性的统一性原理。密释学宣扬了世界的多元性，这同时也是“理性”的多元性，它超越了诸如“现代对后现代”、“形而上学对后形而上学”之类的游戏范围。

如果罗姆巴赫是通过与那种思想上的“阿波罗学”</光明化Apollinik>的争论才引出关于他的密释学的最初想法（《世界与反世界：哲学密释学》，1983），那么在一个再度开始的过程中（《正在来临的上帝：密释学，一种新的世界观》，1991），他更尖锐地针对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影响下的解释学，勾勒出了密释学的特征。相对于那种“解释学经验的原理”，在这里一种“密释学经验的现象学”被针锋相对地设立。在这里，如果只从解释学的论证方面看，就必然会导致误解，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是它们更多地指向以下情形，即密释学和解释学之间的哲学对话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两者在对荷尔德林诠释中的维度上的差异，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对于双方各自通过“对话”而领会到的内容的分析，在此都可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

“哲学”不再单单只能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了。罗姆巴赫曾前往亚洲和非洲做过多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旅行。我们可以说，他在那里通过探索得到了关于“境象哲学”的又一个或第三个思想开端。由于“境象”<Bild>拥有一种自身的维度和“语言”，它们并不能通过那种被叙述的语言和书写被获得——哪怕或正是因为这二者尝试着使境象变得更加持久。在“境象”之下罗姆巴赫理解了所有的那些构形<Gestaltung>，比如将它们理解成使用和祭拜的对象，理解成美术品和建筑物，理解成日常事件，比如礼俗以及很多其它常见的东西。但是在此之下也有“基本境象”被理解，每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在自身中承担了这种基本境象，并且面对这些基本境象他尝试着给出的答案都非常糟糕而不是正确的。因此，“深度”可以像“孩子”那样成为一幅“境象”，“击鼓”也可以是像“论证”那样的境象。

如果人们曾经见过，就像非洲的例子那样，击鼓不简单地只是对交流的一个隐喻，而是其自身也具有一种普全的实在性含义，所以由此出发，语言就像舞蹈一样、社会结构与日常的生活维持一样、女祖先就像宇宙一样被理解，这之后人们就对“境象”之下所意谓的内容有了一个了解。“境象哲学”开创了一种境象思维（Bilddenken），它也允许论证的逻辑学从基本境象的角度来接近它，有点像它在“物”之中或者还在“视域结构”中被奠基的那样。它并没有取代“论证”，但是它可以向论证展示其“基本境象”，即论证自身具有的一个不同的且更加深远的维度。《灵之生活：一本关于人类基础历史之境象的书》（1977）是将“关于境象的境象”带到我们面前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一次冒险，通过它，伴随着“基础历史”，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维度一同呈现了出来。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基本哲学”的构想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借用了“境象哲学”，它们的“境象”意义，尽管能变得很清楚，却不可以与常见的“境象”概念相混淆。在《龙斗：流血内战的哲学背景》（1996）这本书中以及其它地方，罗姆巴赫进行了一次“关于日本文化的尝试”，那种“境象哲学的”以及“基本哲学的”思想再一次被示范性地引导到一起。

3 前景

尽管所有的这三个构想还刚刚开始被人们合适地加以接受，但它们还是指示出了这些思想的未来前景。 通过这本文集的翻译，罗姆巴赫的思想也将进入到中国的哲学之中，这是张祥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的巨大贡献。这本文集中文章的选择 出自多重角度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要对结构思想、即上述事关全局的三个构想提供最根本的和基础性的阐述，另一方面则考虑到要表现出它们跨学科的应用领域，由此能穿越各种科学文化间的界限，并且将之引入一个富有成果的相互对话之中。由此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罗姆巴赫的这些哲学构想远远地超越了西方的思想视域，因此它们在方法上就已经为一种“文化间的思想” <interkulturellen Denken>预先做了系统性的准备，这种文化间的思想目前正逢其时。 在这里，这种欧洲和东方（东亚）之间的紧张场景拥有示范性的功能，一种未来的文化间的思想将会接受所有的文化世界和哲学，并且一定要将它们都带进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之中。

2007年5月 维尔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