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

所以关于“历史真相”一说，确实带有太多主观记忆的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也无非是记述者的记忆罢了。经常听身边的人反复讲述一个故事，总会发现每次的叙述多少有些差池，而且重复的次数越多，越添加进个人的主观感受，这就让听者无法客观得到故事的真相，而更多陷入讲述者的情绪中了。

作为纯粹说故事的人，我们能做的恐怕是尽量还原真相，做到“价值无涉”；而作为听者，则不得不对“听说的故事”保留一定“戒心”，去判断哪些可能是真实，哪些可能包含了言说者的情感，可共鸣，却不可尽信。

记忆有社会性别吗?如果有的话，它看起像什么?听起来又像什么?我们如何 知道是叙述者的社会性别，而不是她们的农村身份、个人境况或一系列其他因 素，影响了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影响了我们对一个事件是否值得记忆和讲述所 作的评断?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农村，记忆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 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依恋、不满和集体的轴线的故事?记忆或许没 有社会性别;这样的􏰁法将社会性别假定为一成不变，而不是一套不断变动的 社会和象征关系。但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 的影响。

……

国家话语􏰁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 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组。透过这 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 “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类别中去。用来表示 1949 年国家权力变更的“解放” 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 件的一种特定理解。将“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 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权词汇一样，“解放”一词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 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 方的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 “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29 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旧社会”一 词去指 20 世纪 40 年代。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左右“大跃进”饥 荒结束的时候，囊括了整个我们试图要考查的时期。一位对另一个社区的农村 妇女进行访谈的中国调研者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 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 80 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的生活。30 她们这样做，其实 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 的甜”进行了再加工。31 与之前的官方“诉苦”􏰀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 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作者ucsc个人网站公布全译版，张赟 译。删减版由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导言

• 好故事的意义：虽不在于对过去的“完整”理解，但出人意料、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并可供再阐释，被编织进入许多更大的叙事里。（p3）
• 在新中国成立30年间农村的巨变中，被双重边缘化的农村妇女的声音未曾被听见。她们如何回应、参与政府政策和地方社会实践，并如何在这一过程中重塑自身？
• 本书关切：从地方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一 框架

• “框架”介绍地点的重要性、档案资料的缺陷、访谈的不可预见性、记忆的可塑性等。
• 对地点的强调基于“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认识，国家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和当地特色。在材料方面，档案资料对文本的社会效果往往没有清晰记录，文档之间的层级逻辑可能掩盖事实本身的运作方式。本书利用大量口述材料，并关注其产生的语境，如访谈者的“外来身份”，一定程度上使她们得以听闻一些隐秘的故事。
• 妇女的记忆在访谈中被要求编织出叙事结构，同时采访者从村庄中的不同视角来检定她们的叙述，也根据其叙述变换提问方式。
  • 对于受访者来说，叙述是一个机会，所叙述的信息一定有与当下相关的意图。从叙述的矛盾中，探寻是什么激发了变动的意义和阐释。
  • 对于作者来说，她希望动摇“使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这样一个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
• 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一定受到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受访妇女常会“记错”国家时间，革新国家话语，有时事实上成了反对国家的工具。与国家发展目标相比，家庭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决定了妇女的记忆与遗忘。
  • 记忆的时间结构：孩子出生的生肖
  • 好女人：强调勤劳、能干、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等明显不同于男人的品德。
  • 可怜：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公认特点，是政治联合的符号工具；对妇女来说，反映了她们对自我牺牲未被国家和家庭感恩的失落或批判。
• 接下来的章节围绕被访妇女生命所历各种身份展开。

二 家里没人

民国动荡—1949共产党到来

“妇女在革命前被困在家中”故事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革命赋予她们的历史情境中，她们常常将自己放置到壮烈的、引人注目的场景中，放到大事件的中心位置。但她们直到很久以后，才充分理解这些大事件的意义。在她们的故事中，她们变成了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主角。”（p4）

