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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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所说，记忆不只需要建立印迹，还需要对这些印迹进行重读。随着叙述者活跃地创造新的意义，记忆似乎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被重新创造。必须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色彩才有可能会改变。每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的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确是过去的事件与现时的特定情况汇集的产物。亚历桑德罗·波特利写道，对历史学者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的沉默后的产物。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页 -
颁发土地证的时候，其他冲突也凸显出来。尽管每户家庭的男人、女人、小孩都分到了土地，土地证却是发给家庭的。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家里所有成年男女的名字都必须出现在土地证上，但在陕西的很多村庄，只有男人的名字出现在证上。这在G村引发了妇联干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冲突。 何改珍在回忆这段很久以前的论争时，提到了“翻身”这个革命概念，其原义为“将身体翻转过来”，引申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压迫并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 1952年末，省妇联让各地方分部去建议当地领导遵守省里的指令，将妇女的名字写到家里的土地证上去。指令的语言明示男领导们应当遵循国家政策，这暗示了在一个并不是总是关注妇女利益的国家机器内，代表妇女利益会遭到的种种挫折。 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土改掩盖了妇女纺纱和织布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在1950年的一次当地妇联大会上，与会者们提到，党阶级标签派发出去的时候，有些织布的妇女被算作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他们说，这违反了党和国家的规定，因为“主要劳动”应该是指农业生产。将纺纱和织布当做主要经济活动的妇女可被划分为“劳动者”，但只有一年中耕种达四个月的妇女才能被算作“农业劳动者”。这项规定或许可以使贫困的纺织家庭不被贴上更富有阶级的标签。然而此于同时，此规定也将注意力从妇女在非农业劳动上的贡献转移到家庭收入上，开始了一个妇女在家产布将不被算作有酬劳动的漫长过程。 妇女在拉开土改序幕的政治对抗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土改本身却对妇女产生了极为矛盾的效果。它在土地分配时算上了她们，却不总是把她们的名字加到土地证里。妇女被号召起来向地主诉说受到的剥削、特别是女子受到的虐待之苦，但妇女纺织生产付出的劳动却被遮掩了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土地改革 -
关于曹竹香等劳动模范的官方记载对植棉、与自然作斗争、政治敌人背信弃义等题材进行了生动流畅的记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对有关孩子方面却缄口不提。尽管 50 年代发行的刊物谈论了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设施,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劳模需要这种托儿帮助，以便发挥她的历史作用。我们如果不赞同那种认为母亲与孩子有着神圣纽带联系的本质主义论，也不想当然地认为关心育儿是一种“超历史”的定式，那么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将这种缄默看作是国家带来的失败，甚至看作是一种图利忘义的尝试：把妇女宣扬为模范，却从不认可她们为模范角色所付出的物质和情感。总之，这种缄默可以被解读成是进一步追随了长征的错误理念：国家干脆假装妇女的情况跟男子的一样，将女子吹捧成为跟男子平等、一样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然而，这样的谴责不管多么让人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女劳模们曾经是如何满怀热情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带明显的矛盾态度）承担起模范的职责，也忽视了劳模地位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以及这一地位势必带来的日常工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干部、忠诚、轻描淡写 -
