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工业无产阶级不仅在1980年代抵抗新自由主义时失败，而且随着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作为社会变革主体，工业无产阶级将会被更加无定形的群体所取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等社会学家为这一群体贴上“网络化个体”（networked individual）的标签。这些“网络化个体”不仅包括职员和学生的下层，而且包括大部分普通劳动人口，如护士、咖啡师、软件极客等。甚至剩余的安全雇佣的工业劳动力，也由于高科技制造业工作场所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这种全球主义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化个体是“被扬弃了的（sublated）工人阶级”，如果存在一个历史的集体主体能够推动向超资本主义的过渡，那么这个主体就是年轻的、网络化的、相对自由的人类。他们不是一个阶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因新自由主义的崩溃而被驱逐出了经济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对比放在1930年代的情景中，那么得出积极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清晰起来。 (查看原文)

  巴斯光年 2赞 2020-02-18 10:46:52

• 怨憎心理的增长也与商业、民主社会理想的传播密不可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怨憎心理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固有的典型的现代现象，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权力、教育、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并存。这些不一致，伴随着关于个体愿望和平等的不断扩张的理念，一起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渴望，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滋长繁荣；1989年冷战结束后，平等的条件，也就是天赋、教育和努力工作带给个人以社会流动性，这不再是美国专属的幻想。关于平等的幻想在结构性不平等扩张之际依然不断扩散。因此，怨憎心理从一个欧洲或美洲的弊病逐渐转移为全球性的瘟疫。 民主中的平等主义理想与私人财富创造的新自由主义理想碰撞，跨国公司和个人从单一民族国家脱离，都使怨憎心理加速增长。现在有不少理性规划都旨在创造更多财富，通过城市之间的联结或者通过“共享经济”达致更公平的社会；但这些规划都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大多数的个人要么是生活在主权不断弱化的政体中，要么是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缺乏想象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他们所要承受的不只是这样的事实（如托克维尔在另一处写道的）：他们关于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有信条，连同他们与传统社群及其支持体系的联结一起消失了。而且，随着社会民主的衰退和后殖民主义的国族建设，在很多国家，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在不断增强。 (查看原文)

  巴斯光年 2赞 2020-02-18 10:46:52

> 全部原文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