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

导言：

问题的发现

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农村重组和剧变中，农村妇女的声音，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依旧陷于沉寂之中。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然而，在偶尔表现出对解放和集体化的热情以外，还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

问题的提出

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放置在我们对50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么对于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对这些政策的吸纳和重组，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们依据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有利点，并认识到农村各个地区差别甚大，那么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以及“大跃进”等50年代的国家运动对农村的妇女工作又有何影响呢？解放前，什么样的工作被认为体面并且吸引妇女们的，这些工作在50年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妇女生活是如发生改变的？谁是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子，她们在地方上的事件中有多重要？妇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领导是如何发展的？妇女工作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家务劳动、性、婚姻以及育儿？社会张力的最大根源是什么？妇女对自身、她们与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与夫家的联系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她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们的生活进行比较的呢？她们从当下回顾50年代，是如何将当时生命中发生的变故与后来的变化作出比较呢？历史学家琼•凯莉（Joan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女性有文艺复兴吗？”14如果她书写的是中国而非欧洲，那么她也许会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发起革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方式发起的呢？

章节梗概

第一章，“框架”绍介地点的重要性，档案馆资料的不完备之处，访谈的不可预见性，以及记忆的可塑性。

第二章“家里没人”探讨妇女们对混乱的民国时期和1949年共产党的到来的童年记忆。

第三章“寡妇（或领导的美德）”以50年代初期的全国土改运动和互助组的成立为背景。本章检视国家通过指派干部到乡村去长期居住以发展地方村领导所作出的尝试。

第四章“积极分子”，考量的是由年纪较小一些的农村妇女们讲述的为实施1950年《婚姻法》而进行的大规模运动的故事。

第五章“农民”开启的讨论将会贯穿本书剩下的部分：妇女开始全职从事集体化农耕及其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带来的影响。

第六章“接生员”将一系列不断被丰富并肆意流传的关于生孩子如何危险的故事与国家运动宣扬的安全、卫生的接生实践进行对照。

第七章“母亲”探讨的是，接生员们帮忙实现的婴儿存活率上升所带来的预想不到的后果。

第八章“模范”由两部分组成：妇女们如何负责植棉、以及少数几个在全国和地方上闻名的妇女劳动模范如何进入公众视野。

第九章“劳动者”探讨的是，在“大跃进”以及大饥荒时期，国家的运动时间与家庭的内部时间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一章“叙述者”转向妇女在经济改革时期对集体化时期生活的追忆性叙述，探讨仍在进行的有关革命、批判和后共产主义忆旧情绪等议题的跨学科和跨地域讨论。

可能是比较全的大跃进文献综述？

班尼斯特（［Banister］1987年：第59页）称，“大跃进”是“一次企图用增长的农民体力劳动去替代所有供应不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尝试”。英语世界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混合了对民族政治所作的细密分析、区域研究和某一具体村落的研究。

舒尔曼（[Schurmann]1968年：第464-97页）描述了公社的出现和及其组织结构。马若德（1983年：第334页）认为毛“十足的个人统治权威”是发动“大跃进”的关键性力量。有关这个时期的政治决定及其后果，亦见丛进1996年；李锐1996年之一,1996年之二；谢1990年。

薄克敏（［Bachman］1991年）集中探讨了“大跃进”前不久的时期，追溯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一次矛盾，其中的一个团体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而另一个则关心收支之间的平衡。薄克敏认为首要的是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毛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并认为毛一会儿支持这个团体，一会又支持另一个。

陈仲礼（2001年）集中讨论了“大跃进”的起源，并认为1958年是政策革新最重要的时期。他和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3页）一样，认为毛的领导地位对“大跃进”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陈（2001年）也承认，毛无法控制他发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泰伟思和孙万国（1999年：第19页）却认为，虽然毛自己肯定也有犹豫和态度转变，但由于他不愿意遭到其他领导人的质询，从而致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灾难。

吕晓波（2000年）集中研究了中共的政策和干部的行为表现，认为“大跃进”是中共“内卷化”的开始。他用这个词来指共产对在处理民众对基层官员不满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回到曾经在战时有效的组织整合的老方法......用新手法整治官僚化问题”（第73页）。他认为“大跃”进灾难的根源来自于缺乏规范干部行为的准则和用革命目标去代替准则（第111页）。

除了官僚作风，陈（2001年：第280页）还认为：“没有同任务相当的物力，动员和敦促群众成了唯一的办法，群众动员亦逐渐成了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并最终成了一种目的。