• 居家是当时关中、陕南的贫穷妇女无法获得的特权，事实上，男人往往应征入伍，她们对家庭经济贡献巨大，在外干农活，在内纺线织布。但社会动荡使得很多女性被卖作童养媳，医疗卫生水平的低下使许多女性死于生产，“家里没人”使得女性外出时面临被绑架和强暴的危险。
• 受访妇女在叙述中表达出了连贯的自我意识，强调自己受压迫，但并未“封建过”。
• 官方“诉苦”的叙事弧：“恓惶”是问题，“封建”是问题根源，“解放”是解决方案。这一模式在强调以阶级为基础的苦难和剥削的同时，抹去了女性并非由于共产党的到来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这一事实，也将陕西妇女一直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这一事实排除在新的国家话语之外。它并不能为妇女的真实生命体验提供充分的叙事框架，而妇女在不断的诉说中将自己的故事错记为一个生活封闭而并非得不到保护的故事。
• 尽管党和国家使得公共空间变得更安全，但对农村妇女而言，“恓惶”并不只属于解放前，而是贯穿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时代。

三 寡妇

50年代初期，土改运动，互助组

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组织者的互动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妇女去除在家外劳动的耻辱，并在土改中将土地也分给女人。但土改掩盖了妇女放射和织布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使得妇女在家的织布工作成为无酬劳动。
• 社会变革被纳入地方性叙述和记忆的过程中，拒绝再嫁的劳模曹竹香的故事体现出国家指令通过迎合地方规范获得更大影响力，将村庄与更大的社会联系起来，也作为国家美德的化身，延伸到地方空间。作为消费对象的劳模必须同时具备农耕技能和古老妇德典范，“是封建残余给她的威信”。
• 蹲点干部致力于游说妇女，使其带动整个家庭推进国家颇受争议的政策，如当妇女支持统购统销时，国家效应便延伸到家庭内部。她们与农村妇女建立亲密家庭关系，但也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力不从心。在引导妇女们塑造自己的”诉苦故事”时，妇女干部认为妇女“思想比较单纯”，比男人易于动员。

【Timothy Mitchell的“国家效应：国家通过一系列化身（领导、积极分子、劳模）进入、控制社会】

四 积极分子

当时年轻的农村妇女为实施1950年《婚姻法》进行的大规模运动

• “封建”被定义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党和国家通过将妇女刻画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正当化其对农村生活进行的干预。冬学为妇女走出“封建”提供了初步的方法，但由于妇女日常生活的事务繁多，扫盲她们是一个难以实现且很快被放弃的目标，在她们的记忆中也没有太多痕迹。
  • 妇女融入公共空间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在集体化时期繁多的会议上唱歌，这是她们消磨时光的体面场所。
• 婚姻法在实践中是以政策制定者们未曾预见甚至允许的方式被理解和运用的。
• 妇联干部们在地方推行婚姻法——国家对家庭的强制——时遭遇重重阻碍，在具体实施时强调维护家庭和睦，有时主张妇女拒绝离婚、牺牲自我，离婚时也背离法律对离婚妇女财产权的规定，经常要求她们妥协，放弃财产或孩子。
• 总之，许多积极推动婚姻改革年轻妇女在自己的遭遇中往往孤立无援，党和国家许诺的性别平等和婚姻自由与实际情况相左。事实上婚姻习俗的变革也并不是在国家干预下迅速发生的饿，而是在社会交往和风俗中缓慢变迁的。

五 农民

农业女性化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的影响

• 尽管适合妇女或被认为是适合妇女的任务不断增多，妇女对工作的完成度也并不逊于男人，她们所得的工分依然低于男人。虽然妇联干部们宣传只有在社会主义下男女才平等，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家庭和社会分工依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很多妇女理解的“平等”限于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则不然。妇女由于家务劳动的分割，在公共劳动这一唯一被认可的社会主义领域中无法达到与男人相同的参与度。
• 20世纪50年代，高级合作社出现后，妇女对田野劳动的记忆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增加了妇女之间的交流，扩展其社交世界；二是提高了妇女的工作在农村生活中的地位；三是妇女生产的手工艺品的市场化程度急剧降低，限制了妇女增加家庭收入的方式；四是工分制对上工的压力，使得很多妇女牺牲了生殖健康。
• 在农业女性化的过程中，妇女被认为适合干各种各样的重活，但任何与机器有关的活却属于男人。与之相应的是，由于妇女的劳动，麦子、棉花、玉米等作物的年产量都显著提高。

