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所以上大学最先考的是工科。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你不能干四十八小时的活儿，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1849年起定居伦敦），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论读书，我八十多岁了，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得不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就是了，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那一年数学考题非常之难，也不知道是谁出的，比我们中学所学的更深。其中有一个题目我还记得，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我知道连起来是一个内切小椭圆，给描出来了，可是列不出公式。有个同学数学学得非常好，考完了以后跟我讲，这道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经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另外，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个终身受益的启发：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就得另换一个坐标，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
我想，历史中真正学术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了了，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是行不通的。比如“文革”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什么都往上面套，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个科学的命题，它可能错，也可能对，但你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的，那是无产阶级的。可那时候我们就一定得按这个坐标去硬套，无论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得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很多东西都说不通。再比如，原来我们的坐标：地是不动的，日月星辰以大地为中心转动。后来哥白尼来了个革命，说大地是动的，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把坐标变过来了，不然很多现象讲不通。扩大来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这跟宗教不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那科学就没进步了。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６０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得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先生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杨武之，把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后来杨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还辞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请了一年病假，这是今天不能想象的了。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另外，钱先生是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而且不参与不行，也得硬把你拉进来。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也是他的欠缺——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我以为，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明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次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一次次的交谈中得到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轻视、看不起的那一面，没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比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画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回忆，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老也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而且我们那时候，没谁认为他是个名教授，可老要耍派头，我对他这点的印象也不好。
我欣赏某个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字字句句都得听他的，而且只听他一个人的。我想，任何一种学术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响的话，里边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就是说，我的老师并不限定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应该请教很多的老师。人类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能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好比我们吃东西，不能说牛奶有营养就光吃牛奶。你得杂食，各种东西的营养都吸收才行。
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可是你能感受到。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那就是真实，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过去人想得很简单，以为凭我们的理性就可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乃至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康德说，首先应该看不见空气，可定空气仔仕。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因为上帝 everywhere and nowhere （无所不在，却又踪迹全无），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 （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你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对好友Horatio 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那么一点点。许多东西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你在观念上达到更高的层次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勉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不过我想，做学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路径，并不是规定死了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走。何况我从来不打算做学者或专家，只想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
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可是始终也没有追求到。他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就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那并不等于幸福。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或者你体育好，篮球棒，每次上场就看你的了，那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算，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了，最保险、最安全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比如李讷是学历史的，假如她在历史所，跟着她走肯定错不了。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旧社会没这个问题，比的就是谁的书念得棒，或者谁在某方面有特殊的才能，大家就尊敬谁，这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解放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并未随父亲南行，在革大和我同班。他是1920年生人，比我大一岁，出生那年杜威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胡适就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做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不过，一个人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多少是假的，这个很难确定。而且在假话里，有多少只是应付场面，又有多少是真正给你做假的，也很难确定。
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
中国人喜欢称“大”，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大总统”，后来历任都以“大总统”称呼。其实所谓的“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原文中并无一个“大”字，没有说“美国大总统”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小故事，说苏州干旱老不下雨，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龙王爷回答说：“现在‘老爷’都称‘大老爷’，你怎么不给我加‘大’字？”求雨的人赶紧加上，说：“大老爷，大老爷，请你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见这个“大”字是中国人的创作。
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了。比如42级地质系，大约不足二十人，已经有了五六位院士。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做个大小领导，甚至于比较高的领导。当然也有被政治斗争淘汰的，这总难免了。还有一种就是不成材的，包括我在内，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不应该过分功利，而在一种内在的价值，所以一辈子一事无成也是这个原因。
在这个星球上，存在一个伟大的真理：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做什么，当你渴望得到某种东西时，最终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这个愿望来自宇宙的灵魂，整个宇宙会合力助你实现愿望。——《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相信大自然”使他宽容、不争，“相信美”体现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欣赏、无止境的漫游。但也不是“追求”，这个词太事功、太紧张了，甚至有点“革命腔”，与何先生的作风相距甚远。闲谈中，我发现他（或他那一辈人）对很多词的理解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比如“混饭吃”，于我是一个非常难堪的词，很不光彩。但对他来说，“吃饭”是第一需求，所以在他的语境中，并没有赋予这个词更多的道德意味，反而多了一种轻松。类似的情况很多，同样，“追求”二字对他也是严重了，大概会让他不知所措，以为在说别人。何先生小时候喜欢朱光潜的文章，其中《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里的“慢慢走，欣赏啊！”，这正符合他的人生观。生活在他好比是看风景，很美，于是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并没有奋力地“追”或者“求”，却是自然而然就接近了。这就是境界吧，和百米冲刺是不一样的。何先生总说自己自由散漫惯了，从小到老始终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读书方式，到头来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也许别人把这当作一句谦辞，不过我以为，他是真心的。因为他知道更高的境界在哪里，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这种局限不是出大力、流大汗可以弥补的，而自己在闲暇之余完成的那些有兴趣的事，除了内心的满足，在他看来没什么特别。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至此，我终于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内涵，同时明白了为什么何先生可以跨越人生的幻灭。要信就信更永恒、更无限的东西。这个广阔的宇宙真实存在，而你的内心也是无限深远的真实，那才是最值得我们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