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文史之争

这里虽然说到“哲学”，但王国维强调它是“无与于当世之用者”，所以和前人所谓的“道”、“义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至于“美术”，即文学艺术，更是具有独立的价值，同“经”、“史”自然也就摆脱了干系。中国本土“文史之争”一向关注“文”是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世致用（而西方“诗史之争”的焦点在于“诗”是否记述了真实[注]），但是现在情形开始发生了逆转。
刘勰说“文与天地并生”，但这里所说的“文”更多是“人文”之“文”而非文学之“文”，实际上他仍然承认“经”乃“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第三·赞》）；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而“文”自“史”出，同样把“文”排在了时间序列（同时也是价值序列）的后进位置。随着西学东渐，这个谱系受到了质疑。在众多质疑者中，钱钟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谈艺录》中根据西方艺术理论指出：“脱诗即是史，则本末有诗，质所何本。若诗并非史，则离合虽史，自具本质”；“史云乎哉，直诗而已”，“诗”必在“史”先；因此与其说“古诗即史”，不如说“古史即诗”（《谈艺录·四·附说七》）。就这样，“文”进一步独立出来了。
“诗”（文学）自有其“本质”、应当具有独立的存在，这是钱钟书一以贯之的想法。三十年后，他在《管锥编》中再次对“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认为：

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美味。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藉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诗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此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而非谈艺之当务也。其在考史、说教，则如有指而见月也，方且笑谈艺之拘执本文，如指测以为尽海也，而不自知类西谚嘲犬之逐影而亡骨也。（《管锥编·毛诗正义·狡童》）

这段话可以说是整部《管锥编》的点睛之笔与玲珑文心。按《管锥编》成书之年代，正值革命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统领、扫荡一切之时，稍有异议他说辄上纲上线，本己的、独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略无立足之地，甚至沦为政治的婢女和打手。钱氏的议论无疑是有感而发，其批判非唯针对“以诗证史”的研究路数（代表作品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亦指向革命领袖所提倡的“诗言志”传统（代表作品如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实际上提出了文学自律和审美救赎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他本人与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理论，后来者不得因其貌似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美国新批评而轻轻看过了。
原注：在西方“诗史之争”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场更大的争执——“秘索思”（Mythos）与“逻各斯”（Logos）之争。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来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陈中梅：《“投竿也未迟”——论秘索思》（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在此只需了解如下一点就可以了：“诗史之争”是“秘索思——逻各斯之争”的一个缩影，“诗”和“史”的黜陟与“秘索思”和“逻各斯”的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