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接生员

这一章看下来是全书最让我感到不适的一章，甚至乎是在看恐怖小说的程度。看《生门》里面的种种案例可知，即使是放到现在，分娩对于女人而言依然是高风险行为。更妄论90年代初期农村地区的分娩。书中给出的数据，指到1952 年，卫生部妇婴卫生小组组长估计，每年有 1700 万妇女生育，产妇死亡率为15‰，一半是死于产褥热。新生儿死亡率为 20%，其中三分之一是死于四六风。
分娩行为高危又被视为不洁，产妇无论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都无法得到重视。走过了鬼门关后不久就又要重新下田劳作。老一辈常说的 “以前的产妇不娇气，生完就下地干活。”，案件是真实的可惜结论是错误的。妇女是因为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集体化挣工分的迫切而影响产后恢复，休息不够百日就要下田劳作引发一系列的后遗症。
再到正常性生活中的避孕环节，如果不避孕就可能无法避免一直重复生育的危险。至于使用避孕套，如果当年的卫生局和妇联没有免费派发避孕套的话（书里没有提到费用问题），那么估计贫苦的村民们也不会在这一块上花钱。而避孕用的子宫帽和金属环置入女性体内也是大概率会引发后遗症。
在中医和礼仪的文字中，分娩本身被视作是一个不洁和危险的场合。
南郑县一句流行的谚语概括了这种危险：“儿奔生，娘奔死。” 难产的情况下，母子的生死便取决于当地产婆的技术。1950 年代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产婆，这些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婴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用斧头砍绳，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 这样似乎是为了以井口来象征产妇的阴门，井绳象征脐带。）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问产妇的长辈要孩子还是要母亲；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
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
“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西瓜生”是指胎儿生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然而，有经验的产婆则会用手把浆包撕开，把婴儿拉出来。如果婴儿不啼哭，她会撕下一片糊窗户的纸，放在婴儿胸前焚烧以助其呼吸。18 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有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
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如果婴儿的屁股先出来（莲花生），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婴儿的头就先顶出来一个包（顶包生），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19 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这些描述突出了有经验产婆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她们有时采取的残酷措施。1949 年以前的陕西农村，分娩时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石翠玉的母亲和两个婶婶都于一百天内相继死于难产，造成了十三个孩子没有母亲的悲剧。后
来，当她开始在 G 村学习接生时，明白了她其中一个婶婶是死于胎盘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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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工分的迫切性也影响了坐月子和产后恢复，使得妇女们往往休息不到一百天就回到田里去劳作。产妇一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恢复身体。很多妇女在讲述中都抱怨自己由于产后休息不够而患上了关节炎和其他病痛。这些病症在她们年老的时候加剧并折磨着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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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生殖健康中的避孕在农村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1956 年，中共政府开始在农村地区宣传避孕，此举比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早几十年。陕西省卫生局和妇联带头开展节育工作。干部们参加县里和乡里的会议去学习有关避孕套和子宫帽的知识，然后回到家中向当地的妇女宣扬计划生育的好处，告诉她们生更多的孩子意味着她们的负担更沉重。卫生局的官员让工作者们也向男子宣扬计划生育，“达到双方合作”。县妇婴诊所和医院也被要求出售节育工具和药物，虽然这些活动在 1956 年仍处于试验阶段。一直到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势头有所减弱的时候，妇联召集干部去学习节育政策，制定个人生育计划以树立榜样，并向农村妇女ᨀ供避孕方面的指导。干部们虽然展示了一些避孕器具的样品，却没有把它们分发出去。卫生局的工作报告表明，很多村民都将避孕看成是不道德的行为，认为一个人有多
少孩子是命定的。卫生局还警告道，宣传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应该避免“流于庸俗化的偏向”。具体是什么偏向并未说明，但是很明显大家对公开谈论两性关系感到不自在。卫生局还ᨀ议每个诊所收集每个请求节育的妇女及其丈夫的名字、年龄、从事的行业；她的生育和避孕历史；她想要避孕的原因；ᨀ供给她的避孕方法的效果。这次早期的试图收集登记避孕妇女有关数据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并没有得到广泛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