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王到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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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国式的天下观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5世纪，倭国在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凭借军事实力，几度掌控了外交主导权。正如前述所言，每当新罗、百济在军事上身陷困境之时，他们便会把人质送往倭国，以获取倭国在军事上的援助。倭王权也常常通过新罗、百济送来的人质，干预他国的王位继承之事。如此一来，在同朝鲜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倭国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倭王便萌生了自己是小世界盟主的野心，并自然而然地认为朝鲜半岛诸国全都置于其统治之下。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倭王之所以构思其天下观的缘由。 就日本国内而言，公元5世纪后半是前方后圆坟分布最广的时期。近年来，在日本东北地区，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多座古坟时代前期的古坟。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雷神山古坟（位于宫城县名取市，坟丘长168米）为代表，很多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古坟时代中期的大型古坟，后来都被确定属于古坟时代前期。而前方后圆坟的建筑样式，最早则在古坟时代前期，就已传至宫城县北部的古川市（今大崎市）附近。到了古坟时代中期，古坟出现小型化趋势，日本最北的前方后圆坟—角冢古坟（坟丘长45米）建造于比古川市更北的岩手县胆泽町（今奥州市），这时已是公元5世纪后半了。另一方面，日本最南面的前方后圆坟则位于鹿儿岛县东部的志布志湾沿岸地区。其中，位于东串良町的唐仁大冢古坟，是一座坟丘长约150米的大型古坟，据推测其建成时期应在公元5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后半之间。 而另一方面，在古坟时代中期的畿内、吉备、上毛野等倭王权中枢势力的大本营，古坟出现巨大化趋势，相反在其他地区，古坟规模则开始缩小。这些现象都表明，倭王权对日本列岛各地的政治、文化影响力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倭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如上所述，整个公元5世纪倭王权的稳固及其在与半岛诸国的外交关系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使得倭王开始构思其独立的天下观，随之“治天下大王”的统治者称号诞生。...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1-10-04 12:54:40

• 古代天皇制的形成意味着日本列岛的统治者升格为神，成为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但是，“天皇”称号说到底不过是日式“天下观”的产物，它仅在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有限“世界”中适用。日本的统治阶层早在遣隋使的时期就认识到，倭国式的“天下观”并不被中国王朝认可，唐朝更不会轻易认可而今兼具神权和准皇帝资格的“天皇”称号。因此，日本统治者在呈递给唐朝的国书中没有使用“天皇”称号，而是使用了“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的称号，虽然这种把戏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在奈良时代，对与日本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渤海等国，日本统治者则使用了“天皇”的称号。这种对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统治者称号的行为表明，日式“天下观”是一种孤芳自赏式的天下意识。以此理念为依据创造出的“天皇”称号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后，直到今天，天皇制度一直存续。究其原因，在日本历史上，从最开始的天皇到摄政、关白、院（上皇），再到武家政权、明治政府，真正的统治权虽发生过数次转移，但作为“神”的天皇始终拥有赋予统治权正统性的终极权威。 公元7世纪末“天皇”称号形成后，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天皇就一直既是“神”，又是日本“天下”的终极权威。二战战败后，昭和二十一年（1946），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天皇的“神性”遭到否定。从那时起，天皇已不再是终极权威，而只是一种日本国家的“象征”。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日本列岛的统治者绝非自太古以来就是“神”。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获胜，被人们尊称为“神”。而正是这样身负神权的天武天皇才是现神“天皇”与“日本”的缔造者。换言之，不论是“天皇”的称号，还是“日本”的国号，它们都是那个诞生了卡里斯玛式统治者的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天武天皇驾崩后，天皇成功铸就了作为日本国终极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倭国的统治阶层有组织地神化大王，完成了倭国大王由“治天下大王”升格为“现神”天皇的过程，古代的天皇制最...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1-10-04 15: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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