六 接生员

民间对女性生育的恐惧、污名与国家运动宣扬的安全、卫生的接生实践之间的张力

• 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的新法接生运动和实践只在短期内得到国家的关注。总体而言，新法接生在农村地区的传播不均衡，实际造成的分娩方式变化并不显著，直到70年代才在陕西普及。
• 旧产婆的操作缺乏卫生性，往往混杂各种巫术，但她们是绝大部农村地区妇女唯一可获得的资源。与宣传文字中将旧产婆等同于封建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的态度不同，新法接生运动中，蹲点干部更多地是利用她们在土改中对政府的好感鼓励她们接受复训。而在叙述这些转型后的产婆的官方话语中，重点变成了宣传她们劳模般的坚韧不拔、心系集体、感怀国家。
• 合作化以来对妇女卫生的讨论是动员妇女参与集体劳动的计划之一部分，但实际上卫生站、接生员的配备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1956年，政府开始在农村宣传避孕，虽受到一些妇女的拥护，但与地方保守观念造成一些冲突。1958年起规定妇女可享有的产前、产后各一个月的产假，在实践中并不为很多妇女采纳，因为家贫需要赚工分。
• 在陕西，与在中国很多地区一样，女性生育被认为是不祥之事。而由于国家进步、科学话语的强力，围绕接生的一些灵异经历不敢被说出。虽被定义为国家现代性的反面，但这些更古老的、有关鬼怪的时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与新政权长期共存。这是妇女的记忆呈现出的更丰富、真实的历史。

七 母亲

婴儿存活率上升、农业进一步女性化，精疲力竭生养孩子的妇女。

集体劳动是惟一一种国家认可和重视的妇女劳动形式，家务劳动则被忽视。

• 农村社会主义遮蔽了妇女的大部分实际劳动。在集体化时期，家庭被视为残余、被动的人类活动领域。在家庭时间内，妇女照顾不断增多的孩子，为他们提供吃穿，在家纺织、夜里做针线活等等，这些在家庭内的工作得不到国家认可和正当报酬。与此同时，财政和政治需要使得她们必须在田里不断从事集体劳作。
• 随着家庭的扩大，年迈父母选择以分家来保护自己，以免除分担当前家务的负担，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有年幼孩子的妇女的工作量。
• 国家曾尝试为妇女缓解后顾之忧，但成效甚微。托儿所和“保娃组”得不到来自政府的足够经费支持和技术指导，在实际方法上问题重重。新法接生减少了死于四六风和产伤的婴儿人数，但因医疗缺乏死于麻疹、脑膜炎及其他疾病的婴孩依然很多。母亲丧孩的恐惧和悲痛在集体主义时代并未得到解决，而女劳模在讲述自己缺席儿女生命的记忆时，却显得“大义凛然”。
• 1979年后，在五六十年代饱受生育之苦的妇女们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而男人们由于对生育负担没有现实体认，时常反对计划生育。
• 集体主义时代母亲一直不被认可的劳动，持续塑造着当下的欲望和冲突。

八 模范

妇女大规模植棉

妇女劳模如何被创造，国家语汇对其自我认知和故事“内在性”的影响

• 妇女劳模是被“发现和培养”出来的，选定之后需要将其变为一个能说会道的讲演者。
• 她们是承载革命美德的容器，她们成了将农村空间与国家空间联系到一起的地标，她们的记忆具有这一边界地标的模糊特性，她们在家庭领域之外从事日常劳动、持续地生产激励作用。全国劳模的作用则超出了农业推广工具和国家效果化身，成了集体化可行性的发言人。
• 而女劳模的记忆呈现出对集体时代的劳模话语完整的保存，而并非越界的、反思性的故事的源头，但这为历史学界对“内在自我”的概念提供了反思的契机。这些话语随后被极少关注这些妇女的改革时代的世界抛弃。

