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的理论（唯物辩证法）只在实践状态下存在，而未以理论状态存在。
的确，列宁这些著作的意义不在于对某种特定形势的简单描述也不在于对各种奇特的或特殊的因素的罗列；相反，它们都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分析。它们所涉及的现实对于政治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是我们为认识这一实践的特殊本质所必须加以思考的。这些著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领袖把他在1917年革命中从事的政治实践作为具体例子，对一般政治实践的环境、结构、对象所作的分析，或者用我们前面用过的术语来说，是对一般政治实践的特殊原料所作的分析。
根据这种理解，列宁的分析从实践上回答了以下的理论问题（列宁的分析是以实践状态出现的解答）：什么是政治实践？政治实和其他实践有何不同？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提问，那就是：什么是政治行动？
列宁在政治实践中所遇到的帝国主义，是以现实存在的形式，即作为具体的现在而出现的。历史理论家或历史学家所接触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以非现实和抽象的形式而出现的。因此，政治实践的特殊对象也属于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也要进行研究，但这毕竟是另一领域的对象。列宁完全懂得，他要改造的社会现实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否则，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他在1917年革命中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他面对的是俄国的具体形势和环境，是据以确定他的政治实践的“现阶段”。
列宁这些著作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们分析了一个具体环境的结构，并把这个结构中的各种矛盾转移和压缩成一个奇特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的政治行动即将进行改造的那个“现阶段”。
    总而言之，以上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究竟指的是什么？区分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特殊性是什么？一已被马克思的实践所解决，不管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还是阶级斗争的实践。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已经存在，不过是以实践状态存在而已。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以理论的形式去阐述这一解答，换句话说，是要把存在于大多数“著名的引言”中的实践认识上升为理论认识。
人们或许会嘲笑毛泽东赋予普遍性的这个“前提”，似乎普遍性需要有一种附加普遍性才能够产生出特殊性，人们甚至会把这个“前提”当作黑格尔的“否定性”前提。可是，真正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人都知道，这个“前提”不是普遍性的前提，而是对作为前提的普遍性提出的前提，其目的和结果恰恰是要禁止这一普遍性抽象化或产生“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欲念，并强迫它回到自己的地位上来，即回到具有科学特殊性的普遍性地位上来。假如普遍性应该具有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不能说哪一种普遍性能够不是这种特殊性的普遍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要点，他指出，科学的理论实践虽然不能不使用一般的概念（例如：“生产”、“劳动”、“交换”等概念），但这最初的一般同科学工作的产物却不相吻合：它不是科学工作的成果，而是科学工作的前提。这种最初的一般（我们称之为“一般甲”）是科学的理论实践将用以加工成特殊“概念”的原料，而这些特殊“概念”则是另一种“具体的”一般（我们称之为“一般丙”），即认识。


它总是以现有的概念，即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一般甲”为加工对象。它不“加工”纯粹的客观“材料”，也不加工绝对的“事实”。相反，它的工作是要通过对由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所确定的意识形态事实”的批判，确定它自身的科学事实。确定它自身的事实，也就是确定它自身的“理论”，因为科学事实（不是所谓纯现象）只是在理论实践过程中才能够被确定。当一门业已建立的科学发展时，它加工的原料（“一般甲”）或者仍然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是科学“事实”，或者是已经过科学加工、但仍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概念。因此科学的工作和生产就是把“一般甲”加工成为“一般丙”（认识）。
这些提示足以使我们懂得，理论实践通过
 一般乙”对“般甲”的工作，产生出“一般丙”。
    它们足以使我们懂得以下两个重要的命题：1。在“一般甲”和“一般丙”之间，从不存在本质的同一性、而只有真实的转化性，即或者由意识形态的一般转化为科学的一般（巴什拉把这种转化的表现形式称之为“认识论断裂”），或者产生出种新的科学一般，它既“包含”旧的科学一般，又否定旧的科学一般，也就是说，它规定着旧的科学一般的“相对”真理性和局限性。
