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由于世代交替失衡，领导阶层和精英的组成无法符合受到数十年来物质进步所驱动的人民的期望。这凸显了东方学者的困境或陷阱。我们能否假设，旧有制度迟早会崩坏，并且被真正的人民主权所取代？这是勇敢的东南亚人权斗士一再提出的愿景：未来会有希望。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纪录看起来并不乐观；暴力压迫无止境地循环，中间有时出现稳定的良性专制政府，它们在使人民享有合理财富与满足的同时，也限制群众行动并掩盖人民的挫折感。事实上，独立早期的高度现代主义已被传统的社会与文化行为所取代，这些行为更多深植于前殖民时期的印度教与佛教思想。
这是我从自己在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早期东南亚政治研究中所观察到的趋势。探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新加坡的李光耀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当代集权领袖，如何在表面民主的背景下合法化强人统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倾向恢复前殖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权利与责任被置于牵涉义务与无条件服从的更加死板与阶级化的框架中。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我在这里看见了对神圣王权传统模式（包含严谨、不带批判的忠诚）的调整，以作为象征性且通常自视良好的政绩的回报，而不是迈向更加开放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趋势。权力基础非但未向外扩展，反而变得更加狭窄，这无可避免地意味着，挑战会遭到武力反制与削弱。
很久以后，东南亚仿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系列更符合以“普世”人权与人类安全标准为基础的新兴全球规范价值观。2005年，一群多为前任领袖且恰巧全是男性的杰出人士齐聚一堂，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起草宪章。东盟成立于冷战高峰时期的1967年，主要是作为安全机制，让五个创始成员国有一个商议平台，可在区域内冲突发生前先发制人，并提高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有段时间，东盟相当于非正式的清谈组织，主要功能在于平衡东南亚地区的各种势力与处理悬而未解的猜疑（大多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中得到解决）。但是，东盟不久后有了常设机构：位于雅加达的秘书处，以及一个勉强能用以消除贸易壁垒的架构。世界大国极力劝说东盟制定安全措施，因此协会成立了讨论安全议题的区域论坛。不过，还有更大的问题：目前包含东南亚全部十个国家的东盟，代表着哪一种群体与社会？最终，2008年由十国领袖协议与签署的东盟宪章，严谨保护着国家的完整、定义主权与不干预的原则，在提倡个人权利方面却草率了事。根据宪章第一条第七项，其目的之一是“巩固民主、促进良好的治理与法规，提倡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兼顾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自始至终，重点都落在成员国而非区域个别公民的权利上，而宪章制定的人权条款，至今未对遭到国家暴力与迫害的受害者做出任何贡献。
由自私精英长期维护的绝对权力所衍生的破坏性文化，展现了旧有体制的延续，尽管在无能领袖的统治下，东南亚人民仍有显著进步，并且学会了对抗时代错误加诸人民主权的限制。就物质层面来说，人均所得让人们有办法买房与养家活口，在公民服务与设施水平足以媲美发达国家许多城市的大型现代都市中心，可观的中产阶级人口逐渐增加。东南亚的乡村地区普遍识字率高，享有基础医疗服务，虽然仍有少部分地区相对贫困，却没有真正的穷人。虽然社会与物质水平明显进步，但还是存在一种虚幻的现实：国家认为人民须为集权政府强加的规范所控制，这些规范明定学校教育可以包含多大尺度的真相、个人可以拥有多少土地，或是报纸可以刊登哪些内容。互联网的应用与社交媒体的高度普及，尚且无法克服这些约束；泰国一项严厉的计算机犯罪法案，允许警察以脸书或推特发文为罪名将人移送法办；马来西亚警察多次拘捕在社交媒体上张贴有意冒犯君主的信息与文章的人；而在印度尼西亚，一对同性恋情侣因为在脸书上发文互相示爱而遭逮捕。有鉴于种种限制，民主的确很难有太多进展。东南亚人民的主要挑战是难以公开表达关切：言论自由与人民主权依然受到束缚与限制。
那么，为何这些传统的权力模式至今依然存在？为何泰国是军人当政，而在缅甸这种情况又为何更加严重？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人民不能通过司法或民意来谴责他们的领袖？为何在菲律宾，有半数财富进了20%人口的口袋，同时，真正的政权落在少数家族手中？回顾这些国家尚未独立的时期，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有的权力与政府模式符合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因此受到殖民行政官的维护与改制。他们发现，既有统治者的正统性与社会的严格分化（譬如平民与贵族间的区别），是实用与有效的治理手段。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6)曾写道，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事迹是，“他们与势力强大的爪哇封建领主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前荷兰官员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在1860年以笔名穆尔塔图利（Multatuli，拉丁文，意指“我受尽折磨”）出版的著名小说《马克斯·哈韦拉尔》（Max Havelaar）中详细解释了这个体系。书中描述了荷兰人借由当地爪哇贵族的权势强迫爪哇农夫耕种作物的制度。这些低阶贵族被授予“驻区长”（Resident）的头衔，大多从属于更年轻资浅、获授“副驻区长”厚颜头衔的荷兰官员。德克尔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一切造成了低阶官员指挥高阶官员的诡异情况。”此情形令19世纪中期的读者大感吃惊。应荷兰人要求，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甘蔗或稻米，“一项再简单不过的政策就够了。农民服从他的首领；因此只需要说服这些首领、承诺给他们部分的收益……而这个策略完全成功了。”德克尔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引起轰动，并迫使荷兰人考虑改革这项种植系统。爪哇等地对当地首领或封建领主始终存有义务感，这种情感在国家独立后延续下来，也是令普拉姆迪亚如此愤怒的原因。很久之后的1970年代，在荷兰殖民时代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阿拉伯裔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家赛义德·侯赛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发表一项突破性研究，揭穿殖民者认为当地农民懒惰成性的真相。他暗示，殖民势力对于当地人游手好闲、工作效率低落的固有看法，之后转移到后殖民国家，让政府鄙视贫困的人民，认为有必要不断指导与鞭策他们。
