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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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专业教育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思想狭隘。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的”教育是补救方法；因为它也能创造特殊种类的思想狭隘和势利小人。今天，如果有谁不对科学感兴趣，那么他就不会被认作受过教育的人。通常的辩解是，与对人类事物的兴趣相比，人们对电学或地质学的兴趣并不需要更多的启发，这一辩解正好暴露了对人类事物完全缺乏了解。因为科学不仅是收集有关电学等方面的事实；它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精神运动之一。任何不试图对这一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将自身与人类事物历史中这种最非凡的发展隔绝开来。我们所谓的文学院，由于是建立在借助文学和历史的教育就能将学生引导到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之上，因而在其现有形式中已经变得陈旧。不可能存在排除人的理智斗争和成就之历史的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存在排除科学观念之历史的观念史。然而，文学的教育有着更为严重的方面，它不仅不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通常也成为老师）了解他自身时代最伟大的精神运动，而且也不能教育学生在理智上的诚实。只是当学生体验到犯错误是多么容易，以及在知识领域中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是多么困难时，只有那时他才会对理智诚实的标准、尊重真理以及抛弃权威与自大有所感受。然而今天没有什么比这些谦逊的理智德行的传播更必要的了。赫胥黎在《自由的教育》中写道：“正如人们不顾及权威一样，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性的精神力量……是认识事物的力量……然而，在学校和学院中，你并不了解真理的源泉，而只知道权威。”我承认，不幸得很，在科学的许多课程中情况也是如此。就像古代词语所说的那样，一些教师仍然将学科课程当作好比是“知识的躯体”来对待。不过我希望这种观念总有一天会消失；因为科学可以当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来讲授。通过这样讲授，作为“自然哲学”史和问题与观念史的一部分，科学就可以成为新的自由的大学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的目的，即使不能产生专家，至少可以产生能够分辨专家与江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科学、科学史与自由教育 -
个人主义是古老的关于正义直觉理念的一部分。正义并不是国家的健全与和谐，而是一种对待个体的方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1页 -
伯利克里：“我们觉得不应该对我们的邻居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说三道四。” 柏拉图：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1页 -
《圣经》：爱你的邻居，而不是爱你的部落； 康德：要时刻认识到人类个体是目的，而不要把他们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柏拉图：“我立法时以什么对整个国家最为有利为依据……因为我公正地把个人利益置于稍次的价值水平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1页 -
如果我们区分开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虚假的伪理性注意，我们如何使用“理性主义”这个词就会更加明确了。我所说的“真正理性主义”是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它明白一个人的种种局限，它是那些知道自己常犯错误，甚至要依赖他人获取知识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智的谦虚。它还是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必对理性期望过高。虽然争论是学习的唯一方式，但它几乎不能解决问题——不是看得一清二楚，而是比以前看得更加清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45页 -
我们看到，只要自由不受限制，它就会击溃自身。不受限制的自由意味着，一位强者可以自由地威胁一位弱者，并剥夺他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国家对自由作一定程度的限制，以便每个人的自由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谁会听凭别人的摆布，但是大家都有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 现在我相信，这些当初意味着应用于野蛮的势力领域的关于物质威胁的思考，如今也必须被应用于经济领域。即使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经济力量的误用而击溃我们的目标，在这样的国家，经济上的强者仍然有威胁经济上的弱者的自由，并剥夺弱者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无约束的经济自由可能正好像不受限制的物质自由一样自我击溃，经济力量可能近乎和物质暴力一样危险；因为那些拥有剩余食品的人无需使用暴力，就可以驱使那些因饥饿而被迫‘迫由”接受奴役的人。假定国家将其活动限制为暴力镇压（和保护财产），一小部分经济上强大的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剥削那些大部分经济上薄弱的人。 如果这一分析是对的，那么，补救的性质就清楚了。它必须是一种政治的补救——一种与我们用来反对物质暴力的补救相似的补救。为了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免受经济上的强者的剥削，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受国家的权力强制的制度。国家应该看到，对它而言，没有谁出于惧怕饥饿或经济毁灭，需要接受一种不公正的安排。 当然，这意味着，必须放弃不干预、无约束的经济体系的原则。如果我们想让自由变得安全可靠，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的政策应该被有计划的国家的经济干预所取代。我们应该要求，无约束的资本主义让位给一种经济干预主义。这恰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马克思所描述和批判的经济体系，已经在一切地方终止存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法律和社会体系 -