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在中医和礼仪的文字中，分娩本身被视作是一个不洁和危险的场合。 南郑县一句流行的谚语概括了这种危险：“儿奔生，娘奔死。” 难产的情况下，母子的生死便取决于当地产婆的技术。1950 年代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产婆，这些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婴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用斧头砍绳，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 这样似乎是为了以井口来象征产妇的阴门，井绳象征脐带。）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问产妇的长辈要孩子还是要母亲；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 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 “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西瓜生”是指胎儿生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然而，有经验的产婆则会用手把浆包撕开，把婴儿拉出来。如果婴儿不啼哭，她会撕下一片糊窗户的纸，放在婴儿胸前焚烧以助其呼吸。18 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有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 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如果婴儿的屁股先出来（莲花生），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婴儿的头就先顶出来一个包（顶包生），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19 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这些描述突出了有经验产婆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她们有时采取的残酷措施。1949 年以前的陕西农村，分娩时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石翠玉的母亲和两个婶婶都于一百天内相继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接生员 -
解放后不久，共产党和国家即开始努力复训旧产婆和培训新法接生员。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接生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而是实践上的：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要广泛和有效得多，相应地中共在农村的接生改革也影响了更多的人。 例如，1950 年 6 月，在两名助产士的陪同下，年轻的妇联工作者们来到了西安以南的长安县西韦曲村。她们此行的目的是调查农村的妇婴工作——这一举动如此之早令人吃惊，甚至比土地改革开始得还要早。她们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当时村民们正忙着麦收和筑坝，大多数妇女都在田里劳动，无法开会。由于调查人员询问孩子和给他们接生的情况，有的村民担心她们是来抓孩子或惩罚产婆的。面对充满困惑和疑虑的沉默，工作组不得不将工作从西韦曲转移到东韦曲，正好有一个当地的妇女主任在那里。在她的陪同和许可下，她们走访了各个生产队队长（每个都是男性）的家，向他们的妻子和姑嫂解释调查的目的。通过这种方法，她们找到了 6 个产婆并对其一一走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接生现代化 -
用生产运动的时间进度来衡量妇女生育健康的进展的做法在“大跃进”时期愈演愈烈。1958 年 8 月，妇联在泾阳县召开了一次全省卫生工作者大会，计划在农村建立产院。114 陕西省副省长李启明把建立产院列为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他指出，全省农村已经建立了 2，626 个产院和 524 家医院，作好了“推动卫生工作的全面大跃进”的准备。他指出，产妇和婴儿在产院呆11 天才花 6 元钱，而在这段时间丈夫可以集齐值 30 多元的工分，还说，“再以该县 1957 年住院产妇四百五十一人计算，每人住院平均按十天计，就可节 省出照护大力四千五百一十个劳动日从事农业生产。”将生育和产后护理社会化对家庭收入和集体经济有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接生合作化 -
身强体壮、没有孩子、家务活计不多的天足妇女被调到更远的田里或山里去劳作。身体更弱、有孩子或家务繁重的妇女则被安排到附近的田里劳作，工作的任务也更轻。每个合作社有个妇女队长负责为经期或怀孕的妇女安排更轻的工作任务。在T 村，每个育龄期的妇女都有块写有她们名字的牌子挂在生产队里，行经的妇女如果要申请更轻的任务可以自己把牌子翻转过来。挣取工分的需要通常使得妇女们不会提出这类请求。但给每个妇女挂一个名牌这一举动建立了一种规范，即一个妇女的生育状态关系到集体利益。几十年之后，随着国家颁布的严苛的计划生育法令，这一规范将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接生合作化 -
