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三和人力市场是使得整个参与式观察研究成为可能的基础。人力市场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早期农民工拥入城镇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最关键一环就是信息流的影响，人力公司在掌控了就业信息后，通过人力市场实现供需双方匹配，因而人力市场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三和青年的出现与人力市场的发展演变息息相关，三和市场是深圳龙华区主要人力市场之一，它的形成既给无数务工者提供了便利，也给三和青年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人力市场的参与主体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市场管理方、人力公司和求职者，三者相互依存。没有市场管理方，就不会出现人力公司的工作场所，也不可能出现求职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人力公司需要依靠名气较大的人力市场获得稳定客流，求职者也希望在大型人力市场中尽快获得就业信息，尽量减少求职成本。应当说，人力市场具有较强的聚集效应，市场越大，人力公司越多，工作岗位供给越丰富，求职者就越会蜂拥而至。
在市场管理方、人力公司和求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链条上，市场管理方与人力公司之间是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而由于务工者流动不可控，市场管理方与求职者之间、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临时的、不稳定的。在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下，人力市场和人力公司容易产生互惠机制，而在临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下，无论是人力市场与求职者，还是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都难以形成真正的互惠机制，缺少互惠机制形成的前提条件。作为管理方，人力市场更有利的选择也是与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人力公司合作，而非保护临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即求职者的切身利益。因而，人力公司与求职者之间如果只是一锤子买卖，就难以避免人力公司利用其信息不对称的优势盘剥求职者，求职者也不得不接受盘剥，其利益总会或多或少受到损害。
进而，在三和市场可以看到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押身份证、口头协议、赚取中介差价，等等。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大多形成于早期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务工者能够忍受苛刻条件的情况下，老一代农民工就是为了赚钱而来，只要能赚到钱，他们可以忍受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要求。如今的青年农民工与老一代明显不同，虽然他们在深圳仍然处于局部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环境之中，却对人力公司的盘剥有了更多抵触。最重要的是，由于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外来人口融入大城市的难度依然很大，而大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基本上停滞不前，两者之间的错位就为底层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三和青年脱离家乡社会网络和家庭支持，来到城市打拼，自身力量难以抵挡来自城市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建构一个区隔于主流社会的城中村圈子，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空间。“90后”和“00后”农民工在城中村的社会空间中持续互动，形成了与主流社会文化相异的工作生活状态、社会交往形式和人生态度，这些社会性要素持续进化并被不断再生产，从而结构化为一种归属于底层社会的亚文化，姑且称之为“三和文化”。
在三和文化下生存的三和青年群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每一个三和青年都曾与他人一样，怀揣梦想和憧憬来到大城市寻找机遇，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情况下，他们即便竭尽所能地卖力工作，也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地带，稍微懈怠和懒惰都会让他们轻易滑落到社会底层，并逐渐与主流社会产生断裂。其背后的原因，从小处讲是三和特有的文化环境和三和人力市场日结工作带来的客观后果；从大处讲，离不开中国社会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变化，以及社会转型期，一些政策的不充分、不到位。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一书写到“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看透了未来没有选择的生存状态，从人生发展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从而衍生出抽烟、喝酒、旷课、打架等反对学校权威和社会不平等的“反学校文化”，进而逃离学校。与“家伙们”不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始终存在，恰又赶上中国经济起飞的窗口期，“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恒定的真理，“只有认真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成为家长们的信条，“反学校文化”对于中国家庭似乎很遥远。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农村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远离学校成为进城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三和青年就是其中一个极端的案例。
如果说“家伙们”是通过对人生轨迹的洞察主动逃离学校，那么，这些延续父辈轨迹的农村孩子则是在毫无希望的学校生活里被动离开学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农村教育的没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三和青年中“90后”非常多，甚至一些“00后”也逐渐加入其中，他们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的产生和新奇事物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的兴起和普及是农村青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新奇事物，网络在带来虚拟空间种种享受的同时，也使他们沉迷其中，影响他们的学业和个人发展。“业务青少年”就是出于好奇才去网吧玩游戏，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当逃课和放学不归家成为一种常态，他原本不错的学业成绩直线下降，最终自我放弃，无奈之下选择闯荡社会，虽没沦落为“挂逼青年”。调研中发现，三和青年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当地经济落后、资源匮乏、信息闭塞，他们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学习成绩显然达不到知识改变命运的要求。“受害青年”就是由于家庭条件较差，学习成绩落后而辍学进入工厂，这也是很多三和青年的共同经历。
