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1.1 語言學與地理學、社會學的跨領域學科
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variation）在社會變項（social variables）上的分佈；地理語言學研究語言變異在地理空間上的分佈，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不同。社會語言學細分為「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兩個分科，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不同；相應的，地理語言學也可以分細為「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雖然學者都知道這兩個分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不同，不過學界還沒有正式分科，也沒有固定的分科名稱。英文通稱為linguistic geography，比較新的名詞是Geolinguistics，如果只限於方言，則稱為dialect geography。至於漢語名稱，中國通常叫「地理語言學」或「地理方言學」，日本通常叫「言語地理學」或「方言地理學」，臺灣「地理語言學」或「地理方言學」，「語言地理學」或「方言地理學」都可以叫，都是通名。本書既然主張分科，因此所有分科都希望給予一個名稱，並加以定義。
新的地理語言學把社會語言學的元素加入地理語言學，也可以細分為「社會地理語言學」或「社會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所謂「社會語言地理學」把社會語言學或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成果融入傳統「語言地理學」研究上，相對於傳統語言地理學是一種較新的研究取向。本書《臺灣語言地圖集》（Language Atlas of Taiwan，簡稱LAT）即根據「社會語言地理學」的理論繪製。
茲將上述各個分科簡單介紹如下（以下的分科理論詳參洪惟仁2016a）。
1.1.1 「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
「社會語言學」與「語言社會學」的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
（1） 社會語言學
考究語言變異（variation）和社會脈絡（siacial context）的相關性，語言變體（variant）在社會變項（如職業、性別、年齡等）的分佈，屬於「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
研究對象：語言形式變異（linguistic variation）。
下位分科：社會方言學（sociodialect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異（dialect variation）。
（2）語言社會學
考究語種（language varieties，指語言或方言）在社會變項的分佈、使用情形及語種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語言使用、語言態度、語言認同等範疇的學科屬於「語言社會學」（linguistic sociology/sociology of language）。 
研究對象：分立的語種（discrete varieties）。
下位分科：方言社會學（dialect soci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dialects）。
（3）統稱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和語言社會學（linguistic sociology/sociology of language）兩個分科統稱為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
1.1.2 「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
「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
（1） 地理語言學
考究語言變體（variants）在空間上的分佈及變體的互動關係的學科謂之「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
研究對象：語言變體（linguistic variants）。
下位分科：地理方言學（geodialectolog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體（dialect variants）。
研究成果的展現：繪製變體分佈地圖，如詞項地圖、特徵地圖，或編成地圖集（linguistic atlas）。
（2）語言地理學
考究語種（language varieties，即語言或方言）在空間上的分佈及語種的互動關係的學科謂之「語言地理學」（language geography/geography of language）。
研究對象：分立的語種（discrete varieties）。
下位分科：方言地理學（dialect geography），研究領域限制在方言變種的分佈。
研究成果的展現：語種（語言或方言）分佈地圖或地圖集（language atlas）。
（3）統稱地理語言學
「地理語言學」和「語言地理學」兩個分科廣義地合稱為「地理語言學」（geolinguistics/ linguistic geography）。
本地圖的繪製主要顯示語種在空間上的分佈，屬於「語言地理學」的研究，但語言區劃也必須以同語線及同語線束為依據，因此「地理語言學」是其基礎研究。「地理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其實是一條線上的兩端，兩者是連續的，不是矛盾的對立體（詳參3.1節「同語線的依據」）。
1.1.3 「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
「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範疇簡單定義如下：
（1） 社會地理語言學
將社會語言學的元素（如語言的年齡變異或其他變因的社會變異）融入地理語言學的研究範疇屬於「社會地理語言學」（social geolinguistics or socio-geolinguistics）。如日本的「詞彙分佈表」（glottogram）、Labov等《北美洲語音、音韻與音變地圖集》（2006）（詳參1.2.1節介紹）。