无论从礼俗上来讲还是从实践上来讲，通常妇女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不能常回娘家了。这也通常是婆婆全面掌管儿媳生活的开始。1949 年前后的接生故事中，婆婆一直扮演着主角，她们的形象也通常不是什么正面的形象。许多妇女都将流产归咎于跟她们跟婆婆或者是夫家年长的妇女之间的肢体或情感上的冲突。许多妇女在回忆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首先感到的不仅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婆婆、丈夫、或者二者的冷漠和袖手旁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超越运动时间：接生的故事 -
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这种精神不但为她同时代的接生员所共有，还被国家的出版物所赞扬。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那带有红十字的医药箱不见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都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把医药箱带到了幽冥之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但反应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的神怪故事几乎都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比如余华《世事如烟》） 然而刘西罕的恐惧还不止这些：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因为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科学的世界和一套关于接生员的旧观念碰撞到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刘西罕和有关生育危险的魑魅魍魉 -
1953年初，陕西省宣传部部长甘一飞在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为落实运动作准备。他的讲话说明了婚姻自由是如何跟家庭稳定和国家建设这样的国家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封建婚姻制度是一种罪恶的制度，是妇女的枷锁，也是男人的枷锁……由于不是双方出于爱情，所以结婚后便不合房、打架、吵嘴、摔破碗、砸烂锅、睡在炕上不动弹。弄得妇女或者男人无可奈何，跳井上吊…另外由于婚姻不满不合房，也就产生了通奸事情。有一个男人几个暗女人的，也有的一个女人个暗男人的。因通奸引起互相谋杀，又直接影响了社会治安…咱们陕西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杀的妇女就有一百九十六人，男子几十人。这说明贯彻执行婚姻法，不仅是妇女解放的问题，而且也是男子解放的问题……解除婚姻制度对妇女最有利。所以，妇女对解除封建婚姻制度最迫切，也最坚决，特别是青年妇女。这也是男子的问题……婚姻问题解决得好与不好，也就是决定过痛苦的日子，还是过幸福的日子，是过家庭和睦的生活，还是不和睦的生活。所以，这不仅是夫妻问题，家庭问题，也是有关解放社会生产力、民主团结、民族团结、抗美援朝以及生产建设的大事。绝不能只看做是妇女或妇联的事情，是法院的事情或区县干部的事情。这是一切男女，特别是一切革命同志的责任。 甘直接说到了干部们互相勾结和无能的问题： 有些干部保守思想，拒绝婚姻改革，反对男女婚姻自由，反对离婚…长安县有个地方夫妻俩人不合。干部要人家订晚上睡觉要脱裤子的爱国公约。这个公约行不通，晚上乡长就在窗下叫女方把裤子掷出来，掷出后，俩口在炕上打架，最后没办法又把裤子掷进去了。像这样实在感情不合的就可以离婚…有些同志对这个精神没有弄清楚，说夫妻不合是怪男方或女方，我们说不怪男方也不怪女方，只怪旧社会的封建婚姻度。 甘也提出要建立团结的联盟： 不能只是少数青年妇女或只是妇联少数人鼓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婚姻法》 -
是年秋，陕西省委也跟着编了一套有关本省社会主义建设的书。陕西省的版本虽然凸显了成功的事例和必将迎来的光明结局，但也记录了许多问题。农民们列举了他们对放弃土地的担忧，并对寡妇及其他弱势家庭如何能只靠劳动收入而生存下去表示极为怀疑。书中给出了合作社为家中没有壮年男子的妇女安排更轻的劳动任务或提供物质帮助的例子。书的编者们用流畅的文笔说起妇女可以做出的贡献一一只要男人相信妇女也有用的话：“这个农业社妇女参加劳动的显著成绩和生动事例说明了妇女群众在生产战线上的战线上的作用有多么惊人！在合作社里，如果至今还有人仍然说妇女‘不顶事’，甚至不想付给妇女以公平合理的劳动报酬，那就可以用这一篇文章驳倒他，让他感觉到缺理”。编者们继续提到，干部们花时间和技巧去动员妇女是成功的关键。如之前的运动一样，这项任务主要落在妇联的头上。 1956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陕西省号召妇女每年为合作社工作150天，而不是平常的100天左右。