”杜勉（［Domes]］1980年：第20-60页）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省一级的研究包括陈仲礼对广东省（2001年：第198-279）和辽宁省（1992年）的研究，以及杜明（［Domenach]］1995年）对河南省的研究。

林毅夫（1990年）运用博弈论对农民投身于公社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是自我强制执行的契约失效的一个案例。贝克（［Becker］1996年）慷慨激昂地论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饥荒。

杨大利（1996年）对“大跃进”饥荒后的复苏和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引人入胜的分析。戴瑞福（［Thaxton］2008年）将对国家的榨取和地方干部的暴力行为的讨论带入到对河南某个村庄的研究当中。

王耕今、杨勋等（1989年：第164-203页）为我们提供了安徽凤阳县的视角。其他地方研究引录在本章他处。

李志绥（1994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以毛为中心的记录。

有关同时期一位河北地方干部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见毕克伟（［Pickowicz］1994年，2007年）。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为开放式的阐释何模棱两可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展现一种无缝隙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这种叙述仅仅是对听故事的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强化。

“足够好”是能引人思考的“好”，也就是有营养的故事。

妇女所得的公分一直比男人的低，虽然适合妇女的任务在不断地增多。积极分子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同男人平等的，但是无论是在田里还是在家中，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和薪酬差距）都被广泛的地视作是理所应当的。P1

在妇联的工作报告和指导方针中，有两种显而易见的假设：第一种需要巡洋那些特属于女性的利益，妇女们才能被动员起来；第二种是，妇女在家庭中影响男人的能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前那种将妇女描写成家长制下软弱无能的受害者形象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妇联的干部们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女人才能与男人平等。合作社会在农忙时安排短期的托儿服务，妇女们轮流做饭，而同时她们还要在地里劳作以争取跟男人同工同酬。1954年中，妇联的工作报告称，加入合作社、担任领导职位、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都在上升。一份相近的初级合作社组织组织方案提议，要确保妇女和男人一样有加入合作社的权利。该方案被1956年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方案明确规定要为妇女保留一定百分比的领导席位，要求合作社帮助妇女们客服那些阻碍他们顺利从事生产的困难，要求对产后妇女采取保护措施，并呼吁要在弄满季节建立托儿设施。P4

在处理同酬和调和社会性别差异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妇联的干部们预期会有关于平等、差异和歧视等问题的论争。类似的论争在十年后在美国出现。合作社“无条件地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可以有多种解释。它是意味着同种工作同酬，还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工作同酬？同等价值应该如何计算？妇联在1955年的工作总结中说到，‘妇女的生理和男子不同。她本身就存在着身体弱，经期，孕期，孩子拖累和负担着家务活路的主要特点。所以我们根据妇女的这些特点来进行工作的..所以体力强，没有孩子的大脚和家务少的妇女分配到远地和坡地做活。体力弱，孩子多，家务多的妇女分配到近处地理做活。’当妇女被分配到的工作不同于男子是，还应该理解为有长期生理不通产生的结果呢？还是由暂时性的不是造成的？还是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劳动分工（家务活）得出的结果呢？应该如何准确地将妇女在年龄、力气、身体灵敏度和及以上的差别考虑在内？特别值得人们主义的是，面对当地领导的冷漠和国家时有时无的支持这些情况，妇联在这个时期的文字展现了界定和倡导妇女利益的决心。..."干部和农民们，无论男女，通常都将这个解释成干农活时所需体力不同而带来的结果"P14

陕西农村各地的妇联报告继续提到，在妇女的工作跟男人的一样、工作的质量也都一样好的情况下，妇女得到的公分通常还是比男人少。然而，妇女们似乎没有抓着更低的工资不放，把它当成是一直以来严重不满的根本原因。很多妇女坚持认为，即使她们在一天的劳动中分配到的工人比男人少，他们依然是与男人平等的。这在某种程度是因为人们一般讲平等理解成是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特征，而不是经济领域的特征。国家将男女平等宣传是一种既成事实，意味着他们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党和国家的官方分析为人，政治平等在国家上来前作保证的那一时刻就已经获得了；妇女享受平等政治地位的能力仅受到家庭里封建残余的限制，而非受到国家用户支持的公分做法的限制P18

男人到哪里去了呢？根据有关社会主义“高潮”的官方资料记载，妇女成为常规的农业劳动力后，男人因此得以腾出来去参加其他的合作社劳动。

Labour as an imagined commodity -- Richard Biernac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