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觀漢記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