九 劳动者

大跃进、大饥荒时期

运动时间与家庭内部时间的联系。农业女性化进一步加深及其对后来经济改革的作用。

• 妇女们对大跃进的回应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国家对家务活将会在未来得到缓解的承诺。在运动过程中，深翻和密植对小麦产量造成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国家喜见剩余农产品变为工业化资金，于是抬高了农民应缴纳给国家的粮食额度，直接导致许多地在1958年末就出现饥荒。白思鼎指出，在1959年，粮食产量降低到了1951年的水平，但官方粮食征购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虚报产量蔚然成风，党和国家会将如实汇报作物产量解读为不为未来奋斗。
• 只有在需要妇女去田里工作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才会认可家务劳动是浪费时间的。随着农村共产主义的高风险尝试开始失败，对家务负担的分析及试图减轻它们的尝试也开始消失，这集中反映在大食堂的兴衰上。
• “一天劳动换一天伙食”的规则是一种粗略的劳动控制形式，很快带来了消极怠工—产量下降—食不果腹的恶性循环。尽管有自然原因，但1959-1961年的灾害更多是人为的。浮夸风带来的产量虚报，公社食堂的食物浪费，高层领导根据虚报作出的国度收购、减少耕地等决策，直接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死亡率上升、婴儿出生率下降，据Judith Banister估测，当时有超过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 由于食物短缺，妇女纺织成了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关中地区妇女拿着布到山区交换玉米和红薯。
• 大跃进之后，地方认知与国家进步之间的话语进一步割裂。很多妇女用“旧社会”指代1963年饥荒好转之前的任何时候，甚至有妇女用它概括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的整段历史。她们虽很少直接评论国家政策，而是将大食堂记忆为地方性事件，强调自己的感受和生命体验。在这里，时间的褶皱、遗忘和记错本身都应被对待为阐释。
• 除了语言上的滑脱之外，大跃进也使得农业进一步女性化。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男人，使后者可以去建设工程。她们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补偿，但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就陕西农村而言，可以说农村妇女是毛泽东统治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相应地为后毛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 如果没有中国妇女可见及不可见的劳动，中国革命没有可能发生。

十 叙述者

经济改革时期的追述

新的家庭与社会秩序中“多余的存在”，塑造进步的叙事，自我描述为女德典范。

• 改革开放时期，年老的妇女记忆并言说自己的苦难和美德，将自己置于过去家庭的中心，同时遗憾于孩子和孙辈既不了解自己的成就，也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胜过她们。她们中的一些被忽视，甚至遭到虐待。艰苦岁月中，这些妇女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一套无休止地从她们身上榨取劳动和精力的社会安排，她们在家庭中不可见的劳动维持了家庭和社会运作；而现在那套社会安排遭到了批判，家庭领域的重构是通过排斥和惩处她们的方式实现的。
• 50年代土地分配时，她们回顾混乱时代的终结，展望乐观发展的视野；80年代土地分配时，她们则并不认为改革开放终结了糟糕的毛时代，而只是认为改革开放使得物质产品的获得变得更容易了。
• 儿媳地位的提高触动了年老妇女的权威，她们也被认为是老年人问题的责任方（而非儿子）；女儿经济能力的提高及在物质上的慷慨使一些老人欣慰于“养女防老”。

1. 本书有关妇女生活中家庭和运动时间之间的纠缠表明，官方关于政治变革的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极其不完整。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劳动。
2. 老年妇女在面对国家的反复无常和家庭的忽略面前创造出历史的连贯性，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现代人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不平等。她们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
3. 农村妇女讲述的记忆扩展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对构建一个有价值的当下的伦理和政治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