（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植棉区，妇女平均每年大概工作的天数已经是150到200天。）妇联组织了劳动竞赛看哪些生产队有最多的妇女劳动者或能使某项作物获得丰产。妇联干部也注重培养“妇女骨干干部”到合作社去供职。妇女队长在动员妇女去地里劳动中至关重要，正如前积极分子刘冬梅所说，你不去，你车头不动，车尾巴就不得动，你得好好地做活。省妇联定期为数百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妇女积极分子”召开会议，让她们汇报自己的经历、领取奖励和设立目标。 尽管妇联的蹲点干部们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妇女参与合作社活动的情况还是参差不齐。1956年一份有关陕南四个县（包括T村所在的南郑县）的报告指出，有些地区的妇女并没有在需要她们劳动的地方出现，还有些地区的合作社则没有为妇女找到足够的工作让她们忙活。报告说，妇女们作出了如下一 些评论：“社会主义咋带来幸福？人变成牲畜？”；“咱每天都翻士，这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动员妇女 -
首先，对已婚和未婚妇女而言，能在田野里和其他同龄妇女一起并肩工作令人愉悦，并且扩展了她们的社交世界。挣取工分的需要战胜了之前母亲、婆婆和丈夫们对妇女“外出”的反对。要求妇女集体进行劳动的规定为年轻的妇女们提供了一个被批准和认可的、可以互相见面的场合。而早在十年前，这些年轻的妇女们可能都只能孤单地待在各自的夫家。在一块做活人多热闹，自己在屋，一个人做活心里发慌，感觉到这人多做活心里舒服。同田野劳动一样，合作社里数不清的晚间会议也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年轻妇女见面的机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动员妇女 -
在Z村，妇女被认为适合干各式各样的重活，但任何跟机器有关的活却属于男人的职责范围。妇女们拖着粮食去集体所有的磨盘为家里磨面粉，然后自己牵着集体的驴子绕着磨盘转。当Z村终于买上了一个水力发电机时，发电机便成了生产队里的副业，男人操作机器并获得工分。从初级社开始，男人就经常被分配去到小型食品加工厂（包括做豆腐）或砖瓦厂这些地方去从事集体副业。一些有限的由妇女从事的副业给的报酬往往比男人从事的副业要低。 大部分需要在路上、即使是短暂地在路上的工作，都分配给了男人。Z村的合作社让男人去做运输工作，去丹凤县城卖鸡蛋以作为社里的副业。男人将卖鸡蛋得到的钱交给社里并获得工分。男人被派去为社里做一些如买农具和请木匠这些跑腿的杂活。和曾在50年代被派到新疆工作的乔引娣的丈夫一样，关中和陕南地区很多男人都延续了解放前那种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去工作的做法。1956年，关中地区有13，000农民在西安市当临时建筑工人。123有些男人在新的农村机构，如个人提供贷款的村信用站和为集体提供贷款的乡镇信用社，做兼职工或全职工，如果一个男人在最近的镇上做全职的行政工作，那么他通常都有工资，而不是工分，这样一来，便能为家里挣得一份不跟年收成挂钩的收入。男人也很有可能被合作社派到村外面去修建水库。例如，在T村附近修一天的水库可以获得二十多工分的收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农事女性化 -
很多妇女坚持认为，即使她们在一天的劳动中分配到的工分比男人的少，她们 依然是与男人平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一般将平等理解成是公共领 域和政治领域的特征，而不是经济领域的特征。国家将男女平等宣传成是一种 既成事实，意味着他们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党和国家的官方分析认为，政治 平等在国家上前来做作保证的那一时刻就已经获得了；妇女享受平等政治地位 的能力仅仅受到家庭里封建残余的限制，而非受到国家拥护支持的工分做法的 限制。 这个“国家宣传”的ᨀ法掩盖了一些需要深究的问题。国家通过表明妇女与男子平 等，使“不平等”变得不可被言说或者至少很难发出声音。不平等于是被遮蔽和再生 产，甚至被大谈特谈。感谢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出了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
如“恓惶”一样，“封建”一词并不是只存在于解放前；我们在关于解放后社会的故事里，特别是有关对年老的公婆或落后丈夫的态度时，会发现 “封建残余”这样的词。然而，不像“恓惶”，“封建”一词总是处在不断被取代的过程。故事说，解放后妇女不再被束缚在家里。革命赐予了她们另一种独特的人格：她们能安全地进入非家庭领域，为经济做贡献并主动参与政治。 出去开会和上班、在田地里劳作、对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有发言权、成为妇女 干部或劳模——这一切都取决于她们在乡村的空间里活动、有时甚至超越这个空间的能力。 诉苦故事暗含了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并暗示了二十世纪初的可怕苦难的终结。如果把这些故事看成一个类型，则它们都有相同的叙事弧：“恓惶”是 问题，“封建”是问题的根源，“解放”是解决方案。然而，虽然这个公式化的说法很有力，但这些故事的细节传递出的信息通常比这个叙事弧透露出的信息要更为复杂。