当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时，并没有必要加入有关决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争论。因为不论这些形而上学争论的结果如何，例如，量子理论关于“自由意志”方面，我想要说的是，事情早就解决了。没有哪种决定论，不论它被表述为自然界的齐一性原理，还是被表述为普遍的因果规律，能够再被作为科学方法的必要假定来考虑。因为物理学一一切学科中最先进的科学一一不仅表明，没有这种假定，它照样能够从事研究，而且还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同这些前提有矛盾。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豆瓣扫描果然挺好用的） 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严肃认真地把量子理论作为分析哲学问题的一个前提，尽管没有展开论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 -
在追溯历史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我们精神领袖中间，如此普遍的历史预言这个危险的习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它总是属于秘传者的内部圈子，并具有普遍的预言历史进程的能力，以此取悦于人。此外，还存在精神领袖被赋予这类能力、不具备它们也许会导致社会地位丧失的这一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被揭去骗子假面具的危险非常之小，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指出做些不太总括性的预测当然是可以的，况且这些预测和占卜术之间的界限是变化不定的。 但坚持历史主义信念有时有进一步或许更深刻的动机。预言千禧年来临的预言家也许表达了一种不满感觉；他们的梦想确实给予某些离开它们便很难有所作为的人以希望和鼓舞。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影响容易阻止我们面对每天的种种社会生活任务。而且宣告滑入极权主义（或者也可能是管理主义）之类的某些事件注定会发生的那些次要预言家，无论是否出于他们的愿望，都会在促成这些事件发生上起到作用。他们有关民主不会永久持续的妄说和人类理性不会永久持续的断言，同样是千真万确的，却同样都不太关乎宏旨，因为只有民主提供了一种使非暴力改革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理性在政治事务中的运用也是如此。可是，他们的妄说容易使同极权主义战斗的那些人消沉低落；其动机在于支持对文明的背叛。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倾向于将人们从过重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似乎就能找到更进一步的动机。 如果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注定会发生的话，那你就会自愿地放弃同他们的战斗。尤其特别是，你会不再努力控制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是社会祸端的那些事情，诸如战争，或者说一个相对较小但很重要的事情，如官僚的暴虐。我不想说历史主义必定总会导致这类事情。有些历史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把人们从他们过重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有些社会哲学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主义，但却宣扬理性 在社会生活中无能为力，并通过这种反理性主义宣传这种态度：“要么追随领袖、伟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页 -
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如叔本华对德国唯心时代的描述）和“不负责任的时代”（如K·海顿对近代极权主义的刻画）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 如果你想让年轻人的才智变得迟钝，并使他们的头脑变得不适于任何思想，那你最好就是让他们去读黑格尔。因为那些彼此抵消和相互矛盾的词句的怪异堆积，驱使心灵徒劳地折磨自身，试图思考什么与它们相聚联系的东西，甚至最后因精疲力竭而崩溃。因此，任何思考就这样完全被摧毁了，年轻人最终把空洞的、肤浅的冗词认作真实的思想。一个担心其防卫能力会因为自己的计划而变得过于理智的卫道士，可以通过无知地提议阅读黑格尔来防止这种不幸。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
自然是由事实和规律性构成的，而且就其本身来说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是我们不顾我们是这个世界之一部分的事实吧，把我们的标准强加于自然，并通过这种方式把道德引入了自然世界。我们是自然的产物，但自然既创造出了我们，同时又赋予我们以改造世界的力量、预见和规划未来的力量，以及做出我们在道德上为之负有责任的广泛而影响深远的决定的力量。而责任、决定，恰恰是和我们一道才进入了自然的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5页 -
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这种区别远远超过单纯的字面上的差异。实际上，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种改善人类命运遭际的明智的方法与另一种方法之间的区别，后者假如真的加以尝试，会很容易地导致不可容忍地加剧人类苦难。其区别在于，前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加以运用，而后者的主张会容易成为持续的拖延行动的手段，把行动拖延到以后各种条件更为有利的时候。其区别还在于，前者是迄今为止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们将看到，包括苏俄在内）惟一真正取得成功的改善事物状况的方法；而后者，无论在哪里，只要加以采用，就会导致采用暴力而不是采用理性，如果不是导致放弃这个方法本身，至少也得导致放弃原来的蓝图。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00页 -
