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为开放式的阐释何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

“足够好”是能引人思考的“好”，也就是有营养的故事。

妇女所得的公分一直比男人的低，虽然适合妇女的任务在不断地增多。积极分子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同男人平等的，但是无论是在田里还是在家中，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和薪酬差距）都被广泛的地视作是理所应当的。P1

在妇联的工作报告和指导方针中，有两种显而易见的假设：第一种需要巡洋那些特属于女性的利益，妇女们才能被动员起来；第二种是，妇女在家庭中影响男人的能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前那种将妇女描写成家长制下软弱无能的受害者形象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妇联的干部们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女人才能与男人平等。合作社会在农忙时安排短期的托儿服务，妇女们轮流做饭，而同时她们还要在地里劳作以争取跟男人同工同酬。1954年中，妇联的工作报告称，加入合作社、担任领导职位、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都在上升。一份相近的初级合作社组织组织方案提议，要确保妇女和男人一样有加入合作社的权利。该方案被1956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方案明确规定要为妇女保留一定百分比的领导席位，要求合作社帮助妇女们客服那些阻碍他们顺利从事生产的困难，要求对产后妇女采取保护措施，并呼吁要在弄满季节建立托儿设施。P4

在处理同酬和调和社会性别差异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妇联的干部们预期会有关于平等、差异和歧视等问题的论争。类似的论争在十年后在美国出现。合作社“无条件地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可以有多种解释。它是意味着同种工作同酬，还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工作同酬？同等价值应该如何计算？妇联在1955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妇女的生理和男子不同。她本身就存在着身体弱，经期，孕期，孩子拖累和负担着家务活路的主要特点。所以我们根据妇女的这些特点来进行工作的..所以体力强，没有孩子的大脚和家务少的妇女分配到远地和坡地做活。体力弱，孩子多，家务多的妇女分配到近处地理做活。’当妇女被分配到的工作不同于男子是，还应该理解为有长期生理不通产生的结果呢？还是由暂时性的不是造成的？还是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劳动分工（家务活）得出的结果呢？应该如何准确地将妇女在年龄、力气、身体灵敏度和及以上的差别考虑在内？特别值得人们主义的是，面对当地领导的冷漠和国家时有时无的支持这些情况，妇联在这个时期的文字展现了界定和倡导妇女利益的决心。..."干部和农民们，无论男女，通常都将这个解释成干农活时所需体力不同而带来的结果"P14

陕西农村各地的妇联报告继续提到，在妇女的工作跟男人的一样、工作的质量也都一样好的情况下，妇女得到的公分通常还是比男人少。然而，妇女们似乎没有抓着更低的工资不放，把它当成是一直以来严重不满的根本原因。很多妇女坚持认为，即使她们在一天的劳动中分配到的工人比男人少，他们依然是与男人平等的。这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人们一般讲平等理解成是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特征，而不是经济领域的特征。国家将男女平等宣传是一种既成事实，意味着他们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党和国家的官方分析为人，政治平等在国家上来前作保证的那一时刻就已经获得了；妇女享受平等政治地位的能力仅受到家庭里封建残余的限制，而非受到国家用户支持的公分做法的限制P18

男人到哪里去了呢？根据有关社会主义“高潮”的官方资料记载，妇女成为常规的农业劳动力后，男人因此得以腾出来去参加其他的合作社劳动。

Labour as an imagined commodity -- Richard Biernacki

如“恓惶”一样，“封建”一词并不是只存在于解放前；我们在关于解放后社会的故事里，特别是有关对年老的公婆或落后丈夫的态度时，会发现 “封建残余”这样的词。然而，不像“恓惶”，“封建”一词总是处在不断被取代的过程。故事说，解放后妇女不再被束缚在家里。革命赐予了她们另一种独特的人格：她们能安全地进入非家庭领域，为经济做贡献并主动参与政治。 出去开会和上班、在田地里劳作、对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有发言权、成为妇女 干部或劳模——这一切都取决于她们在乡村的空间里活动、有时甚至超越这个空间的能力。