尽管诉苦的故事线强有力，但它却几乎没有突出那些使农村妇女“恓惶”的重要构件：身强力壮的男性亲属的缺席、带威胁的陌生男人的存在；喜欢压榨的国家官员、国家并未供任何救济；要求妇女几乎只靠她们自己的劳动谋生、并为孩子提供吃穿。“恓惶”并不总是像故事讲述者说的那样，只属于解放前的过去。它有力地描述了集体化时期生活的某些方面，妇女在谈当下的改革时代时也频繁地用到这个词。 与此同时，“封建”以及有关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的故事套路却总是与妇女们讲述的故事细节相矛盾。山秀珍辗转各地的经历表明，30 和 40 年代的女子通常并不束缚在家庭空间内。她们在混乱的外面世界奔波流离，不过这种身体上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解放和摆脱束缚，而是意味着艰辛、危险、抛头露 面和羞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班尼斯特（［Banister］1987年：第59页）称，“大跃进”是“一次企图用增长的农民体力劳动去替代所有供应不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尝试”。英语世界对“大跃进”的学术研究混合了对民族政治所作的细密分析、区域研究和某一具体村落的研究。 舒尔曼（[Schurmann]1968年：第464-97页）描述了公社的出现和及其组织结构。马若德（1983年：第334页）认为毛“十足的个人统治权威”是发动“大跃进”的关键性力量。有关这个时期的政治决定及其后果，亦见丛进1996年；李锐1996年之一,1996年之二；谢1990年。 薄克敏（［Bachman］1991年）集中探讨了“大跃进”前不久的时期，追溯了两个团体之间的一次矛盾，其中的一个团体偏向于发展重工业，而另一个则关心收支之间的平衡。薄克敏认为首要的是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毛所认为的经济发展，并认为毛一会儿支持这个团体，一会又支持另一个。 陈仲礼（2001年）集中讨论了“大跃进”的起源，并认为1958年是政策革新最重要的时期。他和泰伟思、孙万国（1999年：第13页）一样，认为毛的领导地位对“大跃进”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陈（2001年）也承认，毛无法控制他发动的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而泰伟思和孙万国（1999年：第19页）却认为，虽然毛自己肯定也有犹豫和态度转变，但由于他不愿意遭到其他领导人的质询，从而致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灾难。 吕晓波（2000年）集中研究了中共的政策和干部的行为表现，认为“大跃进”是中共“内卷化”的开始。他用这个词来指共产对在处理民众对基层官员不满时所采取的方式，即“回到曾经在战时有效的组织整合的老方法......用新手法整治官僚化问题”（第73页）。他认为“大跃”进灾难的根源来自于缺乏规范干部行为的准则和用革命目标去代替准则（第111页）。 除了官僚作风，陈（2001年：第280页）还认为：“没有同任务相当的物力，动员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考虑到陕西农村的情况，或许是时候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即农村妇女是毛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相应地为占据了当代中国新闻报道头条的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国家资本原始累积”中一些重要的部分属于看不见的累积，在基本的农事、以及种植像棉花这样国家要求的作物，都主要成了妇女的工作的那些年里得以完成。尽管有关睡眠不足和夜间做针线活的记忆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些兢兢业业的累积者们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却一样不为人所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7页 -
国家将过去对妇女行为举止得体的要求痛斥为“封建”，那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竹香作为一名甚至在解放后都拒绝再嫁、恪守贞节的寡妇的个人情况却增强了她的模范形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1页 -
挣取工分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如何以及跟谁一起度过时间，扩大了妇女的关系网路和社会影响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1页
作者: [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 贺萧
副标题: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isbn: 7010167818
书名: 记忆的性别
页数: 439
译者: 张赟
定价: CNY 88.00
原作名: 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7-4-1
装帧: 平装