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的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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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談佛洛伊德作為一個科學家的自我定位。佛洛伊德儘管是十九世紀歐洲科學文化的產物，但在他的成長期的年代德國浪漫主義仍饒有生命力；他雖活到二十世紀卻始終是處身在十九世紀的世界中。他自己承認：他是在閱讀了歌德（Goethe）有關自然的啟發性文章後才決定習醫的；也是透過友人Wilhelm Fliess而涉入浪漫主義醫學的──那其中的許多假設都來自於謝林（Schelling）的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他這個涉入之深，致使Robert Holt將佛洛伊德著作中的一整個書寫體例（genre）溯源到它上面。Holt稱這體例為「種系發生理論」（phylogenetic theory），其中包括的著作有：Totem and Taboo（圖騰與禁忌）、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超越快樂原則）、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幻想之未來）、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文明及其不滿）和Moses and Monotheism（摩西與一神教）。 Holt的文章在1963年出刊；作者本身有如佛洛伊德，對這一類的臆測玩意兒是有矛盾心理的。但不到十年，Iago Gladston就已經不再那麼為佛洛伊德強作解人了。他認為浪漫主義傳統在佛洛伊德的思想裡的中心地位足以將他稱為「一個民族學者、生態學者和整體論的科學家」了。 然而，支撐佛洛伊德作為一個整體論科學家的科學文化在當時也開始受到實驗方法和實證主義語辭沉重的入侵。George Rosen簡賅地點到了當佛氏還是學生及青年研究者的年代裡，科學文化方面的改變──特別提到是Ernst Brucke、Emil du Bois-Reymond、Hermann H... (查看原文)

  白布写完文了吗 3赞 2024-03-22 23:40:43

• 印度不是非西方，它是印度。它是立身在小部分曾經暴露在殖民主義的全盤攻勢下，卻迄今猶處身在殖民記憶的傳人之外的。一般印度人他們沒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西方人的對手或其反命題。要他們全然地非西方，這個強加的負荷只能限制了他──每日生活中的印度人──的文化自身。同樣的，要他們成為絕對地西方之陳舊擔負──曾經一度也迄今尚然地──則局限了他及他社會對將來進行選擇的各種可能性。這種新的負擔迫使他只能強調自己文化中那些在西方世界裡已經限縮了的部分；它也淡化了那些他文化中與西方共有的部分，或者西方始終無法加以定義的部分。要將印度當作西方之對應品這個壓力，扭曲了印度對人和世界的整體觀中的傳統優先順序，也摧毀了他文化中獨有的完形（gestalt）。它，事實上使得這個人更無轉圜餘地的和西方纏在了一塊兒。 在這個側面上，印度國族主義的許多版本和吉卜齡的世界觀可說是若合符節的。它們兩方面共有了Mādhyamikā所指認的那種把不同文化間相對差異絕對化的傾向。雙方都試圖豎立大寫的東方和大寫的西方，並將他們作為兩個既自然又永恆的對極地標。二者同樣地溯其根源於──不但設法去定義「真正的」西方，也界定「真正的」東方的──後啟蒙歐洲的文化性傲慢當中。 (查看原文)

  白布写完文了吗 3赞 2024-03-23 00: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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