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诉说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策，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 决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帐，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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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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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外国人入城，当时的价值观念与今天迥然不同。可作为战后林则徐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又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就组织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广缙、叶名琛的再现，而不惜用武的轻率姿态，又说明他并没有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用这种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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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军事上不足以对敌，聪明的刘韵珂另辟蹊径抗“夷”。1844年6月，英国领事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Lay）抵任，福州正式开放。可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刘韵珂暗中已作部署：一、英商看中武夷山茶叶，他便派兵役在行道上处处设卡刁难，使茶商感到不便而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他便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作买卖。最先到达福州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停泊一月无交易，减价抛售亦无效。刘为了早日送客，又让商人购买少许，使之有离港的盘费。第二年，1845年，福州的贸易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致使1846、1847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福州。刘氏的诡计成功了。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为开放，实与闭关无异。不明真相的英、美等国打算以福州调换温州为通商口岸。 对待英人人城，更显刘韵珂足智多谋。李太廓初至，他明知条约（中文本）规定英官可以入城，却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拒之入城，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英国公使德庇时见房屋简陋，再提入城。刘密谕绅士许有年上书反对，以示民情不协。当德庇时要挟撤回福州领事时，他见条约有5口之数，恐英人藉此另换口岸，便同意领事入城，但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贴城墙人迹罕至的乌石山（今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清方。 刘韵珂对上述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密片。正折上一派官话，而密片让道光帝留中不发。据其称，知情者仅为布政使徐继畲一人。英国领事始终没有发现这位大度的能礼尚往来的一品大员，暗地里居然行此阻挠钳制之术。刘韵珂在密片中表白其目的：“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他想回到战前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尽管道光帝十分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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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畲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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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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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裔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畲、梁廷枬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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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