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在汉藏之间》读书笔记

 一、问题的提出
提到“少数民族”，我们脑海里或多或少总有些典型的想象：高鼻梁或深邃的眼眶，色彩缤纷形制特别的服饰，特殊的语言或者文字，异彩纷呈的节日和信仰文化……总之，每个“少数民族”似乎都意味着一个界限清晰、有其独特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他们与汉族是“五十六个兄弟姐妹”。但历史真是如此吗？支撑其成为一少数民族并使其认同这一身份的，就是这些特征吗？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理解它们与汉族的关系？王明珂的这本《羌在汉藏之间》或许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他试图通过对羌族的研究，回答四个层次的问题：
（1）首先，如其标题所展示的，它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地说，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
（2）接着，作者希望透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
（3）本书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4）最后基于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对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解释。
而基于这四个逐步递进的目的，《羌在汉藏之间》的主体部分分为社会篇、历史篇和文化篇，分别回答前三个问题，第四个核心的问题则贯穿在全书所使用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之中。
二、 研究方法：文本分析与两种田野
在研究中，王明珂所采用的是文本分析的方法，他将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化现象都视为“文本”（text）或“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文本”（texts）存在于情境（context）之中，而表征(representation)意味着其背后隐含着某种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而文本分析就是要去挖掘文本和表征背后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真实。举例来说，【在一篇历史文献中，作者称羌为三苗的后代，一个羌族人说羌族是周仓的后代，一位羌族妇女穿着羌族的“传统服饰” 】→这些都是文本/表征，作者并不意图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去从各种“事实”的相似中归纳或概括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知识体系，去得出“作为一种模式的羌族”，而是认为羌族恰恰不可能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要去捕捉文本中的断裂、矛盾、模糊之处，分析这些表征“为何如此”：【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古代华夏认为羌是三苗后人，当代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羌族妇女必须穿着“传统服饰”】。所以，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以各种形式呈现出的“所有当代所见的关于羌族的文化、民族与历史现象”，看不同的主体如何叙说羌族的历史与文化，更进一步的是要挖掘他们为何如此叙说。
王明珂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于两种“田野”，一是他从1994年持续到2003年的羌族的田野考察，田野时间累计约有11个月左右，足迹覆盖多样的羌族地区，期间作者主要是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并询问村民关于他们记忆中的“起源历史”的问题。而另一种田野则是文献中的田野，也就是考察报告人以文字展现的社会记忆，包括古代华夏、近代历史与民族学者和当代羌族知识分子等不同主体对羌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描述，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实相。
三、 羌族：历史的创造物与创造者
王明珂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谁（who）是羌族”的问题，因为羌族人并不具备一个客观外在的文化特征。被归为羌族的人群，他们的语言、体质外貌与文化表征在不同世代、地区乃至于性别之间都存在着些许差别而无法归结出统一的特征。一群相似又不相同的人在当前被识别、定义为羌族，但值得探究的真问题在于他们为何（why）宣称自己是羌族，以及他们如何（how）成为羌族，他们是自己认同的，还是被建构的？针对这些问题，王明珂选择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与解释。
舍佛曼与古立佛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来以诠释现在”，反映在少数民族研究中，就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历史实体论认为民族史是一个有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在历史中延续、成长、消亡的历史；而近代建构论则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仅仅是近现代知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的集体想象与建构。王明珂认为历史实体论对于族群的认识显然过于简单，但近代建构论也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忽略了书写的“文本”背后仍然有其社会实相，要理解羌族的形成，就要挖掘作为表征的“文本”背后的历史情境，而不是停留于把“文本”和“建构”都虚无化的批判。针对于此，王明珂所试图得出的民族史知识，不在于争辩或解答“中国少数民族”或“中国民族”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的形成过程。他所建立起的民族史，是一个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或“汉藏边缘历史”，在此，历史是延续的，但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
王明珂的研究指出，被定义为“羌族”的人群，他们既是历史[1]的创造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