研究對象：語言變體（variants）或語言特徵在社會變項和空間上的分佈。
下位分科：社會地理方言學（social 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or socio-geolinguistic dialectology）。 
研究目的：了解語言社會變異及空間變異的漸層性分佈（gradual distribution），表面時間比較（apparent time comparison）或進一步進行真實時間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見證語言形式演變的過程。
（2）社會語言地理學
將語言社會學的元素（如語言使用等）融入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範疇屬於「社會語言地理學」（social language geography）。如本書（LAT）的研究。
研究對象：分立的語種（discrete varieties）在社會變項和空間上的分佈。
下位分科：社會方言地理學（social dialect geography）。
研究目的：了解語種在社會變項和空間上的漸層性分佈（gradual distribution），語言接觸產生語種分類上及語種地盤的變化，構建語種分佈史。
（3）統稱社會地理語言學
「社會地理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地理學」廣義地合稱為「社會地理語言學」（social geolinguistics or socio-geolinguistics）。
本書將共時的語言使用情形融入語言地理學研究，定位為「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但本書的方言分類及語言區劃相當詳細，如泉腔方言之下分為老泉腔、新泉腔、偏泉腔，這些層次性方言的產生不只是歷史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主要還是方言接觸、方言融合產生的結果，因此本研究的方言分類或方言區劃都是以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為基礎。
本地圖集紀錄的重點在「語言地理學」和「語言社會學」現象，但本研究撰寫中的《臺灣博言志》或《臺灣語言地志》（將作為本書的第三冊）將對本地圖集的地圖進行說明，不但會說明各語言區的語言特色、語言分佈狀態及語言使用情形，也會詳細說明其社會方言現象，語言發展與歷史、地理的互動。
以下根據上述的架構，對世界以至臺灣的研究進行簡單的回顧。
1.2 世界的地理語言學研究簡介
本節介紹世界各國地理語言學的研究以及語言地圖集的出版，藉以鳥瞰世界的地理語言學史。由下文可知，世界各國的語言地理學已經進入一個極盛時期，並且格局都很大。
臺灣的語言學起步很早，但是發展緩慢，至今還沒有出過一部語言地圖集，實在不能不急起直追。本地圖集的出版將為臺灣語言地理學填補空白，為臺灣在世界的地理語言學界爭一席之地。 
1.2.1 歐美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語言地圖的繪製濫觴於德國語言學家文克（Georg Wenker, 1852-1911）自1876年起開始進行德國方言的通信調查，經過將近一世紀的接棒才完成了Deutscher Sprachatlas（《德意志語言地圖集》）（1988, 1926, 1956）的繪製。
真正的地理語言學創始者應數法國方言學家日耶隆（Jules Gilliéron, 1854-1926）和語音學家愛德蒙（E. Edomont）在1896-1900年之間進行了4年、調查了639個法語方言點。實際調查由愛德蒙（Edmond Edmont）執行，地圖由日耶隆繪製。1902-1910年之間陸續出版了有名的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法蘭西語言地圖集》）13卷。日耶隆同時進行了地理語言學的解釋，因此被稱為「地理語言學之父」。
受到日耶隆的影響，歐洲各國紛紛出現地圖集，如耶柏與如德（K. Jaberg und J. Jud）的Sprach- und Sachatls Italiens und der Sünschweiz（《意大利及瑞士南部語言．事物地圖集》）（1928-1940），共8卷，1,705張地圖；由峇爾托利（Matteo Giulio Bártoli, 1873-1946）領導的Italian Linguistic Atlas（《意大利語言地圖集》）遲至1952年峇爾托利過世後才完成調查。1995年出版第一卷，1996年第二卷，1997年第三卷，1999年第四卷。該地圖集蒐集的資料總量相當龐大，包括7,000個詞條，五百萬筆語料，一萬張民俗紀錄相片，是世界上最大的方言地圖集、方言語料庫；還有班尼克與克里斯頓孫（Bennicke, V. and Kristensen, M）合著的Kort Over de Danske Folkmaal（《丹麥語言地圖集》）於1898-1912出版；格利拉（A. Griera）的西班牙Atlas Linguistic de Catalunya（《加大倫亞語言地圖集》）於1923-1939年出版。 
蘇聯阿瓦涅索夫（Avanasov, Ruben Ivanovich）監修的《莫斯科以東中央各州俄羅斯語方言地圖集序論．補充資料及地圖注記》於1957年出版。語言地理學羅曼語學派和德國學派的特點是以一個個詞作為繪圖的語言事實單位。莫斯科學派（主要體現在 Р. И. 阿瓦涅索夫的著作中）則研擬了一套新的語言地圖繪製原則。他們將地圖上反映的方言差異理解為語言系統中的環節，具體的方言事實，是一系列性質不同的、普遍的和個別的方言現象的交匯線，從而提出了使用不侷限於詞彙的語言材料來描寫語音、語法和構詞現象的原則。《俄語方言地圖集》從確定圖繪事實在語言體系中的實際地位出發，通過地圖給予圖繪事實以複雜的、多層級的、結構性的描寫。在地圖上建立基本層級以及第二、第三等諸多層級的對立關係。俄羅斯語言地理學的基本思想在蘇聯其他民族語言地圖集和族際語言地圖集的研製工作中得到發展。《烏克蘭語地圖集》創立了將具有結構和發生學相互聯繫的各語言要素的通行區域疊加起來的繪圖方法。《喀爾巴阡方言地圖集》使用詞位微觀語義場繪圖法。《共同斯拉夫語言地圖集》則提出了以歷時同一性為圖繪物件的概念。