城市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时，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寄居祖辈身边，辍学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三和小鬼”就曾是一名留守儿童，也是寄居在祖辈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孩子，他要兼顾家庭的日常劳作，没有时间和心思学习，没能考上高中，只好随父母外出务工，与父母产生矛盾后便到三和谋生。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反复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被丢弃的人群难以逃避的晦暗人生。
农村青年较早离开学校，丧失了通过学习提高社会竞争力的机会，只能在城市中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从事高强度、低保障、低报酬的低端工作。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描述的场景，他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仅身体受到伤害，个体精神也不断被侵蚀。三和青年似乎洞察了工厂“剥削”的性质，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被牢牢束缚在底层，缺少劳动技能和高等学历，丧失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为避免被持续“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工厂，出现一种“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90后”和“00后”务工者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不愿承受单调、乏味、沉重的流水线工作，也不用承担过重的家庭负担，他们视劳动为束缚和压迫，逃离工厂成为某种必然。
“宋总”和“眼镜哥”的经历生动阐释了逃离工厂的过程。技校毕业的“宋总”离开学校后，被安排到深圳的一家小工厂，由于劳动强度大、工资低、频繁加班，数月后选择离开。之后又在另一家工厂工作数年，因为流水线工作更为无聊，受到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辞职来三和寻求机会。“眼镜哥”来三和前也有一份稳定工作，然而，他却感受到一种被剥夺与不公，认为随着技术更新换代，掌握新知识、能力更强的年轻员工逐渐“剥夺”他向上流动的机会，他认为被后辈员工管理是一种耻辱。于是，“眼镜哥”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态，想换一种活法，受到三和独特的人群、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生存环境吸引，带着强烈的体验生活的意图来到三和。
“三和”的出现并不是偶发孤立现象，而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三和”系统环境以及青年人群特点的变化紧密相连。“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三和青年群体面临的两难困境，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能依托于城中村这一特殊环境，实现三和式生存。
三和以较低的生活水平吸引着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无论是挂逼床位、挂逼网吧，还是挂逼面、挂逼大水、挂逼衣服等，都以极低价格满足着他们的需求。即使处于挂逼状态，或是成了“大神”，三和青年也能无拘无束地睡大街，通过他人“团饭”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有人可能会想到外界社会的关注会带来政府对三和的整治，进而使三和青年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确实存在着这方面的可能性。进一步想，三和青年群体的形成不就是人力市场潜规则与政府有的部门放任自流态度共同造成的结果吗？人力市场里众多的中介、“二中介”为三和青年提供就业信息，目的是获得廉价劳动力，却给三和青年提供了充足的日结工作机会。在不稳定的就业关系下，“干一天玩三天”既是一种工作态度，又是一种生活态度。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是“只要不闹事，大家就相安无事”。
三和的地下经济和灰色交易活动使得一些青年被迫滞留，逐渐适应、融入。做法人与身份证交易中的“受害青年”的经历是一个例子，沉迷彩票的“傲慢哥”也是一个例子。“挂逼面馆”、“电子一条街”和“有衣裤”，为三和青年的生存提供着必要条件。青年在融入三和后，最大的变化是失去了挑战命运的勇气，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用努力工作，也不会失落无聊，没有羞耻感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奋斗动力。其实，三和青年的底层化倾向，既是由群体行为建构的，同时又是为群体生活行为所认同和依赖的。底层文化是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群体对现实社会所做的调适与回应，它表示一种应付无望和失落感的努力，是对现有建制没有解决的问题尝试寻求就地解决，是一种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理性”选择。
“话语”是对社会事实的一种反应，是对底层文化以及底层地位的一种社会性生产。三和青年在社会互动中建构了特有的语言体系，在既相互熟悉又彼此陌生的环境中，能准确叫出他人姓名的人少之又少，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把“叼毛”这个词扩展使用。“叼毛”是对社会其他无法准确确定其姓名和职位人员的一种称谓，也是对三和青年生存状态的表述，词义本身包含着轻蔑。除了“叼毛”之外，“挂逼”是很难从学术研究角度精准定义的口头词汇，“挂逼”有时还包含着自嘲和自我保护的意思，其目的是掩饰和伪装自己，但更多时候体现出一种社会关联：凡与三和青年相关的事物都可以被冠以“挂逼”的称号，如挂逼水、挂逼面、挂逼保安、挂逼快递等。
三和青年群体的出现背后凝结了经济社会制度、城市管理模式、代际文化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研究者想要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三和青年群体，实际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获得系统性资料时，不得不隐藏研究者身份，以完全沉浸式的体验去观察和感受，这种方法容易使观察者被所观察的环境同化，不再将某些问题理解为问题，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事物。在参与观察的同时，进行非结构式访谈，其目的也是验证所观察到的内容，由于不能完全涉及每一个三和青年，只能根据他人的评论和自我观察选择访谈对象，可能对于一些问题还不能全面细致地分析。所以，我们的研究不像是一个研究成果，更像是一份研究笔记。凯玄的付出和努力是此书得以完成的关键，也是整个研究最宝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