作为历史的创造物，羌人产生于华夏边缘的历史中，人们（汉与羌）都为其位置建构起“历史”书写；而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羌人也以行动来响应他们所处的边缘位置，并创作“历史”来建构他们自身的族群本质。就羌人具体的历史而言，他们经历了【①商-东汉“羌人地带”；隋唐时期“番化”；民国初年“羌民”——作为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②清末民国以来——作为国族主义下汉族周边的边疆少数民族③新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在本土知识分子自我建构下成为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这三个过程。羌首先是漂浮在西方的面目模糊的异族，后在汉藏边缘强化的背景下明确为岷江上游的一小部分人群，最后又在近现代的国族主义、新中国的民族识别等过程下被建构并自我建构为与“少数民族”。这一过程中有颇多有趣的细节，华夏和羌人书写的不同历史也展现出各自不同的“历史心性”，羌人不断被华夏用“英雄祖先故事”所想象、描述和界定；羌人本身有自身的“弟兄祖先故事”，但他们在完善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时候也仍然要借助于“英雄祖先故事”，并对此进行改写与重述。比如，羌人不愿“典范历史”中作为华夏英雄炎帝的手下败将——黄帝的后裔，而是努力从事以大禹（华夏的拯救者）为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来为自己争取符号资源，进行文化上的“攀附”。
四、 迈向更好的族群认同解释
在书中，王明珂花了很大笔墨描述了羌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族群认同体系。前述在华夏边缘的历史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历史”与“文化”建构，造成了清末岷江上游和北川地区的一种颇具特点族群认同体系——“一截骂一截”。
当时的羌族地区根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羌族认同”，而只有一个界限非常有弹性的“尔玛”认同。所谓“尔玛”就是“我们”，它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也可以是一个村寨。“尔玛”是相对于上游靠近藏区的“蛮子”以及下游靠近汉区的“汉人”而言的，对于同一群人而言，他们既会被上游人视作“汉人”，也会被下游人视作“蛮子”。这种认同非常有趣，其实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的文化、生活习俗与社会身份都十分相近，如果从文化特征上来看，他们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但是他们却把上下游的人群都识别为带有敌意的他者。这一方面与其所处的资源稀缺的生态环境有关，它们生活在封闭的沟寨中，为了划分资源而划下明确的界限，也可能为了竞争资源而产生激烈冲突，这一资源分配体系造成了这一认同；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华夏对“蛮夷”的挤压和歧视中所带来的“华夏化”过程造成的，华夏作为强势群体影响这一边缘人群，他们会在文化上进行夸耀，而弱势者则可能通过模仿来进行攀附。这样，在较亲近的群体之间形成了一连串相互歧视、夸耀与模仿、攀附的链状反应，造成人群之间的主观的“族群”之别的加深，“毒药猫”的传说及其所表征的对于“异己之人”的恐惧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一截骂一截”的族群认同体系以及解释人群对异己者之敌视的“毒药猫”理论，其实是把我们带向对更广义的族群关系的理解。族群的划分和认同并不一定基于本质性的文化差别，而恰恰可能从产生于社会中彼此亲近且有密切接触的群体中，不同的家族、头人与子民乃至于男人和女人，都可能被视为“族群”之别，任何人都可能会成为“异族”，对亲近人群的怀疑和对远方“异族”的恐惧往往会互相转化。“毒药猫”的故事就向我们呈现了在华夏边缘的紧张关系下，女性如何成为这一紧张关系下的“替罪羊”。或许正是因为族群认同的这一特质，人群中的“毒药猫”想象，无论是在欧洲（16-17世纪猎杀女巫，犹太人的经历），还是在当下的中国甚至我们身边（2019山东大学学伴事件，以及就在上周发生的辱骂留学生失物招领事件，都可作为例子分析），都仍然存在。（将研究推进到这一层次或许也与作者的生平经历有关，作为边缘人/外局人群/弱势者的伸张。）
对于羌族认同体系的研究表现出，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下，即使是邻近、区别不大的一小群人，也可能因为历史与“历史”过程造就的认同体系而产生仇视。而在当前的“统一的羌族”的认同体系之下，“毒药猫”的传说变少了，人群之间彼此的猜忌于冲突也少了很多，也就是说，不同的族群认同体系其实有很重要的现实关怀，它有可能为一个更好的族群关系服务。在结语中，王明珂也指出，少数民族研究一方面是要去追究历史的真实，理解“族群”的认同与区分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变迁中形成，而另一方面在伦理上的关怀也在于一个更好的族群关系理想，探究什么样的国族建构、什么样的人类资源共享体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能够避免强势者更强势，而弱势者更弱势。
或许我们也可以从本书结为这段动人的追记中感受到作者的关怀：
正在中华书局即将印行本书简体中文版之际，汶川大地震之噩耗传来，举世同悲。几天来，我忙于上网及以电话打探灾情，并在网上提供我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北川，正是我多年来无数次进行田野考察的地区，希望能对救灾有所帮助。然而，我的绵薄之力，无法阻止惨剧的发生和延续。对我而言，如此熟悉的地方、亲近的民众，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是最让我为“学术”与“学者”感到可悲的。

如今，我的老友或成为灾民，或尚无讯息，广大山间村寨受灾情况还不知晓，此时本书在大陆出版，更加剧了我心中的悲痛。希望这本书能让世人多了解羌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存在对世界有着极大的贡献。十几年前我初入羌族地区时，一回与羌族朋友们在汶川聚饮，酒酣耳热之际，我突发豪语：“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换来羌族朋友们热切回应：“大家为羌族干杯！”这几天，这样的声音时时在耳边响起。

哀恸之际，不能尽言，仅此哀悼所有汶川大地震中的受难者。

王明珂

书于2008.5.20
五、 启发
1. 提供一个更有弹性的对于“民族/族群”“历史”与“文化”的认识。
2. 反思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关注“表征”和“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过程（社会实相）。
3. 作为人类族群普遍现象的毒药猫——“我们都是羌族人”
4. 现实关怀发人深思：如何可能建立更和谐的族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