    2。把“一般甲”加工成“一般丙”，即由“抽象”转化到“具体”（这里暂且把“一般甲”和“一般丙”的根本区别略过不谈），这项工作只涉及理论实践的过程，即完全“在认识过程中”进行。
上文即思维抽象（理论）成为思维具体的过程，其中“产生思维具体（认识）的过程”完全是在理论实践中展开:它虽然同实在具体有关，但这种实在具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马克思语），永远不可能同另一种“具体”（认识）混淆起来。”
因此，重要的是绝不能把抽象（“一般甲”）和具体（“一般丙”）的真实区别同抽象化（这是思维、科学和理论的本质）和具体（这是实在的本质）的区别混为一谈。
费尔巴哈恰恰把二者混淆了起来，处于费尔巴哈阶段的马克思也是如此。
因此，黑格尔关于概念、“辩证”运动（抽象的普遍性由此使自己成为具体）自生的观点的“表象”的根源就在于把在理论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不同类别的“抽象”和“一般”混淆了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当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时，他在两个问题上都搞混了：
    1。首先，黑格尔把产生科学认识的工作当成了“具体本身（实在）的产生过程”。不过，他只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又有了混淆，才陷入了这种“幻觉”之中。
    2。他把在认识过程开始时出现的普遍概念（例如：《逻辑学》中的普遍性概念和“存在”概念）当成了这一过程的本质和动力，当作“自我产生着的概念”；他把将被理论实践加工为认识（“一般丙”）的“一般甲”当成了加工过程的本质和动力！如果从另种实践那儿借用一个例子来作比较，这就等于说，是煤炭通过它的辩证的自我发展，产生出蒸汽机、工厂以及其他非凡的技术设备、传动设备、物理设备、化学设备、电器设备等，这些设备今天又使煤的开采和煤的无数变革成为可能！黑格尔之所以陷入这种幻觉，正是因为他把有关普遍性以及它的作用和意义的意识形态观点强加于理论实践的现实。然而，在实践的辩证法中，开始的抽象一般（“一般甲”），即被加工的一般，不同于进行加工的一般（“一般乙），更不同于作为加工产物的具体一般（“一般丙”），即认识（具体的理论）。
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不承认真实的质的不同和质的转变，不承认理论实践过程本身在本质上由中断所构成。他硬是要用一个意识形态的公式，即用简单内在性的发展的公式来解释这一切。也就是说，黑格尔下令规定，他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一般是在理论实践中发挥作用的三种一般:“ 一般甲”、“一般乙”、“一般丙”的唯一根本本质。
黑格尔的根本缺点不仅仅在于“思的”幻觉。这种思幻觉已经为费尔巴哈所揭露过，它实际上是把思维与存在、思维过程与存在过程、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等同了起来。思辦的罪过就在于此：思通过抽象颠倒了事物的顺序，把抽象概念的自生过程当成了具体实在的自生过程。
我们来作个小结：如果承认科学实践从抽象出发而产生出具体的认识，那也就是承认，“一般甲”作为理论实践的原料，与把它加工为“思维具体”即认识（“一般丙”）——的“一般乙”有着质的不同。否定区分两类一般的差別，不承认（进行加工的）“一般乙”（即“理论”）对（被加工的）“一般甲”的领先地位，这就是为马克思所摒弃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用“颠倒”的概念向我们指出的“清算”，不可能是把一种理论（即把概念的自生当作“具体的产生”，即实在的产生）颠倒成另一种相反的理论（即把实在的自生当作概念的产生，假如这种对立真正是有根据的，“颠倒”这个术语就可以使用了）。这种清算”是要把同科学实践的现实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理论抛弃，而代之以另一种不同质的理论，即要承认科学实践的本质，把这一本质同人们企图强加于它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认真地注意它的特性研究和阐述这些特性，研究和阐述这一承认的实际条件。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无非是长篇地论证了以下的论点：简单过程只存在于复杂的结构之中，简单范畴的普遍存在从不是原始存在，它只是在一个历史长过程的结尾，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出现；因此，我们在现实中永远遇不到单纯的简单性（不论是简单的本质或简单的范畴），而只是遇到复杂的、有结构的过程，只遇到存在和“具体”。正是这个根本原则才彻底驳倒了黑格尔矛盾的母型。