美國方言地理學家主要由庫拉斯（Hans Kurath, 1891-1992）領導，於1931-1983年共歷52年，仿照羅曼斯語方言學家的方法，進行了一系列的「美國、加拿大語言地圖集繪製計畫」，首先Linguistic Atlas of New England（《新英格蘭語言地圖集》）（H. Kurath and others, 1939-1943, 734張圖）完編出版，接著A Wor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美國東部詞彙地理學》）（Kurath, 1949, 163張圖）、A Survey of Verb Forms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美國東部動詞形式調查》）（E. Bagby Atwood, 1953, 31張圖）、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n the Atlantic States.（《大西洋沿岸英語發音》）（Kurath and MacDavid, 1961）陸續出版。除此之外，美國各地都有學者進行調查，但限於人才或經費問題，大部分地區尚未完成調查或出版地圖集，有4個地區只發表了語料紀錄，有些地區只有論文發表。
1987年Frederic Cassy出版了Dictionary of American Regional English（《美國地區英語詞典》），附各州變體分佈示意圖，1987年Craig Carver利用其語料出版了American Regional Dialects: A Word Geography（《美國地域方言：詞彙地理學》）繪製地圖並做了解釋。地理範圍涵蓋整個美國，但未及整個北美洲。 
2006年美國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發表了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A Multimedia Reference Tool（《北美洲英語語音、音韻與音變地圖集》）。由Labov領導的團隊就元音變體分佈進行了遍及北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的英語的電話調查（telephone survey/telsur），算是完成了Kurath當年繪製大格局的美加語言地圖集的宿願。其主題在呈現北美洲英語語音、音韻進行中之變化（ongoing change）。這個計畫歷時8年（1992-1999）完成，調查人數805人、調查5萬以上人口的城市762個，實際進行語音分析的訪問錄音439個。所附彩色地圖139張，作為分析的插圖162張，地圖標示的是變體使用比率，繪製同語線，便於了解音變的地理擴散狀況。全書318頁，附CD-ROM一片，可瀏覽內容，並聽取發音。這是一本兼具實際與理論，描寫與分析的巨著，在地理語言學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主持，聘請55位語言學家蒐集世界各個語言的結構（音韻、語法、詞彙）合作製作的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世界語言結構地圖集》），2005年發行CD版，2008年在網站公開線上版，2011年全面更新。
這些發展顯示，這幾年歐美的地理語言學復興起來了，語言地圖的繪製成為語言學界的新趨勢。全國格局的地圖集已經具有百年歷史，如今跨國的、甚至全球格局的語言地圖集逐漸出現，證明了歐美語言地圖的繪製相當普遍與成熟，值得借鏡之處甚多。
1.2.2 日本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在亞洲，地理語言學最早發達的是日本。日本語言學先驅者上田萬年（Kazutoshi Ueda），1990年留學德國，在H. Paul門下學習語言學，1993年回國任教於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相當於文學院語言學系）。可能是受到德國文克的啟發，他以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委員的身分建議國語調查委員會進行了全國性的方言調查，後來出版了《音韻調查報告書》（1905），收「音韻分佈圖」29張；《口語法調查報告書》（上、下，1906），收「口語法分佈圖」37張。雖然出版的年代和日耶隆差不多，但是採用文克的通信調查，且調查點稀疏，只能說是起步的嘗試性研究，但也是開拓性的研究，替日本的方言地理學留下寶貴的文獻。
其次是柳田國男以通信調查的方式，收集了有關「蝸牛」的詞彙變體，繪製成地圖（見LAT【附錄5】「參考地圖23」），並撰成《蝸牛考》（1930），提出「方言周圈論」，主張「古語在周邊」，新語的擴散源在中央（政治、文化中心），這個理論假設對日本的地理方言學影響至深，至今未衰。
戰後日本的語言地理學持續進行，文部省文化廳國立國語研究所從1957-1965年之間進行全國性語言調查，發表了《日本言語地図》六卷（1966-1974），地圖300張，參考地圖6張。（參見LAT【附錄5】「參考地圖23」）
比利時神父賀登崧（Willem A. Grootaers, 1911-1999）1950年由中國逃難到日本，給日本的地理語言學深刻的影響。賀登崧與德川宗賢、馬瀨良雄合作進行了新潟縣糸魚川流域的方言調查（1957-1961），發表了很多研究論文。《糸魚川言語地図》上、中、下三冊分別於1988、1990、1995年由重要參與者柴田武整理出版。
柴田武早先於1969年發表了《言語地理学の方法》，他自稱是糸魚川方言調查的期中報告。這本書提出的地理語言學的調查方法和研究方法，對日本的地理語言學產生很大的影響。他沿襲了柳田國男的理路，加以理論化，把日本地理語言學帶上社會地理方言學與語言史（方言史）研究的道路，而成為日本地理語言學或地理方言學的特色。
糸魚川流域方言調查的成功以及人才培育，帶動日本區域性的地理方言學調查研究風潮。總計日本所發表的方言地圖集約400冊，方言地圖合計約3萬張，學術論著800多種（詳參大西拓一郎2002, 2011）。1991年國語研究所出版了《方言文法全国地図》之後，地方性的方言地圖集仍然陸續出版。
除了國內地圖，日本學士院（Japan Academy）和澳大利亞大學人文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合編，於1981-1983年之間出版了一套Language Atlas of the Pacific Area/LAPA（《太平洋地區語言地圖集》），涵蓋地區包括日本、沖繩、臺灣、中南半島、南洋群島，澳洲、大洋州等太平洋西岸大小島嶼或半島5。全書由S. A. Wurm與Shiro Hattori（服部四郎）主編，臺灣地圖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Taiwan （Formosa）由土田滋執筆。但本圖只繪製臺灣南島語的分佈狀態而忽略了優勢的漢語分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