诉苦故事暗含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并暗示了二十世纪初的可怕苦难的终结。如果把这些故事看成一个类型，则它们都有相同的叙事弧：“恓惶”是 问题，“封建”是问题的根源，“解放”是解决方案。然而，虽然这个公式化的说法很有力，但这些故事的细节传递出的信息通常比这个叙事弧透露出的信息要更为复杂。尽管诉苦的故事线强有力，但它却几乎没有突出那些使农村妇女“恓惶”的重要构件：身强力壮的男性亲属的缺席、带威胁的陌生男人的存在；喜欢压榨的国家官员、国家并未供任何救济；要求妇女几乎只靠她们自己的劳动谋生、并为孩子提供吃穿。“恓惶”并不总是像故事讲述者说的那样，只属于解放前的过去。它有力地描述了集体化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妇女在谈当下的改革时代时也频繁地用到这个词。

与此同时，“封建”以及有关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的故事套路却总是与妇女们讲述的故事细节相矛盾。山秀珍辗转各地的经历表明，30 和 40 年代的女子通常并不束缚在家庭空间内。她们在混乱的外面世界奔波流离，不过这种身体上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解放和摆脱束缚，而是意味着艰辛、危险、抛头露 面和羞耻。

诉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伤痛，用受封建禁锢的苦楚去替代在危险环境下奔波劳累的苦楚。当妇女们说封建主义将她们禁锢在家里 的时候，她们说的是一种对妇女的社会成规——幽居在家——她们或许曾经想要过这种幽居生活，但是贫困却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可以说，通过诉苦，她们拒绝了一种曾经拒绝过她们的社会规范。与此同时，当她们断言封建主义让她们与 世隔绝的时候，她们也声称这种社会规范曾延及她们，她们曾经也算得上是让人尊敬的、有美好品德的女子。这类女子本应该受到庇护，免遭伤害。 因此尽管强有力，诉苦故事却远不能为妇女们的生命提供一个充分的叙事框架。它作为唯一的革命自述模式已经将注意力从许多重要问题上移开，诸如革命进程一开始是如何被理解的，又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记忆、被修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妇女可以在农村及以外的空间更安全地走动， 她们学会了拒绝那些关于女子受到尊敬的观念。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她们在1949 年之前可能也会遵循这些观念。她们也学会了将自己过去的故事错记 成是一个生活封闭而不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故事。这么一来，她们间接地强化了妇女幽闭在家的美德，尽管她们其实是在谴责这种美德。 （34）

她们关于青年时期的记忆和革命的记忆缠绕在一起。甚至那些记错了集 体化的不同阶段或给政府发动的主要运动重新取了名字的妇女,通常都对 50 年 代初的一些时刻有生动的记忆。她们记得歌唱自主婚姻的时刻,表演地方戏的 时刻,或在秋收的时候挨家挨户地动员她们的邻居去加夜班扬谷的时刻。她们 将最初的革命时刻记忆成是讲述她们自己的热情和发现自身可能性的地方。

那个最初的革命时刻之后常常紧接着的是对数十年的模糊记忆。在这几 十年间,政治变革被新兴家庭的需求所遮盖,革命虽然从未受到批判,却不再 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她们记忆起自己持续“恓惶”和不断被家务 活及贫穷压垮的状态,在面对懒惰的公婆挑战自己耐心时仍能维持家庭和谐的 能耐,辛劳工作和有效地利用稀少的家庭资源的能力。这些都是她们记忆的自 己的美德,但她们经常发现,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们既不了解她们的成就,也不 可能在这些事情上胜过她们。

她们关于 50 年代的故事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悲悯或哀怜之 情,而是表达出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抗议。社会曾倚赖并且要求她们付出大量 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负担。这些故事 醒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依靠了妇女在棉田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 力,还依靠了她们被全盘遮蔽了的家务劳动。

“可怜” 依然是农村妇女们在评价自己生命时持续使用的一个词。她们使用这个词的原 因已经变了。她们的青年时期是在一个赤贫和危险的社会中度过的。她们将自 己的工作生涯,无论愿意与否,都给予了一套曾无休止地从她们身上榨取劳动 和精力的社会安排。这套社会安排现在却遭到了批判。

党和国家断言,革命将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从“内部”领域转向“外 部”领域——后者是工作有报酬、政治公开和可获得解放的重要地方。这一说 法值得重新审视。当“内部”领域的劳动无法在国家 供的关于解放的话语中 得到表达——残余的、乏味的、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消失——妇女日常生活的 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甚至她们自己都无法表述出来,只是在夜间针线活上才 会用有关美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然而,副业的消失、孩子的出现及养活他们 的需要、大家庭的缓慢解体都使家庭时间的内容在集体化时期发生剧烈变化。 妇女生活中家庭时间和运动时间之纠缠表明,官方关于政治变革——一半的农 村人口都历经了这种变革——的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