因为，如果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去认识黑格尔的模式，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比喻，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模式的确需要具有这种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具有这种在列宁的引言里提到的、分裂为两个对立面的、简单的原始统一体。这个原始统一体在把自己撕裂成为两个对立面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异化，使自己成为既是自已又是他物；而两个对立面则在两重性中具有统一性，在外在性中具有内在性。所以，它们各自是对方的对立面和抽象，由于每个对立面是对方的自在形式，它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为对方的抽象，这种状况直到对立面恢复了原有的统一性为止。对立面的相互抽象是对原来的统一性的否定，而新的统一体从原有统一体的撕裂和异化中又对这种抽象实现了否定，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内容。于是，对立面重归统一，重建起了新的简单统一体，不过，这个新的统一体由于原来的对立面已被否定而比旧统一体的内容更加丰富，这种新的统体作为一个总体是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大家可以看到，黑格尔模式的这个严格的逻辑推理势必把简单性、本质、同一、统一、否定分裂、异化、对立面、抽象、否定之否定、扬弃、总体等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就和盘托出了。
其上为黑格尔模式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所使用的和发挥作用的范畴，不是黑格尔的范畴，而是另一种范畴是在马克思的实践中发挥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
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
这也就是断言：黑格尔的总体仅仅表面是，而并不真正是由“领域”构成的；黑格尔总体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因而也不在于它的复杂结构；因此，在黑格尔总体中，没有主导结构，主导结构是使实在的复杂整体成为统一体的绝对条件，是使复杂整体真正成为政治实践的对象的绝对条件，而政治实践的宗旨就是要改造这种结构。如果说黑格尔关于社会总体的理论从来不构成某种政治的基础，如果说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黑格尔的政治，这绝不是一种偶然。
不仅如此。如果矛盾只是处于具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中才是矛盾，那么，人们考察复杂整体就不能脱离开矛盾，不能脱离开矛盾间的根本的不平衡关系。换句话说，每个矛盾、结构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间的一般关系，都是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
如果说条件无非是复杂整体的现实存在，条件同样也是复杂整体的矛盾本身，而每个矛盾反映着它在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中与其他矛盾的有机关系。
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承认，矛盾不再具有单一的含义（各个的作用和含义不再一成不变），因为矛盾本身和矛盾的本质反映着矛盾同复杂整体不平衡结构的关系。但必须补充的是，矛盾虽然不再具有单一含义，它并不因此而变得“模棱两可”。


相反，矛盾在不再具有单一含义以后，它的定义作用和本质就得到了严格的规定；根据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赋予矛盾的职能，矛盾从此就有了复杂的、有结构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请读者原凉我用这一长串修饰词，不过我承认，我更喜欢用一个较短的词：多元决定。
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例如社会形态，这是迄今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所真正致力的唯一对象）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整体（以及它的范畴、范畴的固定顺序）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的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上文即矛盾如何起作用。
正视人们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于阐明由对立面的同一占统治地位的现实是必需的，也就是说：1）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各矛盾之间和各矛盾方面之间地位的变化（我们把这种交替现象叫作转移）；2）对立面在一个真实统体内的“同一”（我们把这种“融合”现象叫作压缩）。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オ一劳水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
Summary of all 
    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平衡性”或“多元决定性”，而不平衡性本身又是矛盾的存在条件的反映，换句话说，始终既与的复杂整体的特殊不平衡结构（主导结构）就是矛盾的存在。根据这种理解，矛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建立在矛盾多元决定基础上的转移和压缩，由于它们在矛盾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规定着矛盾的阶段性（非对抗阶段、对抗阶段和爆炸阶段），这些阶段构成了复杂过程的存在，即“事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