当地人好逸恶劳的迷思，也源自政府对愤怒、意图谋反的农民的恐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淘汰他们。随着殖民地缅甸与马来亚引进印度与中国劳工，当地的歧视现状与阶级制度，也自然成为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在缺乏人力或未能劝诱掌权精英及其从属农民提高生产力的情况下，殖民主义者进口大批契约劳工，进而形成了如今依然存在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与歧视。在殖民地缅甸，1940年的仰光有多达半数人口都是印度人。从19世纪中期开始，成千上万名广东人、福建人与客家人，搭上每月抵达的轮船逃离中国沿岸穷困地区，途经新加坡及曼谷港口，来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今日，新加坡依然是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城市国家。到了20世纪早期，曼谷有半数人口为华裔。在1957年独立的马来西亚，马来亚地区的印度与中国移民人口总计近全国人口的半数。
众多外地人涌入当地，进入特定职场（如房地产从业人员与销售员），或许是欧洲在东南亚殖民统治最不为人知的社会遗产，促成一种严格界定、名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形式。现今，多元主义意指一种健康的多元化形式，拥有不同血统、信仰或政治观的人们得以融洽相处。其原始定义衍生自驻缅甸英国殖民官员弗尼瓦尔的著作。他在当地观察到不同族群的成员因为殖民经济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会在仰光与雅加达的市场里“共处，但并未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想法与方式，”他写道，“他们虽然会见面，但这样的关系只发生在到市场买卖东西时。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社群里的各个族群在同一个政治体中共享生活空间。”殖民势力利用精确的种族分隔界线控制当地人口，使东南亚区域在建立现代国家时继承了分裂的社会。
现代马来西亚与缅甸仍然受多元主义陋习所禁锢，这也解释了当代的一些社会弊病及其成因。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穆斯林超过一百万人，构成相当大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为贫困的渔夫与农民。而这个缅甸境内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毗邻孟加拉国的若开邦，大多数人为佛教徒。他们引用英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引进孟加拉国劳工的纪录，拒绝承认罗兴亚人是本地民族。即便今日政府向所有罗兴亚人担保，他们都有资格享有某种形式的公民身份，但官方繁复的身份审核程序让他们迟迟无法取得国籍。由于权利遭到剥削，罗兴亚人被迫流亡到脏乱营地，或搭上破旧小船远走他乡，因此发生武装抗争运动也不足为奇。2016年年末，若开邦北部爆发冲突，引起一些情报单位推论，罗兴亚人的武装抗争已经与巴基斯坦的宗教恐怖组织挂钩。罗兴亚人的悲惨处境鲜明地呈现出过去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分化与管理问题，至今犹存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各个国家通过不同方式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社会弊病。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社会曾经存在着异族通婚与一定程度的文化同化。但在缅甸与马来亚地区，英国统治者极力加深劳工间的种族分化，使得种族偏见与政治冲突根植于社会。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公民身份遭到否认，并于1947年缅甸独立后被迫离境，至于那些仍旧留在缅甸的人，则被贬抑泛称为“卡喇”（Kalar）。
在现代马来西亚，主要来自南印的印度社群不但贫穷，政治上也屈居弱势；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的华人族群虽然生活富裕，却饱受歧视。马来西亚为了提供马来人国家补助，在1970年代制定充满歧视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会有这项政策，是因为华人拥有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将有利可图的合约授予马来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高阶行政职员都必须包含马来人。因此，许多华人移居国外，大部分在以华人居多数的新加坡定居。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平等加深了剥削与贪腐，富有的华人企业为了生存，只能贿赂马来人为主的政治势力。
东南亚的政治发展充满矛盾。面对过时的权力与赡徇结构，以及巩固这些架构的殖民剥削模式，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东南亚所有国家争取独立的奋斗都涉及现代性的呼吁，不是来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自由与自主原则，就是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席卷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捕捉到现代民族主义渐起的东南亚作品之中，或许就属普拉姆迪亚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