对变化，特别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强调，不仅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历史主义者普遍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14页 -
（社会密谋理论）主张，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在于这一种人或集团，他们对这些现象的发生感兴趣（有时是一种首先必须揭示的隐秘的利益），并计划和密谋要促成它。 当然，这种对社会科学的目的的看法，源自一种错误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战争、失业、贫困、匮乏等人们照例不喜欢的事件——是一些有权的个人或集团直接设计的结果...... 我意思并不是，密谋从未发生过。相反，它们都是典型的社会现象。例如，每当人们相信密谋理论能够夺权时，它就变得重要...... 密谋发生了，就应该获得认可。然而，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虽然密谋在发生，但它不能证明，密谋理论就是那些最终成功的几乎不可能的理论。密谋者很少能够实现自己的密谋。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成就与渴望有如此大差别？因为无论有没有密谋，这是社会生活中常有的情形...... ......因此，社会密谋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等于宣布，一切结果，甚至那些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任何人所预期的结果，都是那些对它感兴趣者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结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1页 -
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 在我看来，把我们所有的政治努力都寄托在我们将成功地得到优秀的甚至是有能力的统治者这一微弱的希望之上是荒唐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
290 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到底是怎样一座关于人类渺小的丰碑！它跟苏格拉底的相互比较与人道形成了多大的反差！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オ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力图教导我们，最为要紧的是我们都是脆弱渺小的人类，从（苏格拉底）讽喻、理性、真实的世界到柏拉图因其具有魔幻般的权力而使他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尽管还没有高到无需运用谎言或者无视每个巫师的卑鄙交易一他们兜售咒符，兜售生育的咒符，以换取凌驾于同行之上的权力的地步）的哲人王国，这是何等的退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
“妥协”是一个难听的词，但对我们来说，学会适当地使用它是十分重要的。各种制度必然是同各种境遇状况、各种利益等等达成妥协的结果，尽管作为人，我们必须抵制这种影响。（P295）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①。它也许在过去或在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 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唯美主义、完善主义、乌托邦主义 -
我倾向于认为统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领导的原则 -
下午2：30适合。所以，无怪乎我们看到，把有机体学说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的种种做法，多半都是为了回到部落社会所作的伪装宣传罢了。 开放社会由于丧失了有机体的性质，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变成我称之为“抽象社会”的那种样子。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作为一个具体的或实在的人的集团或这些实在的集团系统的性质。这种很少被人理解的情况会被夸大解释。我们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实际上从不直接接触一一那里的一切事情都是各个孤独的个人，通过打字的信件或电报互通消息，出门都坐封闭的汽车（人工授精甚至会出现没有个人因素的生殖）。这种虚构的社会可以称之为“完全抽象的或非个人化的社会”。有趣的是，我们的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与这种完全抽象的社会颇为相似。 虽然我们并不经常在封闭的汽车上独自驱车（只是沿路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但其结果与此差不多一 我们同街上的行人通常没有建立任何个人关系。同样，加入工会不过是持有会员证和向一个不认识的秘书交纳会费而已。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有许多人都没有或极少有亲密的个人接触，他们生活在默默无闻和孤独的状态之中，因而是在不愉快之中。因为社会已变得抽象，而人的生物性质却没有多大改变，人有社会需要，但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这些需要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当然，我们的描述即使采取这种形式也是极其夸大的。完全抽象的甚或以抽象为主的社会是永远不会或不可能存在的，就像完全理性的甚或以理性为主的社会永远不会或不可能存在的一样。人们仍然形成各种实在的集团和进入各种实在的社会接触，并力图尽可能满足他们在情欲上的社会需要。然而，现代开放社会中大多数的社会集团（有些幸运的家庭集团除外）都是不好的替代者，因为它们对共同生活并无帮助。全书还剩：11小时7分 39%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作者: [英] 卡尔·波普尔
isbn: 7500425147
页数: 385；431
定价: 52.00元
装帧: 精装
出版年: 1999-8
原作名: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书名: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二卷）
译者: 陆衡 等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